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工匠也有“世袭制” 木匠如何逆袭成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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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朝历代皆是重道轻器。匠为末业，匠役至微。

士农工商，构成中国古代的社会等级。学者和由学者组成的官员是社会精华，占有社会的最高地位。农业对国家和社会至关重要，耕读传家是美谈，关心农业会受到道德上的尊崇。

匠人是兼具力工和匠人角色的手艺人，他们大多是文盲，活在最底层，备受欺凌，工作是粗俗而肮脏的。匠人们没有话语权，为主流社会所排挤，更休谈著书留名了。

因此，有关工匠的传记，史册所载，屈指可数，最多可散见于文人笔记中。如汉之胡宽、丁缓、李菊，唐之毛顺，宋时木工喻皓，这几人以工巧之技，名盖一时。

一旦编入匠籍，世代不得脱籍

明代科举考试时，家庭成分有官籍、民籍、军籍、监籍、灶籍、匠籍之分。明代工匠社会地位低下，把罪犯家属籍充为匠几成惯例，造作工役，以囚人罚充。这是打在老百姓身上的烙印，每个人在出生时已分成三六九等。

很多功成名就的英雄以为自己多牛，实际上并非全是，在时势面前，人是渺小的。没有群雄争逐的时局，英雄谋臣老死牖下，毫无用武之地，刘邦还是以亭长终老泗水，樊哙还是个杀狗的屠户。

在那个年代，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匠籍制度规定匠不离局、匠役永充，凡被编入匠籍的工匠，世代不得脱籍，家中必须有人习匠，手艺世代相承，确保帝国营建土木时有工役补充。

同时，从洪武到宣德年间，规定入匠籍者一丁服役，可免家中二丁之役，单丁减轻或放免。这些被解放出来的匠人子孙，在巨大的身份反差面前，最现实简便的途径，就是通过科举除籍入仕。

明人尹直笔记里记载过一个故事。尹直的同乡、老前辈萧子韶，是木匠之子。洪武初年登进士第，朱元璋问他的家世，萧子韶当场赋了一首诗：“严亲曾习鲁班机，常年制下青云梯。腰间带得纯钢斧，要斫蟾宫第一枝。”

朱元璋做过和尚，念经识了些字，后自学成才，颇好吟咏，最喜欢这种接地气的风格诗了。

凭借技术逆袭，工匠走上仕途

匠人们进入官僚阶层，除科举入仕外，还有技术入仕，这更有难度。明朝有几位靠技术逆袭的工匠，他们到今天都是个传奇。

宣德初年，无锡石匠陆祥，官至工部左侍郎。陆祥的母亲年老生病，皇帝亲自去探视，命光禄寺每日供给酒馔，且赐金养老，荣耀非凡。

吴县木匠蒯祥，参与了北京宫城的营建。蒯祥的父祖辈都是技艺高超的木匠，且都参与了南京宫城的营建。正统年间，蒯祥历官至工部左侍郎，食正二品俸，被皇上称为蒯鲁班。

蒯祥活了84岁，历经洪武至成化九朝八帝。他去世后，皇上赐赏有加，荫及子孙。

有关蒯祥的笔记小说不少，焦闳《国朝献征录》中说：“祥为人恭谨详实，虽处贵位，俭朴不改……既老尤自执寻引，指使工作不衰。”

顾震涛《吴门表隐》卷四中记载：“明工部侍郎蒯福墓在香山吴璠村。福，永乐初以木工得官。又有蒯祥、蒯钢、蒯义，并至侍郎。蒯瓛官至少卿。”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说：“当天，顺毕工时，尚书赵荣、侍郎蒯祥、陆祥，各赏银二十两，纻丝二袭，荣以楷书。二侍郎，一木匠、一石匠也，三堂俱异途可笑。”

可见，当时的士大夫对陆祥、蒯详等以匠人身份入仕，还是觉得新鲜与观望的。这与营建两京需要技术人才的时代背景有关。

朱元璋营建南京城时，使用了近百万人力；明成祖朱棣修筑北京城时，也调集了30多万工匠，百万民工，经3年半才营建而成。

科举出身的读书人，在建筑方面是外行，经常招致皇帝的不满。如嘉靖36年（1557）重建奉天门时，工部尚书赵文华惶窘无计，“支词以对，上怒逐之。”

因此，匠人中的佼佼者便脱颖而出，深得皇帝赏识，一步步从工匠脱籍而走上仕途。

据说，蒯祥技艺超群，凡殿阁楼榭，以至回廊曲宇，随手图之，无不中上意者。能以两手握笔画双龙，合之如一。每修缮，持吃准度，若不经意，既造成，不失毫厘。

蒯祥颇有实绩：“永乐15年（1417），建北京宫殿。正统中，重作三殿及文武诸司。天顺末，作裕陵。皆其营度。”

永乐年间，紫禁城里的三大宫殿和乾清宫前后遭两次大火，成了废墟。正统元年才重建，由蒯祥设计施工，还增建了坤宁宫。

由于蒯祥参与过永乐年间宫殿的营建，技艺已经炉火纯青，故指挥操作，悉中规制。正统5年（1440），三殿两宫竣工后，蒯祥被任命为工部左侍郎。

蒯祥身后，留下一个北京老地名蒯侍郎胡同和一个江南最大的建筑群体香山帮（香山是蒯祥的故乡，在今苏州）。香山帮鼻祖蒯祥家族有5人先后入仕，香山帮匠人有9人入仕。这些成就，足以光耀中国的匠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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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杲官拜尚书，史上空前绝后

所谓“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中国人评价人物有历史情怀，不仅盖棺定论，还要经得住历史的考验。一个人是否成功，并不在他当多大官、聚敛多少钱财，而是给后人留下了什么。

