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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之观照:许倬云访谈录(图)


来源:书屋

许倬云,江苏无锡人,台湾“中研院”院士,著名的历史学家,1962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先后执教于美国、台湾和香港等多所知名大学,现为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代表作有《中国古代社会史论》、《西周史》、《万古江河》等。

许倬云,江苏无锡人,台湾“中研院”院士,著名的历史学家,1962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先后执教于美国、台湾和香港等多所知名大学,现为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代表作有《中国古代社会史论》、《西周史》、《万古江河》等。

许倬云

陈心想(以下简称陈):先生著作等身,在史学界有口皆碑。但我发现您在少年时代的学习经验,似乎跟人家不一样?

许倬云(以下简称许):首先,大家的称赞不敢当,我只是尽了一个学人的本分。对的,我的经历比较特殊,因为我没有上过小学,也没有上过初中。那时是抗战时期,我们居住的地方是相当靠近前线的湖北,年年不断避难;对于身体残疾的人而论,我无法住校学习。于是,我从七八岁以后,一直到十五岁基本上住在家里,随时播迁。幸而,先父是海军出身;海军的军官们,按着英国传统都是绅士,学问和作战一样重要。他的书架上总是有一些书,我可以随时取读。他的阅读兴趣大半在中外史地,也多少界定了我一辈子的学习方向。虽然有时候,在逃难的过程中,没有这么多的书可以随时摊开,我至少每天阅读报纸。

稍微安定的时候,我就可以随时拣选喜欢的书籍。抗战最后两年多,我们搬回重庆,有一段时间借住在舅父家,他的书房陈列了许多很有趣的书籍。我因此得到机会,阅读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几乎全套的《东方杂志》,还有有关英国工党政治的中文翻译本。舅父是一家工厂的厂长,他必须时时刻刻面对工人,尽量解决他们的困难。这几个阅读方向,再加上《大公报》、每周的《学灯》刊登当时一些学者们的论文,讨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问题。《观察》杂志也是当时大家喜爱的读物。在这个时候,我经常阅读费孝通、周鲠生等人的作品。当然,《大公报》的社论,言论严谨、文词简明,是大家喜爱的读物,我自己的作文风格很受《大公报》社论的影响。

抗战期间,每个人对于战争的情况非常关心。先父的军人背景,以及他靠近前线的职务,使他对于每日的战况密切注意。他每天读报以后,会在地图上插上大头钉,思考战局的情况会如何。他不仅关心中国战场的战争,他也注意欧洲战场的情况。我经常在他旁边,他会不时将他的意见简要地告诉我;这一每天发生的父子谈话,对我一辈子的学习兴趣有极大的影响。总结言之,我虽然在抗战期间失学甚久,其实因祸得福,获得一些一般少年无法得到的机会。

关于我在高中时代的学习,那时我们已经回到家乡无锡,依我的学历而论,我根本不能考上高中,因为我没有学过英、数、理、化。幸而,辅仁中学的校务主任李康复先生接受我随班学习,跟随高中一年级的同学们听课。他的条件:我如果能在第一个月考基本上及格,我可以算是旁听生,如果第一个期考通过,我就可以成为正式生。既然我的中文和史地以及一般的常识并不比别人差,我就可以集中精力补足缺少的课程。老师们也特别帮助,组织了大概有十位同学,编成一个小班,放学以后,留校两小时,彼此辅导,对当天的功课做一番温习。这一个特殊待遇,我至今感激不尽。那些老同学们对我的帮助,是今天许多课堂上学习得不到的。高二那年,裘维琳先生吩咐我细读《日知录》,终生得益。还是那句话,我是因祸得福,在很不正常的学习过程中,获得了太多的提携和协助。

:先生在台湾大学和在国外大学学习,多有名师扶植、提携,予您学术与人生影响甚大。我还列出了一个师长名单,不知先生能否谈谈?

:其实,你列出来的名单,只是少数几位你知道的大名。我所感激的恩师,远比你所列出的名单要长。你提到的傅斯年先生,他是我们的校长,当时他并不开课。因此,虽然他是历史学家,也并没有在我们历史系讲授课程。然而,他的正直和热诚,尤其对同学们学习和生活的关心,使我们感动。最后,他以五十四岁的壮年、在那时台湾省议会回答质询时,因为询问者的问题非常不合理,气愤之下,中风死亡。受他的精神感召,使当时的学生们终生感念,不敢不努力学习。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祖籍江西永丰,先祖傅以渐生于山东聊城,是清兵入关以后的首任状元。历史学家、学术领导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曾任国立北京大学代理校长。他提出“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之原则影响深远。

