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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大成:从批孔到学孔,我们与孔子到底啥关系


来源:凤凰国学

2500年前,孔子遇到的各种社会问题和今天有些像,礼崩乐坏,王纲解纽,无所适从。我曾这样来描述:四顾茫然,心无所依。今天这个时代,儒学是应该复兴还是改造?文化建设应该如何办?

【导读】本文摘自靳大成先生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文艺学通论”的讲座实录,原题目为:孔子的学习方法与学习孔子的方法。现在的国学热,海外遍设孔子学院,国内推广“四书”等儒学经典,各种国学院、读经班遍地开花。此前,不管是70年代的批林批孔还是80年代改革开放引进西方新思潮,孔子作为儒家文化的代表无一例外受到各种误读曲解或恶意批评。我个人对孔子的认识走了“之”字形路,从大批判式的初次接触到改革开放后的误读,再到现在的较深入领悟,慢慢对孔子和儒学思想有了一点理解。重新认识我们与孔子的关系才能找到今天理解他的正确方法。清末从经学研究中走出来,却又落入全盘否定儒学的窠臼;同时,对孔子思想的纯学术研究仅仅是我们理解孔子的一个方面,儒家思想并不只存在于故纸堆、博物馆中。实际上孔子的思想仍然活在我们身上。学习孔子不能靠章句之学,而必须能联系实际功夫上身。因此,孔子的学习方法与学习孔子的方法是需要我们重新面对的时代课题。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知名学者、国学实践家靳大成

孔子的难题与我们的难题

我是1984年考入本院研究生院文学系,师从钱中文先生。我也是从这里毕业的,大家不必称我老师,就算是你们的一个前辈学长。研究生院从1978年恢复招生,我们84级和上一届83级有个明显的不同:相对而言83级出的局级干部多,84级出的江湖散仙多。大概改革开放以来研究生院的集体罢餐、罢课全是从我们这届开始。所以说,我们也曾年轻过而且比你们现在还能折腾,有相当高的政治参与热情和社会责任感。这也是八十年代的时代精神氛围。

我们社科院研究生院的教学体系是比较特殊的。比如文艺学通论这门课,如果与高校相比较的话,我们的文艺学专业的教学体系课程似乎不配套,不成体系。我们的老师不用上课,没有教学任务,所以,虽然不是按照高校那样,依部颁标准传授知识,但一般是讲述自己的心得与最新的研究成果。我们的老师在堂上讲的,一定是他自己最新的最有体会的东西。这里我也谈一谈我研究孔子和儒学的一点体会。

2500年前,孔子遇到的各种社会问题和今天有些像,礼崩乐坏,王纲解纽,无所适从。我在文章里曾这样来描述:四顾茫然,心无所依。今天如果有学生来问我:“老师,你对目前的社会现象如何看?怎么评价我们的历史?今天这个时代,儒学是应该复兴还是改造?文化建设应该如何办?”说实话,我不知道。春秋时代,孔子也不知道,他一开始可能也很困惑。孔子何许人也?出自没落家庭,宋贵族后裔,甚至一度找不到自己父亲的墓地。有一年,鲁国的季氏在国中宴请鲁国的士人,按说孔子作为十几岁的青少年,作为士的后人是可以参加这种聚会的。孔子穿得非常整齐地去了,但是到了大门口却被阳虎给拦住了,说:“季氏是宴请国中的士人,你没有资格参加。”这是当面羞辱。可见当时的孔子是非常落魄的,他找的工作也是看管仓库、放牧牛羊之类的活,但孔子的簿记做得非常好,什么进货出货存量呀,管理牲口呀,样样在行。所以后来他说,我少也賎,即出身微,什么粗活儿全都干过。

俗话讲“三岁看老”,孔子小时候玩的游戏也和人不同,就爱和玩伴们搞点小祭祀。一般的孩子玩什么捉鸟逗猫爬树之类的游戏,而孔子喜欢模仿祭祀演礼。孔子的“志于学”和我们所受的早期学校教育是很不一样的,孔子拜了很多师父,而且学会多种“鄙事”。所谓多乎哉不多也。鲁迅在《孔乙己》中写:孔乙己捂着一盘茴香豆,怕孩子抢,说“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君子不必多能鄙事。这话说得多好啊,确实没必要知道很多:现如今网上信息那么多,博客八卦那么多,知道那么多有何用,有什么意义吗?没有意义。

