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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访古:朝鲜国王为何祭祀大明皇帝数百年?


来源:澎湃新闻网

事实上在丙子之役之后,朝鲜的一切官方文书均书写清朝年号(与日本的外交文书不书写年号,仅使用干支纪年),而两班士大夫私下继续使用崇祯年号。所以在现存的朝鲜后期的私人文集末尾,经常可以见到类似“崇祯后三甲子”之类的纪年方式。笔者虽也曾见到过存在崇祯与康熙年号并记的私人文集,但数量极少。

竣工于1405年的昌德宫,是保存至今的朝鲜时代古宫之一,坐落于景福宫东侧,和昌庆宫一起被称为“东阙”。在朝鲜时代,昌德宫前庭、后苑,以及昌庆宫是连为一体的,现在为了管理方便,被人为划分为三个区域。

分布在首尔市中心的数座朝鲜时代的古宫中,笔者以为最值得一去的当属昌德宫及其后苑。理由有三:其一,首尔的古宫中,昌德宫是使用时间最久的宫殿。朝鲜时代国王及王后等人实际上更常居住在昌德宫,或与之相连的昌庆宫,而不是景福宫。特别是壬辰战争爆发时(1592)景福宫曾被焚毁,直到1868年才重建,所以朝鲜时代最常使用的宫殿当属昌德宫。其二,昌德宫的朝鲜时代特色。比起规规矩矩按礼制建立起的景福宫,昌德宫依山势而建,建筑特点更体现出了朝鲜王室的品味,而且一部分建筑与中国颇有渊源。其三,韩国政府对昌德宫后苑格外保护,这也暗示了其非同一般的价值。在韩国,每月的最后一个周三,所有的古宫及古文化遗址都可免票入场,而且古宫全年对穿韩服的游客免票,但昌德宫后苑是一个例外。这里每天限制客流量,甚至还需要预约门票。

笔者前往昌德宫后苑的主要目的是探访奎章阁和大报坛遗址,这两处建筑与中国渊源颇深。奎章阁是朝鲜正祖(1776-1800年在位)时期建立的王室图书馆,其中藏有大量从中国购入的图书,包括卷帙浩繁的《古今图书集成》。不过当年奎章阁的藏书现在均已转移到首尔大学奎章阁韩国学研究院或其他藏书机构,后苑中的奎章阁建筑物仅仅是一座空楼。大报坛则是朝鲜肃宗(1674-1720年在位)在1704年,即明朝亡国六十周年时修建的祭坛,为了祭祀明神宗万历皇帝,而现在仅剩遗址。

从敦化门进入昌德宫后,顺着主路往东走便可见到主殿——仁政殿,如今仁政殿内的布置并不是朝鲜后期的模样,而是旧韩末及日本殖民时期的样子。殿外的屋檐边角上绘饰的是朝鲜王室的代表图纹李花,而殿中则有大量的旧式电灯。1910年日韩合并之后,大韩帝国最后一位君主纯宗(1907-1910年在位)被日本殖民者降格为昌德宫李王,直到1926年去世,昌德宫一直是他的居所,因此昌德宫内一部分建筑及室内布置被改造成了近代风格。

朝鲜时代国王和王后的寝宫——大造殿位于仁政殿的东北角。朝鲜后期的王室子嗣,尤其是嫡子繁衍比较艰难,许多王后一无所出。从1661年显宗妻即明圣王后在大造殿生下世子即后来的肃宗起,之后的150年间这里都没有再诞下嫡子,直到1809年8月,纯祖妻纯元王后生下孝明世子(1809-1830,后被追尊为翼宗﹑文祖)。孝明世子于1827年受父王之托,开始代理听政,他很有抱负,试图打破势道政治操纵朝鲜权力的局面,以强化王权的统治力量,但孝明世子在代理听政的第四个年头突染急病去世,抑制势道政治的努力也随之化为乌有。