我的兴趣是在古代史,所以我所感激的老师,最先一提到的就是这几位恩师:李宗侗先生是我的主要导师,他的治学方法是将民族学的理论解释希腊古代史,而用希腊古史的经验来解释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我一生的研究工作,受他的影响最深。李济先生是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他教中国考古学,从器物的研究到不同遗址之间的关系,如何提出异同?如何排定年代?这些考古学上最重要的基本功,也是我一辈子遵循的方法。横的方向看彼此影响,直的方向看前后的传承,岂止是考古学上必要的观念,一切的历史发展无不都是这一纵一横的关系。他治学谨严,也形之于他的为人和办事。我后来进入史语所去工作,长期担任他的助手,在这一方面,我体会到一个谨严的学者和一个敬业的性格,是分不开的。

从凌纯声先生那里,我学到人类学和地理学的彼此连接。他对于泛太平洋文化圈的观念,至今我还认为是极为重要的贡献。可惜,他走得太早,整套理论并没有为人注意。芮逸夫先生将民族学和古代史结合为一,对我一辈子的研究方向也有极大的影响。他曾经要我检查《左传》中历史人物的亲属谱系,为了这一个工作,我不得不将《左传》反复阅读;后来我研究春秋、战国历史,这一段《左传》和其他相关古文献的数据,我比较熟悉,必须感激他给我的任务。劳干先生是秦汉史名家,他讲授秦汉史,常常为了一个小问题,花费整个一堂课,解释为什么如此考证。对于初学的本科生,这种教授确实有点难以接受。然而,从他这种教课的方式,教导考证学的方法和应用。从他的课程,我才理解《史记》、《汉书》、《后汉书》,其实是三种不同的体裁,也是三种不同的论述方式。董作宾先生是卜辞研究的专家,对于殷商年历学也有兴趣。他让我挑选这两个项目中任何一项,作为专题课的讲授内容。我挑了年历学,也跟着他计算了中国各种传统年历、其岁实和朔差的数字。这一个经验,一般的历史系同学是不会有兴趣的。

:先生在美国学习和研究了多年,获益良多,应有许多经验与我们分享。

:至于我在美国学习的经验,我是在芝加哥大学的东方研究所学习,这一研究所其师资十分之八、九是中东和近东的研究,在中国研究方面只有两位教授。我的导师顾立雅(Herrlee Creel)先生,是先秦研究的专家,他并不要求我选修中国历史课程,因为他觉得我在史语所的学习,应当是相当充实的。每一学期,我只需要注册一门专题研究或是专题讨论的课程,由他指定欧洲汉学的一些名著,让我自己阅读,然后和他讨论。他对于我的报告,却是非常严格的审阅。我们并坐,由他一字一句指导英文的句法;更重要的,他指出一些论述的逻辑是否切实。从这些讨论课上,我才理解,西方汉学家阅读中国文献,是一个字一个字认真研读,和我们一般人“一目十行”的态度很不相同。例如,他对于韩非子的“形名”,解释为名、实之间的关系,而一般中国学者则作“刑名”的解释,他的解释确实比较合适。

顾立雅,又名顾理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1905-1994),生于芝加哥,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并留校任教。曾任芝加哥大学东方语文系主任、美国东方学会会长、亚洲协会会员等,是西方著名的汉学家,同时也是孔子研究的权威。曾著有《孔子与中国之道》、《孔子真面目》、《从孔夫子到毛泽东的中国思想》、《传说中之孔子》多书。

在芝加哥大学,我的课程完全由我自己按照兴趣安排;顾立雅先生和东方系系方并不对我有任何限制。于是,我才有机会在远东以外,选习埃及古代史、两河考古学、古代宗教学等等课程。当时,韦伯理论正被芝加哥大学引入美国学术界,我也选了Peter Blau的“官僚制度”课程。从这一个角度入手,又结合宗教学,呈现了韦伯理论体系的多元性。如前所说,我的学术经验已经相当杂乱;韦伯理论却是帮助我,将许多杂乱的学科知识组合为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以此为方法,我自己的研究工作,大致都是以不同学科的方法和角度,集中讨论一串专题。

1970年以后,我来美国工作。这几十年中,我参加过三个研究团体。一个是哥伦比亚大学由印度学的教授发起,找了不同文化的学者,共同编辑一部亚洲、东方文化的阅读数据。虽然每人担任分题的撰写,但差不多每个月要聚会一次,讨论各人分摊课题的范围,也藉此互相了解其它文化的专家们如何处理同样的课题。这个经验对我非常有用。

匹兹堡大学的历史系同仁们的专业,相当平均地分布在世界五大地区,我们曾经也有过五六年之久,每隔一、两个月,志趣相同的同仁们,分成“劳工”一组、“农村”一组,分别聚会,轮流报告自己的研究经验,和目前研究的课题。这种场合,也给了我宝贵的机会,让我能够体会到其他文化和地区的课题,及其研究的方法。

