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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哲学家邵雍:一个快乐的睿智读书人


来源:天津日报

钱穆说:“中国人中最讲究人生艺术的要推北宋的邵康节。”叶朗主编的《中国美学通史》,也认为邵雍大力倡导和竭力践行的“快乐哲学”,“对生命哲学有着独特的理解与体验”。邵雍拒绝做官,既安于林泉,又天性好诗,写诗自然就成了他的主事,观物观时,有所乐,必以诗表述之。

资料图

钱穆说:“中国人中最讲究人生艺术的要推北宋的邵康节。”叶朗主编的《中国美学通史》,也认为邵雍大力倡导和竭力践行的“快乐哲学”,“对生命哲学有着独特的理解与体验”。

读邵雍诗文及其史传,深感两位先生之论,确为的评。邵雍的为人、为学、为文,对我们今天生命价值的探索,生活视野的拓展,休闲内涵的升华,乃至人生意趣的体味,人文哲理的表述,以及银发潮中离退休生活的安排,颇多可取鉴处。特别是近年来,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那句“诗意地栖居”,越来越频繁地挂在国人口头,这时候读读中国的邵康节,也许会倍觉亲切、顿悟,别是一番审美感悟涌心头。

苦读悟道

“学不至于乐,不可谓之学”

邵雍(1011—1077),字尧夫,北宋哲学—美学家、诗人,死后朝廷赐谥“康节”,故世称康节公、邵康节。有哲学著作《皇极经世》、诗集《伊川击壤集》传世。

邵雍青少年时期“自雄其才,慷慨欲树功名”,想走科举之路,建功扬名,对儒学经典“无所不读”。他学得很刻苦,寒冬顾不得烤火,炎夏顾不得扇扇,连续几年不在床上睡觉。接着又“尚友于古”,出游四方,访问考察。一次夜行晋州山路,跌下马摔入深涧,随行者攀援下涧,才将他救出。《易》学大师李之才被邵雍苦学精神感动,遂将其所学授之。邵雍一学即为之倾心,因绝科举之念,专研《易》学,每天背诵数十遍。

在发愤苦读中,邵雍顿悟:“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他以物观物、以时观时的感悟宇宙自然、社会历史之美的体验,给人类审美体验作出了可贵的示范。

邵雍以“观物”二字概括他的心得,主张在认知过程中,要体悟到“我亦人也,人亦我也,我与人皆物也”。不仅人与人一样,人与物也一样,彼此都是物。圣人之所以“能一万物之情”,就是善于“反观”,不是“以我观物”,而是“以物观物”,消除“我”对认知的遮蔽,则人、物无别,物、物一体,互相认知,自然会获得“其见至广,其闻至远,其论至高,其乐至大”的审美愉悦。

邵雍对时间的审美感悟,尤为精彩。他说:“夫古今者,在天地之间犹旦暮也。以今观今,则谓之今矣;以后观今,则今亦谓之古矣;以古自观,则古亦谓之今。是知古亦未必为古,今亦未必为今,皆自我而观之也。安知千古之前,万古之后,其人不自我而观之也。”有这样的感悟,古今之隔,非但不会成为认知的障碍,反倒变成审美的津渡,此刻千古,千古此刻,审美愉悦,汹涌而至。

以物观物的自然审美,以时观时的历史审美,令邵雍无往而不见美,宇宙自然,美不胜收,社会历史,自有奇美。落花历来都是一个消极意象,“无可奈何花落去”,晏殊的名句,道出的正是这种普遍的人生之叹。在邵雍眼中,落花体现的却是人生的闲适和安乐:“半记不记梦觉后,似愁无愁情倦时。拥衾侧卧未欲起,帘外落花缭乱飞。”观赏这样的落花,实为人生难得的享受,悲从何来?叹由何生?伤春逝,似乎是文艺作品普遍而永恒的话题。“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即便雄豪英迈如辛弃疾,也不能免俗。邵雍则不然,看他的《春尽后园闲步》,何等意趣盎然:“绿树成阴日,黄莺对语时,小渠初潋滟,新竹正参差。倚杖疔吟久,携童引步迟,好风知我意,故故向人吹。”

邵雍就这样美着乐着,“乐天四时好,乐地百物备。乐人有美行,乐己能乐事。”快乐地治学,快乐地处世,快乐地做一个睿智的读书人。

邵雍曾回顾自己的求学之路,深为感慨:“少年贪读两行书,人世乐事都如愚。而今却欲释前憾,奈何意气难如初……”他真诚地告诫弟子:“学不至于乐,不可谓之学!”的确,一门学问,一种治学方法,都应让求学者、治学者得到快乐,这样的学问才是真学问大学问,这样的学习才是正确的聪明的学习。

