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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金鼎革之际 理学重镇湖湘学派如何诞生?(图)


来源:凤凰国学

孔子身处“礼崩乐坏”的时代,社会动荡,私欲横流,周公以来建构起的儒家伦理将遭灭绝。孔子以强烈的文化担当意识,挑起保护和复兴儒家伦理文化的重任。孔子的这种心态和精神,恰恰就是胡安国这一批理学家内心的写照。由激烈的文化冲突而导致的强烈的文化担当意识,促使他带领他的子弟和学生们创立了湖湘学派。

湖湘学派是指南宋时期在湖南地区形成的,以胡安国、胡寅、胡宏、张栻等人为代表的理学学派。

湖湘学派产生于南宋初年,历经初创、发展、成熟、鼎盛几个阶段,最后在南宋末年作为一个学派消亡了,但其精神价值却埋藏于三湘四水间,注入到湖南人的精神血液中,触着适宜的水分养料,就生长发芽。

南轩先生张栻(资料图)

湖湘学派产生和发展的整个过程,都是伴随着南宋文化冲突而进行的。而南宋的文化冲突,则表现为复杂、多元的状况,交织着宋、金民族文化冲突,儒、佛文化冲突,以及地域文化冲突。

本文专论湖湘学派的创立与宋、金民族文化冲突的关系。

一、宋、金民族冲突

公元1126年,即宋钦宗靖康元年冬天,宋朝都城开封被金兵攻破。翌年初,金兵北撤,掳走徽宗、钦宗二帝以及宗室、后妃、大臣等数千人,此即让当时朝野之人痛心疾首的“靖康之难”。

靖康之难虽说是金兵入侵造成的,但也有宋朝皇帝咎由自取的因素。

宋徽宗赵佶是历史上有名的风流天子和糊涂昏君,他吟诗诵赋,工书善画,其“瘦金体”书法为中国书法史上一绝,艺术才能很高,而治国却一塌糊涂。徽宗耽于玩乐,声、色、书、画,奇花异石,飞禽走兽,甚至蹴鞠(踢球)、谐谑等等,无不喜好。凡能投其所好者,无论朝中大臣、宫中宦官,还是市井流氓,皆能飞黄腾达。有个叫高俅的人,本为一名听差,只因善于踢球,即得徽宗赏识,被升为殿前都指挥使,统领禁军。徽宗统治期间,信用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朱勔、李彦,他们权势熏天,作恶多端,被时人称为“六贼”。宋徽宗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大兴土木,横征暴敛,手下奸臣更是变本加厉,如狼似虎,给广大平民百姓带来了巨大的苦难。

宋徽宗绘《瑞鹤图》(资料图)

以徽宗时期的“花石纲”为例。徽宗喜好奇花异石,蔡京等人就投其所好,派人从东南采集珍异花石,通过大运河和汴河船运进京,供宫廷享用,称为“花石纲”。主勔主持“花石纲”时,只要发现哪家一石一木有欣赏价值,就带领如狼似虎的士兵直入其家,贴上黄纸封条,指为御用之物,勒令主人善加保护,少有违逆或不慎,即按对皇帝大不敬治罪。待到运走时,拆墙毁屋,无所不为。又常役人到江湖深渊中捞取太湖石,为运输奇石而劈山开路,水陆两路纲运,征发民工无数,而官府督责惨苛,百姓苦不堪言。方腊起义就是在“花石纲”的残酷压榨下被激起来的。

宋徽宗不仅是一个耽于享乐,玩物丧志,治国无方的昏君,还是一个迷信道教神仙的糊涂人。许多道士被徽宗授予特为道教设置的官职,徽宗也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待到金兵南侵,长驱直入时,这个道君皇帝就被吓破了胆,慌忙把帝位让给皇太子赵桓,是为宋钦宗,徽宗自己则带着他的宠臣们南逃避难。然而,这钦宗赵桓,也是一个胆小无能之辈,当时虽有李纲等坚决主战的贤能之士,却并不被重用,后来还被流放。钦宗一心只想着投降议和,不曾认真想过备战迎敌,把抗战派官员排挤净尽,并残酷镇压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战义兵,自毁长城,自断命脉,最终落得国破家亡,自己以九五之尊沦为金人阶下囚的可悲下场。

徽、钦二帝被掳走后,康王赵构“嗣宋朝之大统”,登基称帝,改元建炎,此即南宋。赵构是宋徽宗第九子、宋钦宗之弟。当初金兵围攻开封时,赵构被委任为河北兵马大元帅,让他组织宋军入援京师,然而,赵构却怀着一旦父兄被俘,自己可以另建小朝廷的私心邪欲,按兵不动,笼络部属,饮宴游乐。事态的发展果如其愿,二帝被俘,赵构就当上了皇帝,是为宋高宗。

