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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世的颜回”马一浮:以辞官抗议“废止读经”


来源:凤凰国学

梁漱溟先生给马先生的挽词“千年国粹,一代儒宗”八个字,盖棺定论了,高度概括了马先生的学术和人格风范。早在20世纪40年代,贺麟先生即推崇马先生“兼有中国正统儒者所应具备之诗教、礼教、理学三种学养,可谓为代表传统中国文化的仅存的硕果”。

三、六艺论的文化哲学观

学术的第二个方面是他的文化哲学观。前面我们说到,马一浮的本体——工夫论,是以性德为中心、根源而展开的。以性德为出发点,他融会了儒佛“全体大用”“一心二门”“心统性情”“不易”“变易”“简易”之论,所以他继承和超越了宋明理学,而且奠定了现代新儒学的整体方向;这个是我们讲他强调的全体大用,特别是落实到主敬的工夫,来达到性修不二,自我修养和提升,这是他最主要的方面,是他的本体——工夫论,是他的本体——心性论的一个重要的向度。

前面我们提到,性德流出真善美的意义世界、生活世界、文化世界、生命世界、价值世界。马一浮将这视为“六艺”的世界,他通过传统《诗》《书》《礼》《乐》《易》《春秋》诸教作出阐发,形成其“六艺论”。在现代新儒家里面,只有马先生是原汁原味地强调六艺,强调六经之学的。

因此,尽管马一浮先生批评熊十力先生,不主张熊十力先生借助西洋哲学搞本体论、宇宙论之类的东西,梁先生、马先生都对熊先生有批评,尽管马先生生前并没有建立庞大的思想体系,但是他的学术思想在我看来还是有一个系统,这个系统我认为主要是本体宇宙论的系统,它开出了两支,一支是工夫论的系统,道德实践修养的工夫,还有一支是六艺论的文化哲学的系统。马先生还是以“一心开二门”的《大乘起信论》这个模式,这个思想系统展开了。我们知道心性论,它的根源是天,这是形而上的基础;然后再是工夫论,再是六艺论,就是本体的展开、表现、功用,是形而下方面的一种展开。这个形而下方面的展开有两面:一面是修养的工夫和道德的实践,另一面就是文化的活动、文化的现象、文化的系统的建构。上层是体,下层是用,当然是即体即用。然后我们看文化活动的开展、开出来,它的动力还在于性德。

所以六艺论的文化哲学是从“性德”而生发出来的。以仁为总德的性德流出智、仁、圣、义、中、和……诸德,前面我们讲到,马先生“以一德言之,皆归于仁;以二德言之,《诗》《乐》为阳是仁,《书》《礼》为阴是智,亦是义;以三德言之,则《易》是圣人之大仁,《诗》《书》《礼》《乐》并是圣人之大智,而《春秋》则是圣人之大勇;以四德言之,《诗》《书》《礼》《乐》即是仁、义、礼、智。”他把性德所开发出来的二德、三德、四德以至六德,配以六经。他据此指出,性德流出诸德。六艺之德、六经之德开发出六艺之学,六艺之学展开出道德价值的一些具体内容。六经中的每一经其实都和每一德相近,然后再通过六艺、六经、六德的展开,有了他的一种“经典诠释”,而且还是“本体诠释”。就其作为“本体诠释”来说,马先生要通过六艺论融合儒佛,展示出本真丰富的本体世界、价值世界、生活世界。他的“经典诠释”是通过六艺楷定国学为六艺之学,为经典、经学、经术的研究提供指引。

