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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中华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


来源:光明网

主流文化的治国理政价值观,这是从政府到基层群众都关心的话题,它涉及到我们政府行为、政策导向的根据。怎么把握中国传统文化里边主流的治国理政理念?

 

陈来,1952年出生于北京,祖籍浙江温州,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著名哲学史家。

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观

主流文化的治国理政价值观,这是从政府到基层群众都关心的话题,它涉及到我们政府行为、政策导向的根据。怎么把握中国传统文化里边主流的治国理政理念?

首先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这四个字是见于《管子》,中国讲的以人为本有鲜明的特色,这个特色就是从西周以来,中国文化就向着一个新的方向发展。全世界古代文明的文化都是以神为本,中国早期历史在商以前也是以神为本,但从西周开始,从周公封于鲁开始,他的思想就从以神为本的文化开始转向以人为本的文化。西周时期开始有一种思想,说神依人而行,是依靠人存在的。

为什么有这样的思想?当时有这样的观点:依靠人的祭祀,神才存在,没有人的祭祀,神就没法存在。这就是说人世是神世的根本。这种思想在西周得以发展,形成了西周文化的人文主义的思想和特色。这就是中国人以人为本思想的最早起源。

春秋后期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绝大多数都是以人为本的。只不过在强调以人为本的同时又有不同的发展方向,对人世的发展、协调、整理有不同的理念,但坚持人世优先,这是大家共同的想法。比如春秋的时候,有的思想家就提出,“天道远,人道迩”,迩就是近的意思。孔子其实也讲了类似的话,“敬鬼神而远之”,就是我们要把注意力放在人世上。

为什么要敬鬼神?我想从孔子的角度来谈,他承认神灵的存在,但神灵对人的作用有多大,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通过敬神,保留人的一种敬畏感。在一个古老信仰的传承下,虽然我们今天强调人世,但依然要保留一份对更高存在的一种崇敬和神圣感。为什么中国古人在政治管理方面积累很多智慧?是因为很早中国人就把主要的精力投放在人世的管理上。

第二以德为本。这与今天我们提倡的以德治国的思想类似。如果说以人为本是跟以神为本在比较中形成的,那么价值观、价值理念一般都通过理想、通过对不同事物的取舍和比较建立起来,一个人的价值偏好、如何选择,就是一个人的价值观。

以德为本的对立面就是以刑治国,强调政令、刑罚的作用,忽视道德的作用,这是孔子反对的。孔子的思想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中国古代的主流治国理政理念中,孔子的思想有很大影响,这就是以德为本。

第三是以民为本,也叫民本思想。《尚书》中已有“民为邦本”的思想,邦就是国。在《尚书》里边,应该说有不少这样的思想。到了孟子,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也是在一个比较中看出你的价值选择。在孟子以前虽然有民为邦本的思想,君王还是占绝对的主导地位。可是在孟子所表达的政治里面,君为轻。不管是君王也好,还是他的王朝也好,都比不上人民重要。这样一种以民为本的思想,反映了我们中国古代主流的治国理政的重要方面。

最后是以合为本。以合为本的合,就是强调统一性,在国家的层面就是统一而不能分裂,它最高的表现就是天人合一,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今天我们强调的价值观,讲中国人的理念,必须也有一个更高的视野。十八大报告里,特别强调生态文明建设,这非常重要。我们在讲发展时,一定要考虑生态文明的建设、维护和涵养。这一点与我们古老的思想资源结合起来,就是讲天人合一,中国人都趋向于合,而不倾向于分。人与自然的统一,天人合一;多民族融合统一,也是一样。中国从政治、从治国理政再往上提高一层,我们叫天人之学、天人之际,这涉及到哲学的宇宙观,就是注重合,不注重分。

传统价值观的特色

如果我们把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近代文化,西方近代的价值观作为一个比较的对象,我们怎么来把握在社会层面的中国传统价值观体系,它的特点是什么?因为习总书记最近一直在讲我们有中国的国情。国情是从价值体系来的,这个中国特色价值观的特色、特点就是我们的中国国情。