宗高宗赵构(资料图)

宋高宗在这种背景下当上皇帝,其复杂心态可想而知。一方面,对金作战,收复失地,迎回二帝是朝野爱国之士的强烈心愿,高宗也不得不做一些表面文章;但另一方面,他却有一个极大的心理障碍,那就是,一旦二帝归来,他这个小朝廷的皇帝就有可能做不成了。宋高宗之所以在对金态度上表现得那么卑躬屈膝,不断遣使乞和求降,最后还伙同秦桧把抗金名将岳飞害死,就是高宗的这种“私欲”在作怪。因此,南宋理学家们对高宗嗣位颇有微词,如湖湘学派胡寅就提出高宗不当立,张栻和朱熹都十分赞同胡寅之说,此事《朱子语类》有载:

南轩言:“胡明仲(胡寅——引者注)有三大功:一,言太上即尊位事;二,行三年丧;三云云。”先生(朱熹——引者注)云:“南轩见得好。设使不即位,只以大元帅讨贼,徽庙升遐,率六军缟素,是什么模样气势!后来一番难如一番。” 

南宋政权是在靖康之难的屈辱中建立起来的苟安小朝廷,靖康之变,北宋灭亡,连皇帝都被掳走,这对当时的知识分子造成了极其巨大的信念冲击和精神打击。堂堂中华礼仪之国,被野蛮的异族鞑虏侮弄,历代圣贤创制和维系下来的中华伦理文化崩坏坍塌,这是他们心中无法接受的。同时,在这种民族危难的特殊时期,各色人物接踵登台,各种嘴脸纷纷显露,阴险小人更是置国家安危和民族大义于不顾,关键时刻为祸贻害,让正人君子痛心疾首。理学家们在这个信念和精神备受打击的时代,反而更被激发出民族自强情结,在强大民族责任感的激励下,研习理学,着书立说,培养生徒,以表达他们的亡国之痛,寻求救国之方,并寄望于收拾河山,重振华夏文化,再树民族尊严。在这方面,湖湘学派表现得非常典型。

二、胡安国与湖湘学派的创立

湖湘学派,作为南宋时期重要的理学学派,就是在宋、金军事和文化冲突达到极点的时候形成的。

湖湘学派的创始人是胡安国,其子胡寅、胡宏等人佐助之功甚大。尤其是胡宏,后来成为湖湘学派最大的理论代表。

胡文定公遗像、《春秋传》(资料图)

胡安国,字康侯,谥文定。建州崇安(今属福建)人。生于宋神宗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早年即受到良好的儒学教育,24岁中进士后步入仕途。靖康之变前夕,胡安国已经非常讨厌官场的黑暗和权贵的污浊,一再辞拒朝廷任命,决心过一种“望云倚杖,临水观鱼”的隐居生活。然而,动荡的时局和民族矛盾的激化使胡安国改变了这种“独善其身”的想法。金兵入侵,国家危难,朝中主和、主战两派势如水火,胡安国在写给杨时的信中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主战的政治主张,并“幡然有复仕意”,决定前往京师,为国效力。

胡安国到达京城后,受到宋钦宗的召见。在奏对中,胡安国一方面从理学家内圣为本的立场出发,提出“明君以务学为急,圣学以正心为要”,强调正心务学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胡安国又主张“为天下国家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计”,提出了振兴朝纲、抵御外侮的具体措施。同时,胡安国还直指君过:“陛下南面朝天下越半年矣,而绩效未见,纪纲尚紊,风俗益衰,施置乖方,举动烦扰。大臣争竞,而朋党之患萌;百执窥观,而浸润之奸作。用人失当,而名器愈轻;出令数更,而士民不信。”如此大胆犯颜直斥君过,胡安国的确有胆量。不过,这种耿直的性格,在尔虞我诈的朝中是难以长久立足的。不久,门下侍郎耿南仲等人就将胡安国排挤出朝廷,任右文殿修撰,知通州。胡安国离开京都后十余日,金兵就把都城包围了。当时胡安国的长子胡寅尚在京城任职,有人替胡安国担忧,胡安国说:“主上在重围中,号令不出,卿大夫恨效忠无路,敢念子乎?”闻者为之动容。