乐于歌诗

“平生无苦吟”“成诗为写心”

“已把乐为心事业,更将安作道枢机。”邵雍苦读悟道,一旦坚信自己树立了治学的正确目的,找到了正确的治学方法,作为一个读书人,他也就确定了自己独特的人生目标:走一条审美之路,让生命尽享其应享的安适和快乐。《首尾吟》中这两句诗,宣示的就是邵雍悟道后的人生抉择:诗意地度过一生。落到实处就是:安于山林,乐于歌诗。

邵雍拒绝做官,既安于林泉,又天性好诗,写诗自然就成了他的主事,观物观时,有所乐,必以诗表述之。在《答人吟》中,他颇为自豪地告诉友人:“谁道闲人无事权?事权唯只是诗篇。四时雪月风花景,都与收来入近编。”临终前,还以大笔“大书诗一章”,以庆幸自己得长享生命的快乐:“生于太平世,长于太平世,老于太平世,死于太平世。客问年几何?六十有七岁。俯仰天地间,浩然无所愧。”生于诗,死于诗,生死于诗的美感快意中,邵雍可谓真正的“诗意地栖居”者。

邵雍在为自己的诗歌总集作序时明确表示,他的诗,乃“自乐之诗也。非谓自乐,又能乐时与万物之自得也”。不是像一般士人那样,拿诗去向朝廷讨官爵,或向权贵打秋风,或在文坛博声誉,或在市井攒粉丝。邵雍的诗,纯系自乐,目的和用途只有一个:乐自己生命之乐,乐与天地万物一体之乐。他的生命是快乐的,他的诗也是快乐的。他在诗中快乐着,诗也在他的生命中快乐着。邵雍六十岁那年,在《首尾吟》这个题目下,写了130多首七律,集中抒发了这种审美快感。

在邵雍这里,诗既然是生命的存在状态,它的文字表述,也理应是生命的本色展现,快乐的生命源泉,铮铮淙淙,自自然然流淌出快乐的诗,不须苦吟,也不能苦吟。凡阻遏诗思诗语自然流出的障碍,邵雍统统将其排除。别人均严格遵守诗固定的声律,他则“不限声律”,只是“如鉴之应形,如钟之应声”,生命在当下是什么状态,诗就是什么状态,合声律当然好,不合声律也没什么不好,自然自在,就一好百好。邵雍专门写了一首《无苦吟》阐明这种写诗主张:“平生无苦吟,书翰不求深。行笔因调性,成诗为写心。诗扬心造化,笔发性园林。”

邵雍正是在这种心态也即诗态,诗态也即心态的审美愉悦中,写出了一些自然天成的好诗。比如他的《清夜吟》:“月到天心处,风来水面时。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这种妙涵天机,深蕴宇宙自然之大美静美和氤氲化育其间生命的自在自得,高远夐渺而又恬适欢愉的诗意诗境,怕是绝对苦吟不出来的。

安于山林

尽享人间“闲富贵”

“造物工夫意自深,从吾所乐是山林。少因多病不干禄,老为无才难动心。花月静时行水际,蕙风午上卧松阴。闲窗一觉从容睡,愿当封侯与赐金。”邵雍这首诗,可谓其一生出处行藏和人生价值取向的准确描述。

打从春秋时期士人登上历史舞台,仕与隐,就成为历代不少士人最难敲定的人生抉择。邵雍既然要走审美的人生之路,更把快乐作为心中事业追求,他就近乎本能地拒绝了仕,而选择了隐,拒绝了庙堂,选择了山林。他把生命的快乐看得高于一切,“不干禄”,自然就成了他快乐的抉择。

“造物”似乎有意成全邵雍,让他在年少时就爱上了山林,自三十岁后,又得以定居洛阳,这里“山水风俗之美”,为邵雍所深爱。邵雍家贫,在那个时代,“不干禄”,对贫穷的读书人,就意味着自断“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脱贫之路,而选择了终生贫困。但邵雍不悔。初到洛阳,所居甚陋,邵雍一边读书,一边打柴做饭,奉养父母,穷得叮当响,却“怡然有所甚乐,人莫能窥也”。晚年居住条件虽有改善,但清贫依旧,“岁时耕稼,仅给衣食”,邵雍安之乐之,陶陶然直至寿终。