大造殿,笔者摄。

虽然孝明世子代理听政只有短短四年,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昌德宫历史上最有存在感的主人之一。听政时期,孝明世子在昌德宫后苑新建并改造了不少建筑,不过其中不少建筑后来因各种缘故而消失,参考19世纪初绘制的《东阙图》(现收藏于韩国高丽大学博物馆及东亚大学博物馆)可知,当时昌德宫的建筑规模要现在所见的要更大。

孝明世子御真(韩国国立古宫博物馆藏)以及复原图。

大造殿的东南方向有一片两班士大夫家寓风格的建筑群,就是乐善斋。朝鲜高宗的小女儿即德惠翁主(1912-1989。庶出,所以称翁主)历尽艰辛于1962年终于从日本回到韩国,从那时直到1989年去世,她便一直居住在乐善斋。最近小说《德惠翁主》及由此改编的电影在韩国颇有人气,前来乐善斋参观的当地观光客络绎不绝。不过小说和电影的虚构成分居多,对于一个去国离乡且婚后不久就精神失常的可怜女人来说,她的抗日事迹只能说是作家的人为拔高吧。

德惠翁主与高宗及家人的合照,最右为德惠翁主。 

乐善斋,笔者所摄。

《古今图书集成》如何到朝鲜?

从乐善斋西北方向的宫阙管理处入口可进入昌德宫后苑,然而后苑并不像前庭可以自由参观,需要跟着宫内的讲解员按照规定路线前往。跟随讲解员沿规定路线走进古树掩映的后苑,首先见到的便是芙蓉池附近的宙合楼和奎章阁及其附近的建筑群。

奎章阁原本是收藏历代国王御制和御笔的地方,到了正祖时期被改编为研究学问和辅佐国王的近侍机构。正祖从年轻有为的文臣中选拔抄启文臣,用于辅佐自己建立国王亲卫势力,当时文名远传到北京的朴齐家﹑李德懋﹑柳得恭﹑李书九等人都是抄启文臣出身,属主张向中国学习的“北学派”。现有建筑物的二层挂着宙合楼的牌匾,这是正祖的御笔,一层则是奎章阁,而当年肃宗题写的“奎章阁”牌匾现在被收藏在位于景福宫内的韩国国立古宫博物馆。

朝鲜后期画家金弘道所绘奎章阁图,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 

肃宗御笔“奎章阁”牌匾,韩国国立古宫博物馆藏。

奎章阁的建立以及藏书的分布情况在《朝鲜王朝实录》有记载:

建奎章阁于昌德宫禁苑之北, 置提学、直提学、直阁、待敎等官。……正南曰阅古观, 上下二层, 又北折为皆有窝, 藏华本图籍。正西曰移安阁, 为御眞、御制、御笔移奉曝晒之所也。西北曰西库, 藏东本图籍。

也就是说,当时从中国购入的书籍被收藏在“皆有窝”。不过皆有窝的建筑现已不存,其遗址如今已植为树林。庆幸的是,这些古籍大部分仍流传至今,被收藏在首尔大学。

20世纪初“皆有窝”的照片

奎章阁的藏书中最出名的当属1777年耗费巨资从北京购回的《古今图书集成》,当年负责购买此书的燕行使徐浩修(1736-1799)曾向正祖报告过购书的情况:朝鲜原来想购买的是《四库全书》,不过当时《四库全书》尚未彻底完工,购买不便,所以徐浩修便购买了《古今图书集成》运回朝鲜。

奎章阁及宙合楼,笔者摄。

关于《古今图书集成》的购买以及运到朝鲜后的故事,京华世族丰山洪氏家族出身的士大夫洪翰周(1798-1868)留下了如下的记载:

正庙元年以上价赴燕时,清高宗方命诸臣纂修四库全书未成矣。上喻托浩修,书如讫工,使之购求一本。浩修承命往求,果未成,遂用别备银几千两更买图书集成一部以来。是类书并目录合五千二十卷也。上览而大喜,亟命以我国纸本改装,又令内阁检书李德懋﹑朴齐家﹑柳得恭辈先书小目,又命工书人曹知事兄亨书其外题,藏之宙合楼,非阁臣不敢请出,甚宝重之。如外廷臣僚与书生无以寓目者也。

