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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新品评三国人物:谁是三国时代第一“真儒”?


来源:凤凰国学

就算是“天之将丧斯文也”,再也没有人愿意被感化了,那也要不弃不离地坚持下去,在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被现实乱局剥离殆尽,同时也被现世的生存者们抛弃殆尽的危难而黑暗的历史时期里,以“独握天枢”的孤峰傲立之清峻凛然,不顾生身利害得失,不惜舍生忘死,坚忍不拔,坚定不移,用自己的努力,去保护和留存吾国文化精神生命的火种,期待有朝一日的“一阳来复”。

上面讲了几位乱世里读书人的故事,下面咱们提升认识的高度,来对他们的实际表现做个评判。

“管宁在辽东,专讲《诗》、《书》,习爼豆,非学者勿见,或以宁为全身之善术,岂知宁者哉!王烈为商贾以自秽,而逃公孙度长史之辟命,斯则全身之术,而宁不为也。”

这是王船山先生在《读通鉴论》中,评价管宁和王烈高低的话语。但是,要真正看清管宁和王烈的“处己”之道,却不是一件简单而容易的事情。

处己,就是如何安放自己,如何安排自己,如何安顿自己的问题。这一点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讲并不难,只要趋利避害,坚持活下去就可以了,甚至连想都不必要想,只要吃喝拉撒睡不出自然生理障碍,人生就算幸福和美满了。就算是遭逢乱世,“苟全性命”不易,要仰赖必要的时机和条件,要靠点小聪明和小机灵。但是同样不需要想着“处己”的问题。因为“处己”不是生存本身的问题,而是生存的目标和意义的问题。普通人只求生存,不问生存意义。可是儒者不一样,尤其是真正的儒者。生于天地之间,目的并不是为了保身。

我们自然没有必要把这种“肉”与“灵”——生存与意义关系的重大人生难题,施加到普通民众头上,让他们去冥思苦想,让他们去绞尽脑汁,让他们去寝食难安,那是对他们的残忍。不是他们不需要思考这样的问题,而是社会不应该把对这类问题的思考,强加到他们的头上。这是作为统治者、上层社会“士大夫”和知识精英们的责任,不是普通民众的义务。统治者、社会上层和知识精英,就是要为这些普通的生灵提供更安全、更丰足、更快乐、更幸福的生存条件的。对待普通民众,他们没有权力强行命令,要求百姓一定要如何如何。普通百姓只要能好好的过日子,把日子过得好好的,就已经是对统治者、社会上层和知识精英的恩赐了。怎么忍心,还要给他们施加本不属于他们的思想责任和精神负担呢!

所以,我在这里所讲的“处己”问题,不是针对普通民众的,而是针对统治者、社会上流,还有知识精英们的。这些人必须面对这样的问题,否则你就不应该充当统治者,不应该“挤进”上层社会里去,更不应该打着知识精英的幌子,利用这些身份和名誉,去谋骗衣食,满足个人的私欲。

对于读书人和社会上层人士来讲(最高统治者同样不能例外),当得危急关头,如果舍掉此身,却能彰显出人生的重大意义;而“苟且偷活”,却会严重损害“大义”的时候,那就必须不惜生命。这就是孔子的“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的真意。孟子的“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讲的也是这层意思。

当然,我在这里因为论说的是读书人,所以也只是仅就读书人而言,但却绝不排除统治者和上流社会同样有严正面对这一问题的责任和义务。

究实而论,孔子和孟子所讲的,都不是平常的话语,更不是说给平常的普通生存者的。既有对象所指,又有特定历史环境所遇。在通常的人生状态下,是很难遇到非要在生死之间必须做出抉择的历史时机的。平居无事时,玩这种“杀身成仁”和“舍生取义”的游戏,那是对生命的不敬,也是对圣贤经典的歪曲。圣贤的教诲,是专指遇到极特殊的历史情况时,才不得不做出生死的抉择。像管宁和王烈等,在自己的人生中所遭逢的,不是必须做出生死抉择的历史时机,不像文天祥,也不像王船山。

文天祥必须得死,要不然就会毁掉自己一生的所学和坚守,他也成不了忠臣义士和民族英雄,而只能成为一个苟活于世间的蝼蚁一般的生物,连普通的生存者都不如。尽管给他的条件,是“中书宰相”这样一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官大爵,但那不过是诱惑他还原为蝼蚁一般的普通生物的饵食。当然,文天祥是伟大而崇高的,因为他经受住了生死的考验,没有辜负从动物到人的伟大进化。从人倒退回几十、上百亿年前的简单生物,其实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只要放弃坚守,瞬间就能实现。但是要想不退回生物的境地中去,确实难上加难,有时必须舍弃生命。舍弃生命的意义,只在于我可以不活,但我不能回到进化成为人以前的动物情境中去活。

