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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敦康:我为什么钟情于魏晋玄学?


来源:凤凰网综合

上个世纪的50年代,我在北大做学生的时候,玄学的名声带有绝对的贬义,占主流地位的看法认为这是一种故弄玄虚的哲学,一种腐朽的意识形态,但是这些霸权话语在我们年轻的学生中间,多半是口服心不服。

余敦康,当代著名哲学家,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工作,曾参与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卷、秦汉卷和魏晋南北朝卷的写作,已出版著作有《何晏王弼玄学新探》、《易学今昔》、《内圣与外王的贯通——北宋易学的现代诠释》、《中国哲学论集》、主编《易学与管理》等。

我对玄学,情有独钟,其所以如此,可能是如同金岳霖先生在《论道》中所说的,不仅在研究对象上得到理智的了解,而且在“研究底结果上”得到情感的满足,从而产生一种“动我底心,怡我底情,养我底性”的精神效应。这二十多年来,我大体上按照汤用彤先生的分期,围绕着正始玄学、竹林玄学、西晋玄学、东晋玄学四个时期的各个学派断断续续写了一些文章,零零散散谈了一些看法。最近北大出版社愿意把这些文章汇集起来,编成一本专著,使我感到无比的欣慰。因为北大是我的母校,我由接触玄学进而萌发对玄学的情不自禁的钟爱,首先是在北大做学生的时候开始的,或多或少有形无形接受了北大传统学风的培育熏陶,现在居然有机会把我在多年坎坷困顿的生活中写出的并不成熟的玄学论文拿到母校的出版社出版,对我而言,算是一种微薄的回报,也油然而生起了游子回归家园的温馨之感。

上个世纪的50年代,我在北大做学生的时候,玄学的名声带有绝对的贬义,占主流地位的看法认为这是一种故弄玄虚的哲学,一种腐朽的意识形态,一种为反动的门阀士族统治作辩护的工具,一种肆意攻击唯物主义的狡猾的敌人。但是这些霸权话语在我们年轻的学生中间,多半是口服心不服,一面在课堂上听讲,一面私下传阅着北大教授三四十年代的一些过时的著作,比如汤用彤先生的《魏晋玄学论稿》、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宗白华先生的《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容肇祖先生的《魏晋的自然主义》、王瑶先生的《中古文学论集》,当然也有鲁迅先生的名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些论著在我们的心目中塑造了一个值得去着意追求的美的意象,展现了一幅思想解放个性自觉的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与当时流行的霸权话语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我们并不了解形成如此反差的深层的原因,也缺乏进一步研究的能力,只是凭着我们的感觉、兴趣以及没有受到玷污的学术良知作出自发性的选择,从北大教授们的那些过时的著作中去寻求理智的了解和情感的满足。这种寻求的过程并没有达成某种确定的结论,反而引起了一系列的困惑。因为他们的著作虽然总体上对玄学思辨、魏晋风度、名士风流心存偏爱,眷恋不已,但是在具体的论断上却是人各一说,相互矛盾,使得我们这些刚刚接触玄学的学生们无所适从。

比如就理智的了解而言,关于玄学的基本性质就有两种明显不同的看法,冯友兰先生认为是新道家,容肇祖先生认为是自然主义,汤用彤先生则认为,“盖玄风之始,虽崇自然,而犹严名教之大防”。王弼之“形上学,虽属道家,而其于立身行事,实仍赏儒家之风骨”。这也就是认为,不能以道家来界定玄学,而应以儒道会通来界定玄学。再就情感的满足而言,我们私下议论,这是一个性情相契的个性化的选择问题,性情不同,其所选择的情感满足的对象也不相同。汤用彤先生的性情有似于王弼,所以对王弼的本体之学倍加赞扬。冯友兰先生的性情有似于郭象,所以对郭象的独化论倾注了过多的关爱。至于鲁迅先生的性情,则是有似于嵇康,这就是他为什么花费那么大的精力去校勘《嵇康集》的精神的原动力。当时我们少不更事,不知天高地厚,仅仅根据一些表面的印象对大师级的前辈妄加评论,而自己也面临着一个究竟如何选择的难题。

尽管如此,我们对他们的那些过时的著作,还是怀着无限崇拜景仰尊敬的心情来阅读的。正是在他们的并非耳提面命而是潜移默化的引导下,把我们带进了玄学的世界来寻求属于我们自己的理智的了解和情感的满足,并且连带着对那些受到世人诋毁谩骂的玄学家们也产生了一种无限崇拜景仰尊敬的心情。今天看起来,当时我们实际上是在不自觉地去承接北大的传统,北大的学风,承接由北大教授薪火相传所延续下来的中国文化的慧命。

