炼狱：中国传统文化为何陷入百年困顿

【导言】湖南省社科联研究员、《船山学刊》前主编张以文先生，历时二十年撰写《袁世凯时代——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回顾》一书，其中沉痛检讨最近一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曲折遭遇，令人深思。6月6日适逢袁世凯去世一百年，凤凰国学以《对话名家:袁世凯去世百年身后为何出现传统文化炼狱》为题，独家专访了张以文先生。此文所引发的争论，各方声音至今未息。

毋庸讳言，一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史，也是一部身处转型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成长史。从现代国家的建构、政权与意识形态的争夺，到社会秩序的重整、道德精神的重构，这些宏大的问题无不相互牵连，甚至于血迹斑驳。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无一例外地卷入其中，伤痕累累。今天，当我们试图抱持同情理解之心，再次潜入这段历史，探思中国传统文化的真实遭遇，不仅需要刺破时间的积水膜，拆开意识形态的乱篱笆，还必须在宏大视野与微观镜像之间来回切换，以求获得独立理性的研判。

伴随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坎坷经历，百年来传统文化的命运，时至今日，仍只能算是大落小起。殊为难得的是，今日官方与民间罕见地同向并行，共推传统文化回暖，那么，它的未来走向能否如你我所期盼的那样，既润养每一位现代公民的日常，又助推中华文化重建自信呢？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经张以文先生授权，凤凰国学特刊载其书稿《袁世凯时代——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回顾》之局部，以俟网友同道共同探讨。

以下选自该书稿第五章“后袁世凯时代”第三节：中国传统文化的炼狱。标题均为编者加注。

一石千浪：民国初孔子躺枪的背景

以“打倒孔家店”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始源于民国初期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论争。

首届国会制宪期间，有感于道德风尚的日益败坏，社会秩序的严重腐化，以陈焕章为首的一百多名国会议员，联名递交了一份关于“将孔教定为国教”的提案，由此引发议会内外乃至全社会不同意见的激烈冲突。这场以批判和维护中国传统文化为内容的政治运动历时数年，震撼强烈，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难以估量的深远影响。

陈焕章（资料图）

由于帝制的迅速崩溃，使存在于中国社会数千年君权神授的天命观失去了现实的承载。在社会经济形态整体上尚未有质的突破的状态下，传统的社会现实与革命产生的共和理想被截然分离。这种急剧变化造成社会精神的巨大落差，使国人的存在意义失去了依托，从而导致了人生价值的迷茫。加上持续不断的战祸，更使社会陷入了混乱。

面对无秩的现状，改革派知识分子普遍认为，在当时状态下的中国，法律的约束与道德的教化需要双管齐下。特别是，国家政治权威薄弱、法律制度尚属草创，加上传统的因素，道德教化彰显的社会意义甚至远过于法律的作用。同时，知识阶层也开始意识到精神家园的构筑与社会信仰对于初创的民族国家的意义，主张用民族文化精神统一国民思想。国会内部的改革派在动荡结束之后，积极要求恢复国家秩序，重建道德规范，守卫文化传统，以维系民族的生存。

提案的产生，还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不容忽视的是，基督教、天主教等西方宗教派别在中国的澎湃发展，更使中国传统社会与知识精英感到震惊。

从明代中期到辛亥革命前夕，大约40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基督教徒虽然逐年增长，但还只拥有16万多徒众。而革命前后不到10年，基督徒飞跃发展到37万多人（有资料表明，天主教徒当时已达280万人之多）。革命中，大量的基督徒参与高层政治，如外交总长王宠惠、参议院议长王正廷以及张之江、冯玉祥等拥有军事实力的人物。在国民党的发祥地广东省政府中，65%以上的公职人员都是基督教徒（王忠欣：《孙中山与基督教》，“孙中山与中华民族崛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天津，2006年11月）。

这与孙中山的个人经历和国民党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孙中山13岁开始在檀香山英国基督教圣公会开办的意奥兰尼书院读习圣经，17岁正式接受洗礼，从此开始了他的基督教徒生涯。他在鼓动革命的演讲中，多次表示，自己的革命道理与理想是来自教会与传教士。他创办兴中会，规定入会的仪式上，宣誓人必须手压圣经，颂读誓词。民国建立，他也一再说过：“兄弟数年前，提倡革命，奔走呼号，始终如一，而知革命之真理者，大半由教会所得来。”至晚年他还总结说：“予深信予之革命精神，得力于基督者实多。”他甚至把辛亥革命成功的功劳归之“得力于教会西教士传教者。”“今日中华民国成立，非兄弟之功，乃教会之功。”为扩大基督教在中国的影响，以获得欧美方面的支持，奠定其在中国的地位，他还以临时大总统的资格，反复向社会表明自己的基督徒身份。他说：“予始终是基督教信徒。不但予为基督教信徒，予之儿、予之媳、予之女、予之婿、予之家庭、予之岳父、岳母、予妻、予妻之姊、之弟、之妹、甚至连襟至戚，固无一而非基督信徒也。予有家庭礼拜，予常就有道之牧师闻道讲学，孰为予非基督徒乎？”“我是一个耶稣教徒，受上帝使命，来与罪恶之魔宣战，我死了，也要人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

孙中山在去世前一天，在病榻上对基督教友表白：“我是基督教徒，上帝派我为我国人民去同罪恶奋斗，耶稣是革命家，我也一样。”“他来解救穷人、不幸的人和被奴役的人。我也如此努力。”“他反对犹太立法者维持的传统，宣传博爱精神。由于同样的枷锁也束缚中国，我也从事我的十字军运动。我信仰基督和他的教诲，并一直努力身体力行。”（王忠欣：《孙中山与基督教》，“孙中山与中华民族崛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天津，2006年11月）