《苕溪渔隐丛话》说:“邵尧夫居洛四十年,安贫乐道,自云未尝皱眉。”他把自己睡觉的房间叫做“安乐窝”,并常以之代称自己整个住所,又给自己起个雅号叫做“安乐先生”。耕稼余暇,读书燕居,生活过得既闲适又科学,一切以身体舒泰,心灵愉悦为准。他对此颇为得意,写诗自赞曰:“莫道山翁拙于用,也能康济自家身。”

无论古今,对于读书人,这种生活状态,应该是最理想的状态了。且看安乐先生邵雍乐何如哉:“安乐窝中快活人,闲来四物幸相亲。一编诗逸收花月,一部书严惊鬼神。一炷香清冲宇泰,一樽酒美湛天真。”真是乐不可支呢。

的确,在这种状态下读书写书,最惬意,也最会有创获,且是大创获。邵雍的哲学—美学成果,就是在安乐窝中最后集结为《皇极经世》一书,被宋儒奉为道学经典,也是我国不朽的美学经典。

的确,在这种状态下读诗写诗,最畅神,也最多妙悟,不经意间就吟出逸品神品。邵雍《伊川击壤集》大部分诗作,都是在安乐窝中吟就,影响宋代诗坛两百多年的“邵康节体”,也是在安乐窝中铸就。

的确,在这种状态下观时观景,尤能见人所未尝见,悟人所不能悟,收获独特的审美愉悦。独具只眼,独享美感,诗人美学家邵雍好不快活。

邵雍把这种状态称作“闲富贵”,为自己得以拥有“闲富贵”而欣慰,而自豪:“林下一般闲富贵,何尝更肯让公卿!”拥有这种“闲富贵”,“水竹清闲先据了,莺花富贵又兼之”。清雅之趣,视听之乐,皆可先人得之,兼而有之。

纵观千古,横觑当今,人人多爱富贵。但人们醒梦萦心,苦求不已的富贵,非高官贵爵,亦非物质财富。圣贤如孔子,也坦言:“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旷达如苏轼,虽“长恨此身非我有”,想“忘却营营”,逃离官场,“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也仅是笔头写写而已,不管仕途如何潦倒,也不离不弃。邵雍却真心爱慕没钱没权的“闲富贵”,真诚践行之。“自问此身何所用?此身唯称老林泉。”他说到做到,矢志不渝,终老林泉,决不“干禄”,以尽享“没人争”的“闲富贵”。

如朱熹所言,邵雍“腹里有这个学,能包括宇宙,终始古今,如何不做得大!”邵雍既然作出了一番大学问,声闻朝野,朝廷就要将他这样优秀的士子囊入自己的臣属队列中。然而,邵雍先后三次婉拒朝廷任命,最后索性长着隐者装,“乌帽缁褐,见卿相不易也”。见邵雍态度如此坚决,朝廷只得不再征召他。

邵雍绝非不识时务的腐儒,不知生活的艰辛,不懂禄位的重要。他睿智超群,朱熹将之比作汉朝的张良。邵雍之所以一再辞官辞禄,因为在他心中,“闲”高于一切,对于他的审美人生,“闲”既是审美本体,也是生命本体。论富贵,就要看拥有“闲”的多少,“闲富贵”才是真富贵。邵雍很清楚,“卿相一岁俸,寒儒一生费”。但从来官身不自由,卿相虽禄位居人臣之首,得闲却因之最少,是“闲”的贫贱者。而他这样的“三军莫凌,万钟莫致”的“不干禄”者,才是“闲富贵”者,是“安乐窝中万户侯”。

《中国美学通史》指出:“宋人在一种文化内转的时代背景下,把‘闲’作为了人生之本体。休闲不再是无所事事微不足道,而是蕴涵了深刻的本体价值。”邵雍对“闲富贵”的体认和倡导,他为“闲富贵”所确定的唯一的终极关怀的目标——生命快乐,对我们民族审美价值观的拓展和升华,无疑超出了与他同时代的宋人,对当今哲学—美学也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启迪意义,特别是对当下热闹非凡却又杂乱无章,常令人匪夷所思的休闲文化,更有着迫切的矫正和指导意义。闲来读读邵康节,将我们的精神及审美升华一番,岂不快哉!

[责任编辑:李志明 PN032]

责任编辑:李志明 PN032

标签:邵雍 快乐哲学 审美人生 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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