中国传统社会价值观念跟西方近代相比,有很大不同,第一个特点是“责任先于自由”。就是很强调个人对于他人、对社群,甚至对自然所附有的责任。责任意识非常强。我们讲以天下为己任,孟子就讲过了。古人在汉代就明确要以天下为己任,己任就是责任。从古代先秦的“君子”到汉代的士大夫,有一个很突出的责任意识,就是对天下的责任心。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汉代思想到宋代的士大夫,代表就是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忧乐以天下为先,就是我们历史上最典型的例子。

第二个特点,是“义务先于权利”。西方近代社会非常强调个人的权利,但我们儒家思想里,强调的是义务。梁漱溟,他在山东做过乡村建设运动实践,在这个实践里边,给他感触最深的就是中国人和人的关系,义务为先,互相承担义务,这是中国人伦理的一个特色。我们今天讲中国人的伦理,就特别强调义务感。当然这是一个开放的义务感,决不仅仅指一个人的家庭义务。家庭义务是必需的,义务还要从家庭放大,从家庭可以放大到社区,从宗族(就是古代社区),再到郡县、国家、天下。中国人的伦理观念,特别强调义务感,而不是伸张个人的权利。

第三,“群体高于个人”。西方的人本主义更多的是以个人为本,但是我们中国的以人为本,不是讲的以个人为本,还是以群体为本,所以群体是高于个人的。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利、群体先于个人,这是中国人古代价值观的特色。中国人的群体意识非常开拓,不是一个小团体主义,一个地区主义。中国人以天下为己任,很早就超越了地方局限性,是大天下情怀。《论语》里讲,“四海之内皆兄弟”,《礼记》说“以天下为一家”。如果说家是中国人的基本观念,家庭关系是中国人的基本关系,中国人早就把这个“家”的概念、“家”的关系扩大、扩充了。

第四,“和谐高于冲突”。看看文化史会发现人类的文化里充满冲突,充满斗争、流血。但中国文化更强调和谐。西方的文化强调个人,总以自我为中心,克服别人、占有别人,排斥异教。所以西方历史上的宗教战争非常残酷,但中国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宗教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它的根源都是在西方和西方文化。近代日本也是接受了西方的帝国主义文化,在东方侵略。所以我们从价值观来讲,因为中国传统“和”的理念,也体现在处理和周边国家关系上。历史上,当然我们也有个别帝王发动侵略战争,但总体讲,这些皇帝的作为是违反中国的主流价值观的,在主流价值观中是受到批判的。中国是以安土睦邻为先,总体来讲,我们强调和谐高于冲突。

传统价值观的转型发展

中国传统价值观中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利,这个“先于”今天还要坚持,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特色,我们没必要跟西方人一样,什么都是个人权利为先,伸张个人的要求为先。但对这一点不能极端地理解:比如责任先于自由,但完全否认自由是不对的;义务先于权利,但完全忽视权利,也是不对的;群体先于个人,但不尊重个人、不关心个人,这也是不对的。如果我们想把传统价值观的传统转化,加以发展,我们要坚持这些“本”“先”,但是同时我们也要关注那些“被先于”的内容。

儒家的以民为本,今天我们还须坚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从中国发展现实来看,要坚持以民生为先。古代的以民为本的思想,它也有它的一些偏向,就是民生比民主重要。今天要将此加以现代性的转化,法制建设要加强,民主建设也要加强,要扩充社会主义民主,保障大家的权利,包括政府。所以从这一点来讲,我们今天如果把传统价值观加以发展,我们在坚持民本、强调民生的同时,也要注重民主。

最后,“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儒家思想强调社会和谐,是比较重视公平和平等的。我们社会的价值观认为平等比富有更重要,就是平等比财富更重要,所以不患贫、不患寡,患不均、患不安。

经历了“文革”,经过了人民公社时代,我们知道,对均平的追求,不能变成只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完全忽视社会发展。现代社会,我们应该允许财富和财富增长的追求,也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当然我们最终是要推向共同富裕。要正确、辩证地理解平等和财富在发展中的差距。这既是个价值理念的问题,也是个辩证把握的哲学观念问题。