金兵攻占京师,掳徽宗、钦宗二帝北去,宋高宗继位,改元建炎。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金兵再次南侵,侯师圣预见到荆门一带将必遭乱兵祸害,力劝胡家再迁,胡家听从侯氏之劝而举家向南迁移。不久,这一带果毁于兵火。当时另有一人未听侯师圣之劝,即身遭不幸。朱熹曾经提到此事:“文定本居籍溪,恐其当冲,世乱或不免,遂去居湖北。侯师圣令其迁,谓乱将作,乃迁衡岳山下。亦有一人,侯令其迁,不从,后不免。文定以识时知几荐侯。”经此事后,胡安国深服侯师圣“识时知几”。胡家向南迁移到湖南湘潭境内碧泉。对于胡氏一家迁居湖南湘潭碧泉的过程,胡宏在《有本亭记》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绍兴庚戌岁,先君子自荆、郢趋吴越,遇腹心之疾,不至而返。徜徉游行,遂至湖南。横涉清流,顾而叹曰:“此非沧浪之水乎?何其清之甚也!源可寻而濯我缨乎?”则命门弟子问津于居人。于是傍西山之阴,逶迤而入。不及百步,苍然群木之下,翠绿澄净,藻荇交映,俗以其色故号为“碧泉”。登山四顾,乃洞庭之南,潇湘之西,望于衡山百里而近……先君子徘徊不能去,拂石倚筇而坐,喟然而叹曰:“水哉!水哉!惟其有本也,故不舍昼夜。仲尼所以有取耳。吾老矣,二三子其相吾志。

碧泉在洞庭之南,潇湘之西,距衡山不到百里,水清山幽,远离战乱,在当时确是隐居传道的好去处。胡氏父子怀着对腐败朝廷的失望和对兵火战乱的恐惧,面对如此幽美的环境,遂萌生隐遁治学,传道授徒的想法。在胡氏一家迁居碧泉的过程中,胡安国弟子、长沙人黎明起了很大的作用。《宋元学案》载:

黎明,字才翁,长沙人。以孝友信义着称。师事胡文定公。建炎之乱,文定避地荆门,先生为卜室庐,具器币,往迎之。胡氏之居南岳,实昉于此……而湖湘学派之盛,则先生最有功焉。

黎明引导和帮助胡氏父子定居碧泉,从而使胡氏之学在湖南扎根,后渐成在理学史上颇有影响的“湖湘学派”,黎明的确功不可没。朱熹谈到当时这一事件时说:

向见籍溪说,文定当建炎间,兵戈扰攘,寓荆门,拟迁居。适湘中有两士人协力具舟楫,往迎文定,其一人乃黎才翁。文定始亦有迟疑之意,及至湘中,则舍宇动用,便利如归,处之极安。又闻范丈说,文定得碧泉,甚爱之。《有本亭记》所谓“命门弟子往问津焉”,即才翁也。

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诏胡安国为中书舍人兼侍讲,胡安国向宋高宗进呈《时政论》21篇,包括《定计》、《建都》、《设险》、《制国》、《恤民》、《立政》、《核实》、《尚志》、《正心》、《养气》、《宏度》、《宽隐》等,表明了胡安国坚决主张抗金复国的决心以及振兴民族、治国安邦的真知灼见,他非常自信地说:“虽诸葛复生,为今日计,不能易此论也!”

然而,宋高宗没有抗敌兴国,收复失地的决心,胡安国感到很失望。绍兴二年,高宗欲启用故相朱胜非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胡安国上奏坚决反对,因为他了解朱胜非,此人在靖康之变时尊用张邦昌,讨好金人,危害国家。胡安国说得非常尖锐:“今强敌凭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系国安危,深恐胜非上误大计。”宋高宗只得改任朱胜非为侍读。但胡安国崇奉《春秋》大义,卧家不出,不愿与“污臣”为伍。此事得罪了朝中的当权者,胡安国不久就遭到贬黜,被排挤出了朝廷。

胡安国离开京师,回到湖南,决心退出官场,从事学术和教育事业。

胡安国不是湖南人,但湖南却是他宦游和长期寓居的地方。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胡安国曾任提举湖南路学事,后来又长期寓居湖南、湖北一带。特别是建炎年间,胡安国一家在金兵入侵、国破家亡的危难境地中来到湖南湘潭碧泉隐居,修建书堂,即碧泉文定书堂,后又被其子胡宏改造成碧泉书院。胡氏父子在这里讲学授徒,改变了湖南封闭固陋的风气,标志着湖湘学派的诞生。

[责任编辑:丁梦钰 PN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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