当你徜徉和惊叹于巍巍壮丽、金碧辉煌的故宫建筑群时，一定会由衷地赞叹古代工匠们的智慧和技艺，请不要忘记这些正史无名的工匠。

嘉靖年间，徐杲以木匠官拜工部尚书，这在工匠史上空前绝后。

永寿宫重建，徐杲去仔细审视筹算。“四顾筹算，俄顷即出，而断材长短大小，不爽锱铢。”

施工时，嘉靖帝住在旁边一个宫殿，却没有听到一点斧凿之声，也没有浪费一丁点建材，不到3个月而新宫告成。

像这样的良材，皇帝能不欢喜吗？不像现在城里一户装修，声震小区3里外，闾巷百姓多遭噪声污染之害。

嘉靖36年，紫禁城大火，前三殿、奉天门、文武楼、午门全部被焚毁。徐杲历经4年重建完工。

嘉靖帝任命徐杲为工部尚书，又想赐他太子太保。但以阁臣除阶为首的大臣们都力阻不可，认为工匠成此工作，即其职分，哪能有如此高规格的晋秩赏赐，嘉靖帝只好作罢。

徐杲是个谦退的本分人，虽跻身京卿，但从不敢以士大夫自居。

徐杲的营建才能，的确是一般官吏无法相比的。他不仅能发明，而且善于传授后辈，是个实用性的技术人才。嘉靖帝对他十分眷爱，只要有营建项目完工，必定重赏，大臣们也阻止不住。

徐杲还有一个故事：“魏国公大第倾斜，欲正之，计非数百金不可。徐令人囊沙千余石，置两旁，而自与主人对饮，酒阑而出，则第已正矣。”可见，他能以匠人之身而位列九卿，并非偶然，是有两把刷子的。

相比陆祥、蒯祥，徐杲的结局就没那么好了。

嘉靖帝刚驾崩，徐杲就被人弹劾革职。徐杲被罢职后，这些人还不肯罢手，又捏造罪名，极力构陷。

《明史·宦官李芳传》中说：“世宗时，匠役徐杲以营造躐官工部尚书，修芦沟桥，所侵盗万计……芳劾之。时杲已削官，乃下狱遣戍。”

正史中居然称之为匠役徐杲，躐官是指越级升任。从修撰者的文字把戏中，不难看出这些人对工匠入仕的态度。士人与匠人，中间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

最终，徐杲被流放戍边。可叹功名富贵，终成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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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杲事件以后，工匠再难做官

徐杲之前，还有蒯义、蒯刚、蔡信、郭文英等，都是以木匠身份而官至工部侍郎，工匠吴敏德还官至都御史。这些人都是工匠中的显达名世者。

陕西韩城人郭文英很幽默。他跟士大夫官员在一起聚会时，听那些人谈靠什么经书取得科名，他说，俺是靠木经起家的。这种装疯卖傻式的自我解嘲，引得大家哄堂大笑。这笑声中，其实是有深意的。

在重视科举、轻技艺出身的社会里，匠役至微、名器至重的观念根深蒂固。匠役杂班与公卿为伍的现象，让科举出身的士大夫越来越难以接受。认为这是皇帝滥恩，简直就是与唐中宗的斜封墨敕一样。

滥恩是什么？就是恩情泛滥，胡瞎给人，是不符合规定的赏赐。斜封墨敕是什么？就是皇帝权宠用事，任命官吏不遵制度，不经外廷盖印而直接下达的命令。这评价有点大胆过分了。

从现代人的眼光看，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完全把技术人才排斥在社会精英阶层外。明朝的皇帝们选官任用技术官僚，从工匠中提拔优秀人物担任工部尚书、侍郎，也不失为一种社会进步。

徐杲罢职遣戍事件后，工匠授官受到正统士大夫愈加严厉的攻击，很难得授官职了。

武宗刚登基，正准备以营造工程竣工事由赏赐工匠，工部给事中王缜不乐意了，带了一伙官员就来进言：“陛下初登大宝，工匠末技，已有以微劳进者，诚不可示后世。宜散遣先朝诸画士，革工匠所授官。”

事实上，是工匠们升官动了以科举出身的士大夫的奶酪，所以引得他们群起反击。

自此后，匠是匠，官是官。大道朝天，各走一边。

强调精益求精，提倡工匠精神

明末的文人张岱，在《陶庵梦忆》中真诚地赞美了苏州几个艺匠：

“吴中绝技：陆子冈之治玉，鲍天成之治犀，周柱之治嵌镶，赵良璧之治梳，朱碧山之治金银，马勋、荷叶李之治扇，张寄修之治琴，范昆白之治三弦子，俱可上下百年保无敌手。但其良工苦心，亦技艺之能事。其厚薄深浅，浓淡疏密，适与后世赏鉴家之心力、目力针芥相投，是岂工匠之所能办乎？盖技也而进乎道矣。”

这几位匠人是幸运的，多少造诣高深的宗匠，都淹没在历史长河中，藉藉无名。清代著名的宫廷建筑师样式雷家族，授官品级低微，再也没能达到明代的高度。

之后，随着新式职业学堂和留学教育的发展，工匠的生成方式出现了根本性变化，传统工匠完成向工程师、科技专家和现代技术工人的转化。

现今流行讲“工匠精神”。其实，现在工匠的定义范围应该是两种：一种是传统的手工业劳动者，这已不占主流了；一种是工程师、科技专家和现代技术工人，这些人是现代社会的主流。

现代中国要由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必然是强调后者精益求精的工作精神。

《墨子》说：“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圆。”元代宰相耶律楚材说：“治弓尚须用弓匠，为天下者岂可不用治天下匠耶？”

看来，天下与匠人还是大有关系的。从这方面讲，专家治国，应该是巨大的时代进步。 

原标题：古代工匠为何难做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