王船山跟文天祥不一样,他要是轻易放弃生存,就是对中国传统的核心价值的大不敬。他要是自己主动终止了自己的生命,那就等于放弃了一生对儒者大义的追寻与坚守,等于放弃了操守,放弃了最根本的人生原则。人世间,就不再会因为他的生命的延续,而昭示出伟大的中国文化精神的根本意蕴。他最多只能成为一个为了自己王朝的覆灭而殉葬的牺牲品。这是小义,不是大义。他的王朝和文天祥的王朝不一样,在根本性质上不一样。文天祥为了王朝而殉身,殉的是正义,殉的是道义,殉的是凛然之大义!王船山坚忍地活下来,却能因此而张扬正义,保存道义,开显大义。当然,王船山先生也是伟大而崇高的,他在那样无地可活,无理由可活的情况下,却找到了“六经责我开生面”的意义支撑。他同样经受住了生与死的严峻考验!

处置生死的问题,最主要的不是自己个人的名节问题,更不是简单的情感和情绪的激荡不能自已,或者心灵的创伤不能自疗的问题,而是民族文化的根本精神,宇宙人间的终究大义问题。任气和使性,无益于生命的成长,更无益于生死的处断。

管宁和王烈等汉末三国时期的真正儒者,面对的虽然也有生死的威胁,但终究不是生死需要自己抉择的时刻。而是如何处置自己——比如出仕和不出仕的选择,是僻居山林,做一个严子陵或者林鹤梅式的隐者,还是在人间社会中继续生活下去,尽可能发挥一些社会效用的选择。这种人生的遭遇,虽然看上去没有生死抉择那样严峻,但同样不易处断,甚至可以说更不容易处断。

管宁和王烈等的处境,跟文天祥和王船山的处境不一样,评价的目标,也要跟着不同了。如何判断自身的处境,是检验真儒还是伪儒、纯儒还是杂儒的最显著的分界要点。

历史上的儒者们,都是饱学之士,博古通今,依据自己的所学,保全自己的性命,不管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情况之下,应该都不是很大的问题。虽然他们不必说自己不愿意说的话,但也不必故意去说人家不愿意听的话,只要忍住自己的性子,不说话憋不死人。

但要就是不合作、不说话,一方面容易被残暴的统治者认定为消极抵抗,从而危及生身安全。另一方面,作为儒者的使命,又发挥不出来。一定只是为了活下去而不说话,不做事,那就等于从另外一条路径上,否认了自己作为儒者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一点正面有效的作用都不发挥,那就等于你已经不再是儒者,只是一个生物了。

“世之乱也,权诈兴于上,偷薄染于下。君不可事,民不可使,而君子仁天下之道几穷。穷于时,因穷于心,则将视天下无一可为善之人,而拒绝唯恐不夙,此焦先、孙登、朱桃椎之类,所以道穷而人亦穷也。”

像船山先生所说的焦先、孙登,还有朱桃椎,都是遭逢乱世,就此隐居,不跟任何人讲话,不跟人交往,自己完全变成了野人,见到人也跟见到山林里的禽兽一样。久而久之,连自己看上去都不像人了。他们如果不是儒家的信徒还好,那就成了道仙,但是他们都曾饱学儒家经典,尽管他们都遭逢乱世,求生不易,求不变节的生存在世间更不易。但是他们是儒者!真正的儒者,是不管身处什么样的历史境遇,都要尽量努力地发挥自己有效的作用。这种有效作用的发挥,途经其实很多,绝不仅只局限在从政、外交、做帝王师或者讲学等上面。

既要说话做事,说的话和做的事又都是正大的,跟当政的统治者又不一致,还能保证没有危险,同时又能发挥有效的社会作用。难就难在这里。能够做到这样,才是真儒和大儒的仁德,才是真儒和大儒的智慧,也才是真儒和大儒的风范。

儒者不为荣身而学,更不为保身而学,但是保身对于儒者,确实也是一种很高的智慧。“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这是孔子在《论语》中评价自己的学生南宫适时的说法。“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这是孔子在《论语》中评价卫国的大夫宁武子的说法。“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这些都是孔老夫子的教诲。

管宁、王烈等,身处“无道”的乱世,“君不可事,民不可使。权诈兴于上,偷薄染于下”,道将“穷”于天下,君子之仁爱天下的通道和可能性,都几乎要穷竭罄尽了。

“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这是孔子在《论语》中评价卫国的君子遽伯玉时的说法。管宁、王烈和邴原,离开中原到辽东躲避战乱,依循的就是这样的原则。这也叫“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但是“乘桴浮于海”的人,一定得是有道之人。识道、学道、得道,而后方是有道之人。

孔子说:“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有道之人遭逢管宁和王烈等的时代,就应当遵循孔子的上述原则,从而才不失为真正的儒者。