余闻丙申(1776)购来时,燕市人笑谓我人曰:此书刊行殆通五十年,而贵国号称右文,今始求买耶?日本则长崎岛一部,江户二部,已求三件去矣。我人羞媿不能答。向在丁亥(1827)夏,翼宗代理时,余再从兄海居公以禁脔尝私侍公,伏地奏曰:臣既非阁臣,图书集成,一生未见,愿乞一借。翼宗笑许之,仍命掖隶领送公第。公招余同阅,故余亦一再往见其纲领矣。

洪翰周提到,朝鲜人在北京购买《古今图书集成》时被北京商人嘲笑,图书刊行了半世纪才来求买,比日本人慢了很多。当时日本并不像朝鲜一样官方派遣使节前往北京,但可以推测,很可能是当时活跃在中日间的民间商人将《古今图书集成》贩去日本。

洪翰周还提到,《古今图书集成》运抵朝鲜后,受到正祖的喜爱与重视。正祖命人将书以朝鲜纸张改装,命内阁检书们书写小目等,还将此套书收藏在宙合楼,不允许外臣借阅。孝明世子代理听政时,洪翰周的族兄永明尉洪显周是正祖的女婿,也就是孝明世子的姑父,他恳请孝明世子才得以成功借阅到《古今图书集成》,洪翰周也因此得以一见《古今图书集成》。

昌德宫后苑内的具有浓郁两班士大夫家寓风格的演庆堂是1827年孝明世子为纯祖夫妇所建的。孝明世子在代理听政时,试图通过重建礼乐秩序,尊崇国王夫妇来抑制势道家族在朝政上的影响力,从而强化王权。不过,孝明世子的这些努力效果有限。

19世纪前半期的朝鲜朝政主要还是被安东金氏﹑潘南朴氏﹑丰壤赵氏等几个势道家族把持,尤其是安东金氏,足足把持朝鲜朝政六十年,人称“安东金氏六十年势道”。而且这些势道家族通过与王室的联姻,更加巩固了自己家族的权力。这三个势道家门与朝鲜王室联姻的代表人物分别为纯祖妻即孝明世子母亲的纯元王后金氏、纯祖生母绥嫔朴氏和孝明世子的妻子神贞王后赵氏。

孝明世子一方面想压制势道家门的权力,一方面又不得不依靠这些家族出身的臣子来处理朝政,而且不可能完全不顾忌王室中女性的立场,所以说,孝明世子压制势道政治的努力从一开始就注定很难成功。孝明世子22岁就去世了,但他的妻子神贞王后赵氏则是朝鲜历史上最长寿的王后,一直活到了1890年,享年83岁。后来也是她与兴宣大院君联手,将兴宣君之子即高宗入嗣孝明世子推上了朝鲜王位,从此结束了安东金氏六十年的势道政治,但就此又开启了兴宣大院君为首的新势道政治的统治。

演庆堂,笔者摄。

朝鲜为何祭祀大明皇帝?

大报坛遗址在昌德宫后苑西北角,遗憾的是这里并没有向游人开放,只能隔着树林远望。

大报坛是1704年,即明朝亡国六十年时,朝鲜肃宗为报答壬辰战争中向朝鲜派遣援军的明神宗万历皇帝而修建的祭坛。到了1749年朝鲜英祖又增加了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思宗崇祯皇帝的神位。对朝鲜来说,这三位明朝皇帝对朝鲜的恩惠最大。明太祖曾赐予国号“朝鲜”,对朝鲜有“大造之恩”;壬辰战争中明神宗救援朝鲜,有“再造之恩”;1636年末清军侵入朝鲜(即丙子之役),崇祯皇帝对朝鲜有所谓的“东援之恩”——朝鲜向清称臣很久之后,才知道崇祯曾打算在丙子之役时救援朝鲜。

