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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水一潭”还是“活力无限” 宋代社会如何自我调节?


来源:光明日报

对于有宋一代,从前误读不少,学界曾普遍认为,我国古代社会停滞以至僵化开始于宋代。其实,宋代社会仍然在前进、在发展,并非死水一潭、僵滞无力,相反“宋代是个竞争性强、开放性高的社会”。

对于有宋一代,从前误读不少,“走下坡路”便是其中之一。在一段时期之内,学界曾普遍认为,我国古代社会停滞以至僵化开始于宋代。其实,宋代社会仍然在前进、在发展,并非死水一潭、僵滞无力。有学者指出“宋代是个竞争性强、开放性高的社会”(黄宽重:《科举社会下家族的发展与转变》),我基本赞同。下面仅就宋代的社会流动问题略抒浅见。

资料图

所谓社会流动,简而言之,是指人们的社会地位以及职业的变动。社会流动是社会自我调节的重要机制之一,是社会富有活力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面对社会流动增大的现实,宋人感慨颇多:“今日万钟,明日弃之;今日富贵,明日饥饿。”(张载:《经学理窟》)宋代社会流动趋势增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政治上:“贱不必不贵”。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往往世代为官。这种状况到唐代没有根本性改变。宋代“朝廷无世臣”“无百年之家”,士庶界限趋于消解,官民之别可以转化。宋代由贱而贵与由贵而贱的两种现象均较为常见。如沈伦原本是个以教书为业的穷书生,后来官拜宰相。但他去世后,家道随之中落。宋太宗曾叹息:“大臣子孙皆鲜克继祖父之业。”(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难怪宋代民谚说:“莫言家未成,成家子未生;莫言家未破,破家子未大。”(袁采:《袁氏世范》卷下)

宋代政治上的社会流动,与科举改革关系极大。和唐代不尽相同,宋代“取士不问家世”,“一切考诸试篇”,采取弥封、誊录等措施,平民子弟仕进的可能性增大。明代学者胡应麟说:“五代以还,不崇门阀。”(《华阳博议下》)宋代门第观念相对淡薄,人们更加看重科举和官职,并影响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前士庶不通婚、不交往一类的旧习俗有所改变,出现了“婚姻不问阀阅”、“所交不限士庶”(朱熹《增损吕氏乡约》)等新现象。

其二,经济上:“贫不必不富”。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经济色彩浓重。中唐前后,商品经济有所发展。时至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更上一层楼。商品经济竞争性强,胜负盈亏难料。营利者往往“累千金之得,以求田问舍”(李新:《上王提刑书》)。政治权力往往向经济力量屈服,宋朝政府不得不减少对土地买卖的限制和干预。土地作为商品较多地进入流通领域,土地所有权转换频率明显加快,以致“庄田置后频移主”(刘克庄:《故宅》)。

如今人们常说:“富不过三代。”其实,宋时已有此一说:“此今之富民,鲜有三世之久者。”(吕皓:《上邱宪宗卿书》)苏洵曾感叹:“富者之子孙或不能保其地,以复于贫。”(《田制》)商人比田主风险更大,“有朝为富商,暮为乞丐者”(《朱子语类》卷130)。达官显宦同样难免,如名将郭进在其新居落成之日,当着众多宾客,指着儿子说:“此卖宅者。”郭进死后,新居“果为他人所有”(《梦溪笔谈》卷9)。至于由贫而富的实例,在洪迈《夷坚志》中就有不少。对于经济上的社会流动,宋人概括道:“富儿更替做”(《袁氏世范》卷下);“贫富久必易位”(黄震:《黄氏日钞》卷78)。当时还出现了不少此类谚语:“白屋多起家,膏粱易偷惰”(何坦:《西畴老人常言》);“若还懒惰必饥寒,莫到饥寒方怨命”(罗大经:《鹤林玉露》卷5)。与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相适应,人们格外重视教育后代:“人生至要,无如教子”(刘清之:《戒子通录》卷6),以此来防止家道衰败。

其三,职业上:“士多出于商”。在我国古代,人们的身份被固化为四大类别——士农工商。士列四民之首,商居四民之末,等级差别明显,高低贵贱分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贵者始富,贱者不富”(王应麟:《困学纪闻》卷2)的旧格局被打破,出现了“贫富贵贱,离而为四”(《黄氏日钞》卷5)的新趋势。四民由四种不同的身份逐渐演变为四种不同的职业,且有相互转化的可能。范仲淹《四民诗》便将四民一视同仁,并为商人鸣不平:“转货赖斯民。远近日中合,有无天下均。上以利吾国,下以藩吾身。”“吾商则何罪,君子耻为邻。”清人沈垚说:“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落帆楼文集》卷24)在他看来,所谓“后世”恰恰始于宋代。

随着商人地位的提高,宋代士商相混。苏辙渲染道:“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上皇帝书》)沈垚说得更直白:“天下之士多出于商。”由于某些贱商旧规被突破,商人之子摇身一变而为士,再变而为官者大有人在。宋仁宗时出任都转运使的郑骧、宋神宗时官拜参知政事的冯京就是两个突出的实例。宋人说:“钱如蜜,一滴也甜”(惠洪:《冷斋夜话》卷8)。在金钱的诱惑下,官吏经商成风,甚至一身二任。亦官亦商者,如大将张俊,他既是枢密使,又是临安大酒店太平楼主,还经营海外贸易;亦商亦官者,如茶商马季良,他家本为茶商,因附凤攀龙,官至兵部郎中、龙图阁直学士等。

最后应当指出,社会流动与社会控制是社会自我调节的两翼,社会流动绝非越大越好。尤其是经济上的向下流动,一旦规模过大,贫困户猛增,暴发户飙升,势必造成社会动荡。宋代多数时间全国范围内的社会流动尚属适度。这正是宋代既富有活力,又不曾发生全国规模的民众反抗事件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宋代的社会流动是有限的,有学者称之为“单线社会流动”(李弘祺:《宋代教育散论》),贫者贱者上升的概率不大,远远不足以填平贫富贵贱分化、阶级阶层分野的鸿沟。

文章转自《光明日报》( 2017年01月02日 06版)

原标题:从社会流动看宋代社会的自我调节与活力

[责任编辑:李志明 PN032]

责任编辑:李志明 PN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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