我们看看他“本体诠释”的向度。我们知道,六艺之学在马先生看来,他特别强调六艺的兴发流行,他要实行性德的通透、酝酿、流行、彰显、发用。为落实这个道理,他在《复性书院讲录》中吸收了《礼记·孔子闲居》篇中的“五至”与“三无”。“五至”呢是讲,意志到了、诗的修养到了、礼的修养到了、乐的修养到了、然后丧礼的时候哀痛到了,这五种心理状况都到了。“三无”的境界呢,他讲有有声之乐、有无声之乐,有有体之礼、有无体之礼,有有服之丧,有无服之丧。他肯定无声之乐、无体之礼和无服之丧。也就是在孔子思想里面有一些面向超越的体悟。这也是从王阳明到马一浮的体悟。这些思想展现出性德流出六艺的一个动态过程,所以这个六艺的兴发过程,展开出来是非常全面的。我们讲诗歌,读《诗经》。《诗经》是“诗以道志”,把志向抒发出来,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凡达哀乐之感,类万物之情,乃至于至诚恻怛,不为肤泛伪饰之辞,都是《诗》的修养的事情。所以,《诗》以道志,发而为言。我们的喜怒哀乐的情感,描摹了世界万物的情感,但是内心的至诚恻怛之心、仁德之心不是浮泛的,不是伪饰的,这个就是诗教培养我们的一种修养的工夫。所以诗歌能道出我们的志向,诗言志,歌咏言。他接着说“《书》以道事”,这个“事”是历史的大事件,经纶一国之政,推之天下。凡施于有政,本诸身、加诸庶民者,皆是《书》的事情。我们研究《书》经,研究这些文告,然后讨论这些经国大事,本身也有治政者的修养在内。《礼》也是这样的,“《礼》以道行”,“《诗》以道志,《书》以道事”,凡是日用之间,我们怎么吃饭,怎么穿衣,怎么开车,怎么生活,怎么符合公共安全秩序,这都是礼。不违其节,一些细微末节的具体化规定,这都是礼。“《乐》以道和”,音乐是养育我们的,从声音的相感中养育我们的一种和谐性。《礼》有分别性,《乐》有和合性。从声音的感通中,从心灵的感通中,我们来会悟这种和合的心态,一种欢欣鼓舞或者悲哀的心态,我们用《乐》把它表达出来。“《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这些都经过他的诠释,六艺就成为真善美的生活世界中内在相通的方方面面。所以马一浮先生把六艺普遍化了,“六艺”不仅仅是儒家的经典、经学形态、学术研究,它更是中西人类性德中所本具的生命义涵、文化脉络。只是在他看来,西方思想因为缺乏“性德”的向度,所以对于普遍的六艺之道,尚不能识得庐山真面目,因此需要国人自尊自重,对自身传统所孕育出来的六艺之教有深切理解。所以,他指出阐扬六艺并不仅仅是“保存国粹”,而是要“使六艺和六艺之教这种文化普遍的推动到全人类,革新全人类习气上的流失,而复其本然之善,全其性德之真”,这对于国民来说,对于全球来说,为全人类的意义危机贡献出我们中国人的一些学问、修养。

马一浮书法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我们只知道向西走,不知道我们自己文化内在的宝藏。马一浮先生从六经里面发现了六艺之教,发现了很多丰富的、有内涵的东西,这些东西推广出去,可以贡献给世界,它也是具有普世价值的东西。比如说我们讲礼教,《礼记》里面讲开门、关门都有礼。我们常常看见一个年轻人,他开门关门的时候,不看一看里面有没有人,外面有没有人,如果有人,帮后面的人把门支一下。我们古代的礼仪怎么讲呢?当你到别人家里去的时候,门如果是开的,那你离开的时候门也要是开的;若门是关的,在离开的时候门也是关的;如果后面的人要进来,不要把门关死,你要考虑到后面的人还要进来,我们看这就是一个普遍的道理。这虽然是《礼记》里面讲到的我国古代开门关门的礼节,但是萧公权先生认为,这是全世界普世的价值。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到西方去,西方的开门关门也有道理,我们有干部的参观团到美国去,他们不懂得美国的风俗,一位黑人看见我们的人来了,他很有礼貌地把门扶一下,示意下一位。我们这一队人的第一个人应上前一步,有礼貌地谢谢别人,继续把门扶一下,就这样一个一个跟着走。但是我们这一队人却鱼贯而入,这位黑兄弟一直扶门到我们的人走完,他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我们总是认为我们古人的礼太啰嗦,太繁琐,其实古人的礼很普通,你在《礼记》里可以读到吃饭怎么吃,抟饭怎么抟,咀嚼的时候不出声,喝汤怎么喝,坐应怎么坐……小孩子从三、四岁的时候就要学这些基本的规范,这就是礼。马一浮先生讲,我们六经里面有大量的精华的东西,只是国人不识宝,一味地去学习西方。西方也有礼俗,我们也要尊重。