孔子自言年十五志于学,到底学什么东西?80年代新思潮滥觞。记得1984年李泽厚先生来做报告,我们那时候跟你们现在一般大,特别浮躁轻狂,能一知半解地知道一些西方文艺理论: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等等。李老师当时讲马克思-韦伯,讲斯宾诺莎的如何观察历史的名言,在师辈中表现得不同。不过我们当时认为,我们国家几十年来经历文革造成的文化乱象,除了领导人的原因和政治、经济的原因,几代知识人多少也是有责任的,不遗余力地拿来了苏联的体制。我们当时经常跟老师辈们辩论,有时是拿他们当靶子作批判的对象。记得当年文学所所长刘再复说:“现在不是导师带研究生,是研究生带导师。”他在一个会上和同辈学者们调侃道:“我比你们强,年轻人经常去我那儿,我知道许多新的知识,”因为师辈们学俄文,他们熟悉苏联的一套知识。但不少人不懂英文,对西方当代理论不清楚。这就是所谓研究生带导师。上世纪80年代时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我当时热衷于艺术人类学,罗伯特·莱顿的那本《艺术人类学》和列维-斯特劳斯的《面具的形式》就是我组织翻译的。那时我们急切地试图翻译西方理论,以新的西方学术知识和师辈们对着干。当然这里面也包含对传统文化的非常错误的批评。现在才明白,孔子在他的时代所遇的种种问题,其实我们今天变换了形式全遇见了。而这一点正是我们必须沉下心来,重新面对我们的传统,重新思考孔子与儒家思想与现代化的关系的重要理由。

我走过的“之”字路

我只上过中学,没读过高中。中学毕业后正是上山下乡,工厂矿山,赶上了“批林批孔”运动。为什么我对孔子的认识走了一个“之”字形?1971年9月林彪事件出现后,怎么向全党全国人民交代成了毛主席的一个心病。1973年8月后,中央开了一个会,决定开展批林批孔,挖思想根源。据汤一介老师讲(文革中为梁效成员),当时在林彪家里搜出很多古代典籍。在某个会上,江青问周恩来:“我没怎么读过四书五经,总理你读的很多吧?”实为影射周恩来,因为周恩来被同事们称为“周公”。周恩来话锋一转:“春桥你应该读过吧?”张春桥答道:“我没读过,但为了批判,目前正在猛读。”我相信他们没怎么读过,但为了批判孔子,他们就需要把牛棚里劳动改造的知识分子包括汤一介老师请出来。汤一介老师文革中曾给江青上过课,据说江青的领悟力极强,一点即通,涉及后来的儒法斗争典籍等都非常明白。据说:林彪家里藏书大概有八万册。而且以古代经典为主,有些书上经常勾勾画画。此时开展批林批孔,是为了什么,林彪和儒家真有什么关系?文革初破四旧不是已经把传统文化打烂了嘛?批林批孔至少有一个实际的目的:就是为了再巩固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借林彪事件,再次打垮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从思想上论证文革批判传统文化是正确的。林彪虽然常与陈伯达等相互赠书,一生也读书有自己的心得,但他无非织户出身,初中文化,考入黄埔军校,他对儒家经典能了解多少?可能知道一点,在这个意义上,非说林彪跟孔子有关系受孔孟之道影响,就好像说拿破仑的后来横扫欧洲的战争跟他的基督教信仰有关系。但是四人帮必须拿这个说事,而且影射周恩来,周恩来被称“周公”、克己复礼等等。当时的口号是反对复辟,反对倒退。报刊上开始出现大量批判文章,中共中央还专门编发了文件《林彪与孔孟之道》在全国下发。

我那时在工厂,因为喜欢写字读书,曾被选为我们车间理论组的组长,厂中心组会经常召集我们学习,包括写不着调的大批判文章,这是政治任务。学习马列理论和写大字报,批判林彪和孔孟之道,可以暂时脱离生产劳动,相比较在生产一线干活,是一项比较轻快的活动。那时接触孔孟之道,稍有常识的人读学习材料,就会感到作为批判对象的孔孟之道的言论并不完全是他们强加的意思,都会觉得那种上挂下连很牵强。但我当时是相信的,跟着一起做大批判文章。可是接触经典文本之后,有些话就像一颗种子落在土壤中一样,扎下了根。比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这个句子非常美。可当时你不能说美,你必须批判。当然在批判的时候这个句子也顺便记下来了。“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多么好的句子。这些传统文化的精华虽然经过“五四”的冲击、文革的批判,但这些模塑了我们中华文化核心价值形态的语言,句子,真是熠熠生辉,具有非常大的感染力和生命力。那时还看到朱熹一些文章,虽然我们只能写泼污水式的大字报,但是记住了很多朱熹的话语。我不知道对我后来有什么影响,九十年代后,看钱穆编的《孔子》,《朱子新学案》,仍非常感动。比如说,大家可以翻看《朱子语类·训门人》,你们就看“训门人九”中写道:思量一件道理不透,便飏去。掉放一壁,不能管得,三日五日不知拈起,每日只是悠悠度日,说闲话逐物而已。敢说公等无一日心在此上!莫说一日,一时也无;莫说一时,顷刻也无。悠悠漾漾,似做不做,从生至死,忽然无得而已。

学者最忌的就是这个悠悠度日,说闲话逐物,朱子批评得真到位。你们千万不要以为现在整天上课读书就叫抓紧时间了,就不是悠悠度日了。其实你并没有抓住你要做的东西,只是被动成自然地应付课程,因为你想求想学的东西不在你的心里,没有上身。时至今日重读这段话,仍让我觉得非常惭愧。儒学非常强调入世,强调实践,这就要念兹在兹,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终食之间不违仁。这个日课功夫,今天我们谁做得到?