孙中山作为国家领袖如此推祟基督教，当然是“耶稣征服中国”的天赐良机，这令教皇十分欣慰，中国基督教协会的信徒们更是欢呼雀跃。1912年10月，上海《基督徒月报》发表评论：

“吾谓中华民国之成立，基督教成立也。何也？不见夫基督教首先传至地为广东乎？故首先倡革命者，亦广东也。不见夫牺牲己身，以救众人之耶稣基督乎？故以身许国，首先发难者，亦基督徒也。然此特就民国成立之初言之也。若欲民国久而不敝，尤非基督教不为功。盖基督教所施之主义，即自由平等博爱是也。果能人人皆明白自由平等博爱之理，行自由平等博爱之事，则民国之巩固，自可操券而获矣！此吾所谓基督教与中华民国，有密切之关系也。”（王忠欣：《孙中山与基督教》，“孙中山与中华民族崛起”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天津，2006年11月）

《基督徒月报》的评论信心满满，无异于基督教全面进驻中国的宣言书。

挺孔还是批孔：要么神化，要么打倒

蒋梦麟曾经说：“如来佛祖是骑着白象来到中国的，而耶稣基督却是骑着炮弹来到中国的。”当此时刻，怀抱着强烈的文化民族主义精神的中国学人，面对社会的腐败、道德风尚的糜烂，试图以传统对抗外来文化的入侵，以此保存自己民族文化的根本。应该说，这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捍卫民族文化的一种自我觉醒，与封建复辟和狭隘排外是不可相提并论的。值得指出的是，孔教会并不排斥当时国内的基督教会、天主教会、佛教会、道教会、伊斯兰教会。他们主张信教自由，各教派在相互尊重的条件下和衷共济，这与当年的基督教两次发动十字军东征，试图剿灭伊斯兰教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孔教教规》封面

早在1912年10月，陈焕章与麦孟华等在上海发起成立孔教会，倡导中国传统文化，弘扬尊崇孔孟道德。孔教会提出“昌明孔教，救济社会”的主张，获得社会普遍的认可，各界人士都纷起响应。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全国各地都成立了不同层次的孔教会，山东成立“孔道会”、山西成立“崇圣会”、长沙成立“经学会”、扬州成立“尊孔崇道会”、北京成立“孔社”、上海成立“环球尊孔总教会”等等，国外也都出现了大小不同的分支机构。孔教会的发起人希望将孔教列入宪法，构建为受到国家政权保护的主流宗教，并用宗教的方式神化孔子来重建民族价值体系，从而应对信仰危机，达到“拯救人心”的目的。这一提案得到广泛的社会支持与同情，提案内容公布后，浙江、山东、广西、云南、福建等14个省区军政首脑先后发表通电，表示赞同并敦促参、众两院尽速通过陈焕章等议员的提案。

陈焕章等议员的提案遭到以张继、谷钟秀为首的国民党议员的反对，反对派议员认为，孔子思想是维护封建政权的，与共和国的民主自由观念相违背。对此，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冲突，矛盾迅速扩大到全社会。

谷钟秀（资料图）

平心而论，在文化传统、道德原则上，国会中大部分国民党议员是崇仰孔子思想的。这从1912年9月24日教育部颁布、经国会通过的“定10月17日为孔子诞生日，全国学校举行纪念会”的文告可以看到，这些士大夫、地方士绅出身的知识分子，尽管政治上接受了自由民主的共和思想，但他们在整体上，尤其是其文化心理上，仍然是在儒家思想的浸染中。他们的反孔和反传统，并非出于文化的理念，完全是因为政治斗争的需要，这从当时大量的言词激烈的文章中就可以获得明确的印象。换言之，激进知识分子在党派力量的促进下，宣称尊孔就是复辟帝制，把反对传统、反对儒学，作为一种斗争方式，向袁世凯发动政治攻击。

孔教运动的产生，从其发生与发展的客观过程来看，是一场社会性的自发行动，本质上是基于文化的民族主义立场。但是，组织发动者陈焕章等人急功近利，用类似“造神”的举措，试图把孔子抬到神坛上，违背了中国民众的文化心理，且在根本上缺乏传统文化资源的支撑，虽有一时功效，却无法与现实达成契合，相反，给激进政治派别提供了攻击的靶标。

在改造中国社会，探索现代化的道路上，如何客观和理性地对待自己的民族传统和文化渊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本不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难题。但由于政治派别的严重对立，孔子变成了双方政治斗争的武器，一切都走向了极端：要么神化，要么打倒。

袁世凯（资料图）

孔子是社会现存秩序的维护者，同时，他也是革新求变的思想家，他主张和平渐进，方法上倾向于稳健。毋庸置疑，无论是从文化的民族主义立场还是从现实社会的迫切需要出发，袁世凯都是支持尊孔的。他深悉儒家文化在传统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他显然十分需要运用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以维护社会秩序和政权的稳定。但他并不赞同儒学国教化的极端主张，他十分理性地认为：“孔子初非宗教家，而浅人不察，必欲以形式尊崇，强侪诸释、道、回、耶各教之列，既失尊孔本意，反使人得执约法以相绳。”（船山2）1913年6月在社会各界推动下，袁世凯颁布了“尊孔令”，称孔子为“万世师表”，孔孟儒家学说为“圣学”。他批准了教育部制定的教育宗旨，明确：爱国、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贪争、戒躁进，等七项原则，作为培养学生的目标。国会也以多数表决了“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大本”的议案。从当时的现实状况和社会发展方向上看，这些举措并非＂复辟封建主义的大倒退＂，而是从维护和巩固民族利益出发的一种切近务实的教育原则。但激进政治派别本着凡是袁世凯支持的、凡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措置，都要加以反对的原则，在政治上釆取了坚决反孔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