传统美德的现代传承和转化

我国的传统美德形成于西周春秋时代,定型在孔孟荀早期儒家思想。在春秋时代,已经就有很多关于道德的观点产生。这个时期,没有一个主导的观念可以带领各种道德观。但是我们可以说,在春秋后期比较流行的道德,一个是“忠信”、一个是“智仁勇”。当时在整个中原文化里,比较流行的就是忠信和智仁勇。到春秋末期,在孔子思想中,“仁”是最重要的德行,最重要的道德。“义”应该说在春秋的时候也受到重视,但地位不太突出。包括孔子思想里,仁和义也差很多。到墨子时代突出了“义”,这影响到孟子,孟子发展了“义”,跟“仁”并列,形成仁义。所以从孟子开始,仁义成为儒家最重要的道德。孟子又把仁义礼智四者并列,成为四德,这是大家熟知的,经过汉代推崇,加了“信”,成为我们历史上中国人道德生活中最有影响的仁义礼智信。仁义礼智信称为五常,跟五行对应。五常成为两千年来影响中国社会至深的基本道德。

在儒家推崇的四书五经里还有一些道德德目,他们跟四德五常一起构成了儒家完整的道德体系比如说孝悌、中和、诚敬。在中国古代,在实际的社会生活里面,我们刚才讲的孝悌、中和、诚敬等是跟五常一起发生作用,它们共同支配着我们中国人的道德思想、道德生活。

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孝。孝不在五常里头,可是我们没有人能够否认孝在我们中国人的道德生活里面,它是占有重要而且非常突出的地位。但是孝它没在仁义礼智信五常里,你说中国人不重视孝吗?不能这么说。因此我们说,我们平常讲仁义礼智,讲四德,它作为道德规范和德行的条目,对中国文化来讲,它是有代表性的,但是也不能说它就能全部覆盖我们的道德观念、道德生活。

为什么仁义礼智这四德在历史上,在儒学的理论里边被认为最重要、最突出?为什么不把孝放在里面?儒学有自己的思考。在实践中大家当然都非常重视孝,应该说孝是内在于特定的伦理关系里边的。但是仁义礼智已经超出了特殊的伦理关系,变成一般的人与人关系规定的准则。它不是一个血缘的伦理,也不是一个特定的政治关系伦理,孝是一个血缘关系的伦理,特定的政治关系伦理就是忠。而仁义礼智比起孝、比起忠,它有更加普遍的美德的意义,更加普遍的一种人际关系准则的意义。儒学的理论,也有一定的道理和根据。

但是我们讲,在古代每一个德行的条目,它都不是单一的、简单的。不管是忠、孝、仁义礼智,每一个道德的条目,往往有不同的层次的意义,既有它特定的、具体的意义,还有它扩大的、普遍的意义。比如说忠,忠我们刚才说,它主要是一个特定政治关系,君和臣之间,臣应该担负的一个道德义务、一种道德规范、一种道德条目。但是忠它也有扩大的、普遍的意义,就是可以是忠于政务、忠于国家社稷。要全面理解君臣关系的忠,它也不是简单的顺从,能够犯颜直谏这也是忠。到了春秋战国有了更普遍的意义,就是尽心为人,《论语》中就有这样的例子。

忠信在春秋为什么特别流行?因为在春秋的宗法社会里,忠信特别适应这个社会的需要。到了孔子时代,在道德观念上已经突破了传统的封建社会,也突破了血缘关系,把仁变成人与人的基本关系的一个最重要的道德。战国时期仁义都成为重要的道德。仁义之所以重要,不是因为孔子、孟子特别提倡它,而是当时的时代需要它。战国时代封建的宗法制度处在一个衰朽和变化中,所以个人对宗法政治的道德义务,就让位于那些含义更普遍的社会道德和人际关系准则。

仁义不仅是个人的道德,仁义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中,它也是社会价值。但是五常里面应该说不见得都是社会价值,比如五常里面讲“智”,它虽然也有超出个人道德的意义,但是它就不是一个社会价值。可是仁和义,它就是,除了是个人的道德,也是社会的价值。