你们比我正好小了一个世代,三十多年吧。现在提倡国学,赶上国学热,全世界都在设立孔子学院。我经历了文革前,文革,文革后,改开,如鲁迅所说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过来又革过去。今天,则是反方向的又一轮地消费孔子, 于丹者流或者其他一些提倡儒学的人在用自己的方式消费孔子,而且是用一种商业化的方式,其对待传统文化的粗暴程度绝不亚于文革时期的批林批孔,现在消费孔子山寨化孔子主要是市场经济的力量。今天我和我的学生辈子侄辈们交流,我稍微讲一讲我理解的传统文化,他们就会听不进去,因为现在体制和流行时尚给他们灌输的观念已经很牢固了。比如我讲谦谦君子,敏于行而讷于言,孩子们就会反驳我说:在学校或者在职场,必须张扬,否则人家根本不会注意到我,很多事情就没有我的份。这是小的例子。

改革开放前对孔子代表的传统文化批判

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中国文化和儒家文化给中国造成的严重后果是中国人精神比较阳痿,都是内向的,不张扬的。这是不对的。刚才我问大家读过哪些儒家经典?可是读过不等于得着了,不等于理解了。读书是需要感觉的,要有体悟,读书必须上身,要有痛感才可以。我现在才明白自己读了很多的东西,由于某种意识形态或者流行观念的影响,你的理解产生了误读“偏角”,结果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这个偏角从那儿来的?是我们不知不觉习染来的。你们是从小身处在市场化、扩招、教育产业化、全球化网络化等文化的熏染下,这是你们的习染。而我们习染的是相反的方向。其实在文革之前,对孔子的讨论也非常热烈。大致可以梳理出四五派,还算是半学术的讨论,像梁漱溟,马一浮、陈寅恪等,这些人在文革之前,声音是最边缘的,几乎发不出声音,但这些人是坚守儒家思想的,但他们永远是作为打击的对象,熊十力就算是特殊关照了,每一本书一出,也就是200册,只给他印200册,马一浮基本连出书都没有。此外,还有极左一派,包括关锋、杨国荣、戚本禹等,批孔孟之道是政治上的极左派。还有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派,比如象郭老呀,翦伯赞先生,任继愈先生呀,等等。但是在大的时代氛围里,我所接触得几乎都是以阶级斗争和阶级观念来分析的。他们有一套唯心唯物的术语。治中国哲学史的会很熟悉这个过程。其实,用唯心唯物认识论的概念来套中国思想,是很牵强的。这是在批林批孔之前之中还有小的争议。

在文革结束之后,为了批判四人帮,曾经在山东开第一届哲学史会议,大家用的术语概念还是文革前文革中的这一套,就是不能还孔子和儒学本来面目,用不相干的系统和概念来解读。我们怎么读书,读书为什么?我以为我在读,但到底是我在读吗?还是我跟着别人,跟着流行的思想在读,在解?海德格尔说:这是语言在说我。在文革之前批判传统文化是相对说理的,你可以不同意,可以辩论。但是到了文革,到了批林批孔就走了到了一个极端,无以复加的极端,走到头了。

改革开放之后的思想潮流

改革开放之后,思想潮流变了,开始反方向的解读了,用西方的民主科学理性批中国传统。比较典型的走得比较远的批评者有刘小枫、甘阳。他们当年编“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和“走向未来”丛书齐名,影响很大。其中用科学主义史观批判传统的最极端的例子是金观涛等。今天你们听这些名字感到很陌生,但在改革开放之初,他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那时大家在学校里,宿舍里,课堂上讨论,餐厅里聊天谈论的都是他们。刘小枫从基督教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国传统文化,把鲁迅以来的传统都给质疑了。比如说中国人或者没有彼岸,或者缺少终极追问,儒道释三家跟基督教的博爱一比,基本不值一提。我们看当时刘小枫《拯救与逍遥》这些书,他说的是比较复杂的,从孔子、屈原到鲁迅都做了一些梳理,跟基督教的情况做了一些对比,总之是说中国文化怎么怎么不彻底,未究竟。他有一套自己的理解。金观涛是用科学主义在探讨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理性与民主?他说原因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超稳定结构。从“五四”,到建国后十七年,发展到文革中的批林批孔,这条路线走到头了;而另一个是改革开放之初到现在,在现代化思路中反方向的误读。中国传统文化很倒霉,一百多年来一直在接受批判,不断地被抹黑,被曲解,被污名化。全面地批判中国传统文化,这是中国现代史以来的重要思想文化特点,是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

这个历史过程很复杂。注意我虽然对这段历史是持反思批判态度的,但并未简单地作一价值判断上的否定,这个历史有其原因和复杂过程。今天我们又在潮头浪尖上,这个潮流一直在摆动不停。实际上我们就是这样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接触孔子的。我相信我的前辈,我的同辈和你们这一代人,无一不处在这种潮流的摇摆中,无一不受这种潮流变化的影响。真正能在大潮中独立思考,超拔而出的,少之又少,难得一见。能在事后作出深刻反省已属难能可贵了。

[责任编辑:柳理]

标签:批孔 经典 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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