另一个非正式的研究团体,则是Shmuel Eisenstaedt主导的研究团队,我们不定期地聚会,大致在十余年中聚会了不亚于六、七次。有各个不同文化群的学者们,分别提出自己的研究专题,围绕着文化突破、文化转型、现代化、以及全球化等等话题,讨论每个文化的特殊历程。我们最后一次希望能做到的聚会,是在伊朗正在开放的时期,应伊朗学术界之邀,实地考察古代文化重心的遗址,也讨论文化与文化之间的比较。可惜,这个愿望因为伊斯兰教士团的反对,没有实现。艾氏在2010年故去,我至今还是常常怀念这一位学问渊博、思想敏锐的老朋友。

舒默凯·诺亚·艾森思塔特(Shmuel Noah Eisenstadt,1923年生于波兰华沙-2010年卒于以色列耶路撒冷),以色列社会学家。专长在历史社会学、比较文明研究,早期集中在对结构功能论的一些中心假设及概念,如结构分化、现代性社会特征等,用比较历史的手法来辩驳更正,晚进则投入多元现代性的理论阐述工作。

综合这些经验,你大概能够理解,我的学习和研究,始终是在学科与学科之间的结合、文化与文化之间的比较。

:先生学贯中西,成果丰硕。之后,您一直在美国从事教育、研究工作,与中外学者交流不断,思想碰撞也不少,看得出来您对西方文明颇多担忧。

:你是对的,你注意到我对西方文明本身的衰象,已相当担心其可能崩解。自从欧洲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文明的发展方向,是依仗着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市场经济、工业生产和现代科技这几根支柱,支撑了西方文明继长增高。几百年来,虽然西方文明的中心不断在迁移,总的发展方向却是允有相当的动力。西方文明维持了自己的霸权,也将整个世界迅速地带向不断进步的方向。欧洲两次长期的战争,再加上上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则是这个开拓性文明体系,其扩张和侵略的本性造成的争夺,也造成了消耗。诚如韦伯所说,现代文明与基督新教的出现有密切的关系。在新教伦理中,神的恩赐和庇佑将许多个别的个人,在神的庇荫下可以连接成一体。可是,科技的发展以及不同文化接触之后,对于独一真神观念遭逢质疑,神消失了,人与人就没有互相的联机,人与人之间也就没有彼此的关怀。到了今日,个人主义已经发展到难以修补的地步:人有充分的自由,但人对别人几乎可以没有责任。这一情况,造成了最近几次大的经济危机,因为人与人彼此不再信任。社会将近解体,甚至家庭可以不存在,夫妇、亲子之间缺少亲密的相许。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社会将只有满足欲望的掠夺,而没有彼此扶持的互助,这是西方文明正在面临的重大缺失。最近十余年来,由于世纪的转换引起许多人的讨论,对于上述的病象,已经有十余种相当重要的著作出现。

:先生对西方文明衰象的判断很警世,令人沉思。反过来,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文化该往何处去?

:中国文化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自处?将近二百年来,中国面对西潮几乎不能抵抗,长期以来,中国采取的策略是尽量学习西方。然而,西方本身既然已经面临如此严重的窘局,中国不能亦步亦趋跟在西方后面,以至于陷入同样的困境。我认为,中国儒家的学说,则是做“人”的道理: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在人与人之间彼此来往之上,却也还要顾及天理和人道,也要顾及内心的心和性:凡此关怀,虽然不用“上帝”这两个字,其实一样是把人与人之间一般的交往和利害的交换,放在一个超越的理性之下。这一超越理性,何尝不相当于基督新教“神”的观念?如果重新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个人不至于失落,也使彼此关怀和帮助,以代替强凌弱、众凌寡的弊病;我相信,如果我们将中国的儒家理念和已经儒家化的佛、道,加以适当地阐释,未尝不能与基督新教的伦理互相印证,彼此补足,以匡正目前全球化过程中、这一个现代文明的主流正在面临的窘困。

:先生早年受教确实与众不同,正因如此,您的体会完全不一样。当下的教育确实有其弊端,如何才能得法如愿?

:回顾一生,我只有感激,感激家人、师友种种的提携和扶助,使我没有经过制式教育的约束,能有自由探索的机会。你特别到匹兹堡来和我见面,又作远距访谈,你的诚心,我很感动。因此,对你剖白我自己的一生经历,这是一个很独特的经验,很难复制。不过,我只盼望中国的制式教育能不能逐渐放松?能不能让学生有自己选择学习方式和方向的权利?也给学生们适当的帮助。例如,多设些没有学位、没有学程的学习机构,开放种种的教育管道,尤其今天因特网的交换和讨论何妨完全开放,不受任何约束,使得人人可以自由发展自己的兴趣和潜能。

[责任编辑:李志明 PN032]

责任编辑:李志明 PN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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