今天我们回顾关于仁义礼智的意义,我们也要给它做一个说明,我们今天怎么概括、把握他们作为个人道德的意义。首先是仁,仁的意义在历史上争论是比较少的,特别是唐代以后,因为韩愈讲,“博爱之谓仁”。当然孔子已经讲“仁者爱人”,这个爱人,应该说孔子所讲的仁,已经超越了亲属间的亲缘关系。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它已经变成一个大爱无疆,有广阔、深厚的含义。

四德里的礼,本来是强调仪式、礼节,而且特别注重行为面貌的修饰;因此四德里的礼,作为道德就是遵礼守礼。义,它早期是对亲属以外尊长的尊敬。义的进一步普遍化,就变成对所有的长辈,包括亲属长辈和亲属以外长辈的尊敬。可是因为后来礼的条目它涵盖了对长辈的尊敬,所以义到了孟子以后,就越来越变成一个跟羞恶有关的德行,义的含义越来越变成坚持道义、去恶扬善。智是比知识更高一级的认识层面。作为一个道德的德目,是对道德知识的一种辨识、一种掌握能力。所以对个人道德的德目来讲,仁就是敦厚慈爱,义就是坚持道义,礼就是守礼敬让,智就是明智明辨。

我们说作为个人道德,仁义礼智是这个意思,但是我刚才也讲了,仁义礼智里边的仁义,它不仅仅具有个人道德的意义,它还是社会价值。比如说仁义有更广的社会意义,孔子讲仁,仁是作为道德。可是孟子讲,“天子不仁,不保四海,卿大夫不仁,不保寺庙”,所以仁也是政治的普遍原则,所以在汉代以后的两千多年的中国的政治文化里,应该说在理论上仁都是一个主导的政治和行动的原则。这就不仅是个人价值,还是这个国家、这个社会的政治行政基本原则。所以你看,唐太宗《贞观政要》,以仁为本,仁义为首,仁义作为基本价值,这就是已经超出了作为个人的道德,也是社会政治的最基本的价值。仁再发展,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大同,变成一个最高的社会理想。

义,《左传》里讲“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是一个正义的概念,孟子说“杀一无辜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把别人的东西据为己有,那是违反原则的。所以义在古代很多地方都是作为正义来使用。

  所以我们说仁义礼智不仅仅是个人道德,也是古代社会的社会价值、古代社会的基本价值。比如说就社会基本价值来讲,仁要强调仁政惠民;礼是强调文化体系,义就是社会的正义原则,和是和谐团结。除了我们讲的这些道德条目以外,还有很多跟这些德目有密切关系的修养方法,比如克己、反身、正心诚意、慎独等等。

除了在经典中的这些说法表达了我们的道德价值,另外在每个时代的社会文化里,也有一些流行用语表达主流价值。比如宋代讲究“节义廉耻”,明代后期讲“忠孝节义”,你看明清小说里充满了忠孝节义,它就是社会流行的。

传统美德的传承转化

帝制推翻后,近代以后的政府需要在不同时期提出新的道德规范。1912年,民国政府提出“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德为立国之本,前四字见于孟子,后四字见于管子。孙中山是个革命家,可他非常重视传统美德的传承转化。如忠孝,孙中山很讲究忠孝,他认为这个时代不能提倡忠君,但可以忠于民、忠于事,为了事业的成功,就算牺牲也在所不惜,这便是忠。我看孙中山就是把孔孟之道的“忠”做了现代的传承转化。他认为古时候讲的忠是忠于皇帝,民国成立以后,没有皇帝,但还是要忠,要忠于国、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效忠。这就是孙中山对传统道德观念的转化。后来孙中山也提出八德,就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孙中山认为,中国人不能忘记存在的共有道德,新的道德规范必须传承转化古代道德,不能完全另一套。孙中山曾经讲过:“因为我们民族道德高尚,所以国家虽亡,民族还能存在,并且还有力量同化外来的民族。所以宗本及源,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族群体以外,就是要把固有的道德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旧道德,才有固有的民族地位,这个固有的民族地位才能恢复。”他十分重视固有道德在今天民族复兴中的地位。

孙中山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在八德的基础上又加上“礼义廉耻”加以提倡。比较之下,礼义廉耻更侧重个人道德。孙中山提倡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是结合社会的价值需要,忠是忠于国家、忠于人民,这都不是个人的。这12个字成为国民政府提倡的主流道德,也是传承中华固有道德的一种方式。