朝鲜国王在大报坛祭祀明朝皇帝的祭礼从1704年一直持续进行到1894年。原本肃宗想建造的是可以常年供奉神位的庙宇,后来考虑到固定庙宇容易被清人发觉而引发两国间的摩擦,所以决定建立祭坛,根据需要举行祭祀。

《东阙图》中的大报坛。高丽大学博物馆所藏。

1704年12月的《朝鲜王朝实录》记载了大报坛祭祀明神宗的准备情况:

大报坛成。坛在昌德宫禁苑之西曜金门外, 旧别队营之地。坛制用左议政李畲言, 放我国社稷之制, 有壝有墙, 墙高四尺, 比社坛加高一尺, 方广二十五尺, 四面皆为九级。壝、墙四面,皆三十七尺, 自坛所筑外墙, 以防行人俯视。自十月初三日始役, 至是讫工。……

乐用八佾而乐章亦相琦(即宋相琦,时任大提学)所撰进也。畲以为宜放文庙释菜时乐章, 诸大臣请依社稷祭乐章, 上从其言。坛上帐殿, 用黄色紬段, 为内帐, 如我国帐殿, 满顶骨之规, 以一片木, 加漆, 长广如我国阙字版及外方殿牌之制, 加以跗方, 奉置卓上, 付以黄纸牓,而使书写官, 题其面曰大明神宗皇帝神位, 祭后燎其纸牓, 木片则藏之樻中, 每于祭时出用。诸议皆以为然, 从之。登歌、轩架, 依社坛制排置, 祭物品数, 依皇朝仪式, 祭器亦依《大明集礼》图式, 而祭器, 依古礼竹笾等制为之。神室、黄帐房, 依《会典》图说造成, 祭文中, 命勿书淸国年号, 命勿差坛所守直官, 只使礼官主管焉。

值得注意的是,祭祀明神宗的祭乐所用的乐舞是天子所用的八佾,而非诸侯即朝鲜国王自己所使用的六佾。而且,一切祭祀准备均按明朝的《集礼》与《会典》置办,祭文中也不书写清朝的年号。事实上在丙子之役之后,朝鲜的一切官方文书均书写清朝年号(与日本的外交文书不书写年号,仅使用干支纪年),而两班士大夫私下继续使用崇祯年号。所以在现存的朝鲜后期的私人文集末尾,经常可以见到类似“崇祯后三甲子”之类的纪年方式。笔者虽也曾见到过存在崇祯与康熙年号并记的私人文集,但数量极少。

关于朝鲜君臣执意建造大报坛的原因,笔者更倾向于这样的解释。大报坛得以建立,这其中当然有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讲求尊周义理的朝鲜君臣的主观动机,亦有因历史上清军侵入而根深蒂固的“崇明反清”的意识,但更主要的是,朝鲜统治阶级试图利用尊明义理强化内部认同,巩固自身统治的现实需要。在肃宗之前的孝宗与显宗时期,经历了丙子之役及目睹了明清交替的朝鲜朝廷内部,主张替本国和明朝报仇而讨伐清朝的“北伐论”几乎成了朝廷上下的公论,但是考虑到朝鲜现实国力,明眼人都能明白所谓的“北伐论”无异于痴人说梦。而肃宗则将“北伐论”的思想基础,即“尊明义理”的意识以建立大报坛的方式付诸实践,一方面削弱了臣下以标榜“尊明义理”来主导朝廷舆论的可能性,将舆论的主导权牢牢把握在国王手中,从而强化了王权对臣权的控制;另一方面,通过在大报坛祭祀明朝皇帝这样的礼仪行动,进一步确认了朝鲜的统治意识形态,即强调“尊周大义”(对朝鲜来说,尊周即是尊明),强化内部认同,维持自身统治稳定。

[责任编辑:李志明 PN032]

责任编辑:李志明 PN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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