所以马先生的“经典诠释”“本体诠释”,不只是他这样一个大知识分子,一个非常伟大的诗人、哲学家,在小范围内,所谓精英阶层里面讲的东西,也是对大众的对话。所以他对生命的安顿,经学的讨论,也有对普通人有意义的内容。

我们今天这个讲座叫国学讲座,那马先生讲什么是国学呢?今天有算命的“国学”,有赚钱的“国学”,今天国学这个名称在国内的名声也不太好听,因为什么人都讲国学,那就是有问题的。那国学是什么呢?这是前修不得已,在近代从日本借用的一个名词,就是旅日的那些如梁启超、章太炎等文化人因为不得已,面对西学的冲击之下,国人之学没有办法讲了,他们只有借助于日本人讲的“国学”这个名词,来讲我们中国的学问。后来就有人讲,国学是“一国所有之学”,这种解释,在学科上没有办法把它定义清楚,所以这个“国学”,现在教育部还没给我们“户口”。但我们之所以要讲国学,是因为在学习西方的肢解性的学科体系中,在今天的大学结构中,没有国学、经学的地位,没有中国本土学说的地位。你说文史哲,文史哲把我们的经学怎么放呢?你说《春秋左传》、《史记》只是历史系的吗?《诗经》只是文学系的吗?当然不是,《诗经》、《左传》、《史记》是文史哲都必须要学的东西。所以现在的学科,按照西方分化的学科分类,按照现在的学科制度,对我们本土的学说是十分有害的。近现代学界对国学是缺乏脉络清晰的,义理圆融的界说,导致国人对自身文化传统的隔阂。在抗战军兴的时候,马一浮先生出山讲学,《泰和会语》,《复性书院讲录》,讲国学。他说:“为诸生指示一个途径,使诸生知所趋向,不致错了路头”。针对“科学保存国故”的说法,他强调“活泼泼”“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国学大方向。因此,他认为要楷定国学的范围。世人要么以国学为传统一切学术,这就难免笼统之嫌;要么依四部为名,又缺乏义理导向,因为四部只是图书分类法。因此他重新“楷定”国学,非常有意思。他楷定国学其实就是六艺之学,其实就是经学。我们今天希望恢复国学,也就是恢复经学。因为经学在现在的学科分类中没有地位,而经学又是国学的源头。所以马先生解释我们两千多年来的一切学术都源于六艺、六经之学。他楷定国学为六艺之学,还讲清楚了六艺与先秦诸子之学、后世四部之学的关系等等。

《马一浮全集》

四、哲理诗与诗性人生

最后我们简单地说一下马一浮先生的哲理诗和他的诗性人生。他海纳百川,气象博大。他的最高成就,我们认为还是诗歌,尤其是他的哲理诗。他是本世纪中国最大的诗人哲学家。他的诗被方东美先生、徐复观先生称赞为“醇而雅”“意味深纯”。程千帆先生说他的诗非常了不起,比之于谢灵运、杜甫等等。