在那个传统发生了严重断裂的年代,他们写成于三四十年代的过时的著作仍然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我们,其中没有霸权话语,没有家法师法,没有必须遵循不许违反的定论,而是洋溢着一种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开放的心态,特别是凝聚着一种对中国文化慧命的执著,对传统与创新的不懈的追求,所有这些,都体现了北大的传统,北大的学风,在我们年幼无知的学生中播下了一颗无声无形说不清道不明的文化的种子。时隔半个世纪回忆这段往事,一切都变得依稀仿佛,如雾如烟,但是唯有这颗在北大所承接的文化的种子以及对玄学的钟爱始终未能忘怀,因而也一直把北大当作自己的精神家园。

由于历史的偶然的因素,50年代以后,北大的传统和北大的学风受到更为严重的破坏,几乎是荡然无存了。我也被迫中断了学业,离开了北大,到社会的底层去承受生存的考验。在这个漫长的时段,关于玄学的基本性质,关于玄学的抽象思辨,关于郭象是否剽窃了向秀的《庄子注》,这些纯粹属于高深学术的问题与我的生存困境毫无关联,不值得去用心细想了,但是对于玄学之所以为玄学的文化底蕴,对于“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玄学家们的悲惨的命运,对于阮籍、嵇康诗文中所表现的深沉的时代忧患感以及痛苦矛盾彷徨无依的心态,却有着一种切身的感受和强烈的共鸣。

金岳霖先生有一句名言:“知识论底裁判者是理智,而元学底裁判者是整个的人。”汤用彤先生把玄学的方法论的原则归结为“得意忘言”。“言”是属于知识论层面的理智分析,玄学家普遍认为,如果不能忘言,仅仅停留于知识论的表层,就不能得意。而“意”则是把整个的人投身于其中的主客合一的对象,是玄学家在承受着生存困境和悲惨命运的情况下仍然苦心孤诣去进行探索的天人新义,这才是玄学的本质所在。这么说来,我被打入另册作为一个时代的弃儿,凭借着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所获得的特殊的历史经验,竟然意想不到地发现了我作为整个的人的本体性的存在,找到了一条不从知识论入手而以整个的人为裁判者来解读玄学的新途径,对金岳霖、汤用彤先生的那些早年的论述增添了一层新的体会,这也许是一件不幸中的幸事。

直到80年代,拨乱反正,人们逐渐摆脱了包括十年“文革”在内的霸权话语的长期的重压,恢复了正常的心态,这才为重新开始对玄学进行平实的研究提供了可能。值得注意的是,所谓“重新开始”,所谓“平实的研究”,无非是绕了一大弯回到北大教授在三四十年代所确定的起点,去承接那个断裂了的传统。关于玄学的性质,关于玄学的主题,关于玄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关于玄学家的个性特征,这些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由他们提出来的问题,如今仍然在不断地重复,不断地议论,不断地争辩。就切入玄学的思路而言,仍然没有超出他们过去所探索出的两条途径。一条是知识论的理智分析的途径,另一条是把整个的人投身于其中的涵泳体察的途径。

前者大致如同冯友兰先生所表述的“辨名析理”,后者大致如同汤用彤先生所表述的“得意忘言”。当然,除了这两条途径以外,还有由陈寅恪先生所开拓出的一条文化史学的途径。既然这个起点不可超越,而历史却对我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把我和比我的年岁相差一大截的青年学者赶到同一个起跑线上。从这时候算起到现在过去了近二十年,我并没有做出什么足以自吹自擂的成绩,与许多青年学者的著作相比,无论在才气上,在见解上,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我都自愧弗如。但是,我终于了结了我多年的心愿,在玄学的研究中找到了属于我自己的理智的了解和情感的满足,也就可以敝帚自珍了。

人们常说学术乃天下之公器,这话固然不错,但也应该同时强调,对学术的研究必须有自我的全身心的投入,把它看作是与自己的理想追求和人生体验息息相关的个人的事业。任何真正的学问都只能是一家之言,所谓一家之言也就是个人的私见而不是天下之共识。实话实说,我对这本书中的个人的私见并不是十分满意的,体系不完整,论述不精密,理解有偏差,但我确实竭尽了全力,耗费了心血,做到了认真二字,如果天假以年,我愿继续探索,使之臻入成熟之境,对这门学术好作一个交代。

本文为余敦康先生为《魏晋玄学史》所作后记,载自《魏晋玄学史》(第二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柳理 PN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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