梁启超曾写过一篇文章,叫《新民说》。《新民说》强调提倡公德,说我们中国人以前讲的都是私德,所以近代人要特别提倡公德。梁启超讲的公德的核心就是爱国、利群。梁启超的《新民说》认为公德和私德是同等重要的,但是认为公德的基础是私德。私德就是个人基本道德。今天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提倡爱国,爱国是公德,提倡友善诚信,这就是私德。梁启超的《新民说》,这个关系不是并列的,这两方面虽然都重要,但是就个人来讲,基础是个人品行、个人道德,这个是基础。所以私德一定是公德的基础。我们中华美德在这方面有深厚的资源。

个人道德的重要性

梁启超所讲的私德和公德,都是以个人为主体的道德问题。私德也好、公德也好,都是以个人为主体的道德要求,但是自由也好、民主也好,都不是落实在个人主体上的道德问题,这就是价值概念与道德概念的不同。

习总书记所强调的讲道德、遵道德、守道德,都是强调要落实在个人身心实践上的道德。这是我们在从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实践时,在理论上必须明确的。习近平总书记讲的,继承弘扬传统美德,中华美德的继承转化,这些主要是就个人道德和个人道德修养的内容来讲的,用梁启超的话来讲,“重点还是私德”。所以总书记最近讲的加强道德建设、形成道德规范、树立道德理想,讲道德、遵道德、守道德,我们说主要都是就个人道德讲的,要落脚在个人的基本道德上。最终是要指向我们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怎么做人,这很重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社会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我们今天应该主要是讲公民道德,而公民道德大部分的主要内容都是公德。其实西方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早就讲过,“公民的道德要求是比较低的,善人的道德要求品德是比较高的”,做一个公民和做一个善人是不一样的,作为一个公民,他的要求应该说属于爱国守法这样一些基本要求,不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可是作为一个善人,他的道德要求是比较全面的。如果从政治、从法律上来讲,对公民的要求还是一般性的要求。但是就社会、就文化,特别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我们不仅要求一个公民的道德,还要求一个善人的品德。这就是我们讲道德、守道德、遵道德时,需要了解的重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培育、践行是更重要的话题,它与中华文化的价值观、美德体系有怎样的联系?我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要以中华文化的主流基本价值观作为基础,作为源泉,作为立足点,作为根基,作为根本,作为命脉。今天我们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提炼和提出,首先要有一个文化的基础,要以中华传统的价值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基础,他讲了六条,就是“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观,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提炼把握,怎么把它跟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观结合起来?中国文化基本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关系就是,传统的主流价值观是今天的主流价值观的基础和源泉,是立足点,是根基,是根本,是命脉。

其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实践,具体的操作,一定要以中华美德体系的传承和实践为条件、为落脚点。今天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要培育、要践行,怎么践行?怎么培育?我认为就是要以中华美德体系的传承和实践作为它的根本条件,作为它的根本落脚点。一定要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跟传统美德的关系。而其中加强个人基本道德的培养,是特别重要的。

关于个人基本道德,我从儒家文化的角度,提出分三组:第一组,就是个人基本道德,就是仁、义、诚、信、孝、和。我们如果用双字词,就是仁爱、道义、诚实、守信、孝悌、和睦。第二组是次一级的,忠、廉、强、毅、勇、直,就是忠实、廉耻、自强、坚毅、勇敢、正直。第三组是关于公民基本公德,这是从儒家的角度提的,不是站在国家的角度,作为个人基本公德,就是爱国、利群、尊礼、守法、奉公、敬业。不管私德公德,都是要最后落实在个人上实现,今天我们要把它细化,从儒家的立场上提出这样一个体系,它是强调个人道德的体系,也是从儒家的立场来讲的。

所以我的基础观点是这样的:一方面我们要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培育和实践,另一方面一定要注重中华美德体系的传承和实践。从个人基本道德做起,这个道德和社会风俗的改善,才能有一个扎实的社会基础。遵道德、守道德才能落到实处。

(本文系“中华文化四海行——走进甘肃”活动,是兰州首场专题文化讲座

 

[责任编辑:朱锦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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