马一浮在读书

马先生一生读书刻书,嗜书如命。苏曼殊先生说他“无书不读”,丰子恺先生说他“把《四库全书》都看完了”,朱惠清先生说他是“近代中国的读书种子”。当然他有他独特的书观,他认为书的文字、语言其实都是可以随说随扫的,“吾生非我有,更何有于书。收之似留惑,此惑与生俱。书亡惑亦尽,今乃入无余。”书籍、文字、语言乃至思辨,很可能肢解、拘束生命。圣人语默,不在言语文字上纠缠。因此,他常说要走出哲学家的理论窠臼。哲学家爱辩说,爱著书立说,但其实这些语言文字本身常常束缚了我们灵动的思想。所以虽然我们每个人都要找到语言来表达自己,但是思想、生活、本真不是能完全用语言和书籍能表达出来。所以无限的宇宙情调,人生的本真状态,无法用有限的知性和言辞加以表达。所以叶燮先生说:“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又安在诗人之言之;可征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诗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而理与事无不灿然于前者也。”所以诗能空、能舍,而后能深、能实,把宇宙生命中的一切理、一切事的最深意义、最高境界,呈露出来。

马先生一生写了很多哲理诗,我们认为是他的最高成就。宇宙、社会、人生,沧海桑田,变幻无穷。这都是无常。马一浮曾对画师说过:“无常就是常,无常容易画,常不容易画。”六经所述的就是中国人的常道,世界人的常道。所以这样一些东西很难体悟,我们在安静的地方去观群动,我们在微细的地方去默察流动不息的外在境界,所以这样我们能够看到世界的真常。因此马先生认为张横渠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些东西还是要我们去体验的。中国的诗学,一讲空灵,二讲充实。儒家讲“充实之谓美”,儒家道家佛家也讲“空灵的意境”。马先生的诗并不限于就诗论诗,而是透豁出诗歌这种微言妙语,它植根于性德的感通、存在的觉悟、生命的畅发,因此他特别注重融会儒释道三教来说诗与作诗。他继承孔子诗教的“温柔敦厚”之风,提出“诗以感为体”“诗教主仁”的观点,性德、心体之感通,自在无碍,丰富微妙,可谓“诗如风雨至,感是海潮生”。同时,他又融会了中土佛教思想,如通过华严宗“一真法界”之说,显出“一切法界皆入于诗”、诗与法界互出互入的道理;他还消化了天台宗的一些思想,也消化了禅宗的思想,特别是禅宗的“截断众流”“随波逐流”“涵盖乾坤”三句,也用禅宗的讲法来讲诗论。综合言之,马先生已然参透、融通儒佛道之思理境界,所以他的诗歌博大深纯,精微畅朗,不是一般世俗诗人可以比的。他是真正的诗人,一代诗哲。

总之,人们向往一种诗意的境界。本真的生存乃是诗意的。马一浮的诗,不仅儒雅、豪迈、悲壮,而且他是以崇高的“仁”德为向度的,同时又有道禅的逍遥、机趣、空灵、澄明。他曾经为熊十力题了一副堂联:“毗耶座客难酬对,函谷逢人强著书。”三十年代挂在北平沙滩银闸胡同熊氏寓所。《维摩诘经》和《道德经》之后,佛典道藏浩如烟海,哲学的不可言说的境界,仍然要借助于言说而达成。诗的哲学与思的哲学之间的挑战和应战,还将永远继续下去。马一浮怀抱着以理想之美改正现实之恶的志向,希望众生转烦恼为菩提,飘逸之中又有入世关怀。所以在马先生的诗中我们读到了不可言说与言说之间、出世与入世之间、理想与现实之间、烦恼与菩提之间的矛盾。人生及其哲学总是处在无穷的矛盾之中。马先生的学问、马先生的一生、马先生的诗歌,大概可以帮助我们来解读并超越这些矛盾。我们知道马先生高洁的人品、醇而雅的诗歌、他的博大的学问,不是我们一次讲座就能说完的。我们细读马先生的书,它是灵动的,我们从中可以体会到很多做人做事之道!

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请各位批评指正。

(这是郭齐勇应浙江大学国际马一浮人文研究中心、浙江省文史馆邀请,于2015年6月12日晚在浙大紫金港校区所作的演讲。此据录音整理。)

原标题:郭齐勇:马一浮先生的学术思想及其特点

[责任编辑:丁梦钰 PN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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