像管宁早期的朋友华歆,本来也是很优秀的读书人,但却直接进入乱局之中,去谋求发达和富贵,以展现自己才华的方式,毁掉了自己作为读书人的节操,自然已经不再是真正的儒者了。邴原的情况稍微特殊,是因为自己“忍不住”自己,身处辽东异域,还在褒贬时政,臧否人物,要不是管宁帮助逃走,存活下去的可能性都成问题。回到中原以后,邴原进入曹魏政权里面,成了官员,放弃了自己从前的坚守。从这点上来看,他也已经不再是真正的儒者了。

王烈和管宁,甚至包括被船山先生拿来做对比例证的焦先、孙登和朱桃椎,都不求在乱世里浑水摸鱼,乘乱侥幸求进取。在这一点上,他们都符合孔子在“邦无道”情况下不求闻达、富贵的标准。但是,在基本相同的“不求闻达”、不追逐世俗富贵的境况中,处置生命的做法,诸位却有着极大的不同。

像焦先、孙登和朱桃椎,为躲避世道之乱,而置自己于无知无识的地步,放自己入于无人之境,隔绝时世,不再与人交接。看似自守清白,实则自废自己,连带自己“已得”之道,全部丢弃不管。本为躲避乱世,反为乱世所迷、所废。世之欲废人而未必得,人之自废于道则轻易。世俗以其为高洁,儒者以其为自弃而弃仁。“道”穷于世,而“仁”亦穷于人矣。

王烈的情况又不一样,本来没有自废,在艰难的乱世中还在努力发挥有益的效用。但却因为要躲避公孙度征召做官,从而解除公孙度对自己的疑忌,而改学从商(中国古代社会轻商,以商为奸诈之人,与今天不一样),自己将自己置于污浊脏秽之境地,自己糟践自己,连带自己从前对于身边民众的善的感召,一切抛却不顾,只为不出来做官的小清白,只为生命不受到威胁的一己之生存,损害了,甚至彻底摧毁了自己从前在乱世中扶持纲常,维护仁善道义的全部努力和成效。这种做法的严重危害,并不仅在于王烈自己,使自己名誉受损。而在于使曾经的受益者,忽然迷惑,从此陷入是非不分,善恶不明的境地。

为保此身之安全与清白,而毁掉为存道所做的努力和成效,真正是为保小德而乱了大操,因一己而废公道。甚矣,王烈之愚也!

南宋大儒胡五峰先生说:“儒者之道,率性保命,与天同功。”

“率性保命”,是率天赋的善性,以保养此身,成就此身。不是简单的维持生存,只有保护住并且发扬出了人的受之于天的善良本性,才能“与天同功”。

就算是仅以维持生存而论,保身,自然不是邪恶。可是保身的目的,在于利用此身去走向崇高,去实现崇高,去捍卫崇高,用崇高去感动、感染和感化身边的人们。助天成善,这才是真正的儒者。

虽然捍卫崇高是异常危险的事情,尤其是在乱世里,或者是在不德的统治者的“治下”。但捍卫崇高,本身就是最大的崇高。在走向崇高的过程之中,个人清白事小,仁义之兴废事大!尽管王烈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以商贾而自秽”。但就是这万不得已的时刻,却正是考验儒者到底是否真正彻底地学懂了儒学、学透了儒学的时刻。

王烈虽然长期跟从大儒陈仲弓(陈寔),一生也以陈仲弓为楷模和典范,自己又深研默识,已经到达了极高的境地,但终究还是没有过好最后一关。说明在他的心底里,儒学的终极价值和根本精神,还是没有彻底安放结实。最后导致了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前功尽弃的惨痛结局。

管宁的做法却完全出乎上述各类“高人”之上!

华歆想要施展自己的才华,实现自己的抱负,于是急于出仕,急于做大官,却不知在乱世里发达起来,本身就是儒者的耻辱。“邦无道”而“谷”,“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焦先、孙登和朱桃椎之类,遭逢“邦无道”的历史境遇,上下相蒙,君臣争利,风俗大坏,人心不古。见此情形,遂转身隐遁山林,再不与人接触。意外碰到人或有人专门来看望,就像遇见禽兽和被财狼拱拍窗门一样,不予理睬。视天下之人皆如禽兽,放弃拯救的同时,也就放弃了自己的理想。绝掉了自己发用的渠道,终止了自己发用的行动,实际上就是舍弃了自己的本体。

王船山先生在讲到体用关系时指出:“用者用其体,而即以此体为用也。”胡五峰先生更加明确地说:“仁”是体,“义”是用,“合体与用,斯为道矣。”就体和用的关系,五峰先生指出,单论“体”而忽视“用”,甚至废弃“用”;或者只谈“用”而不顾“体”,甚至不管“体”,是体用关系问题中的两种极易出现的错误倾向。

华歆只求用,不分青红皂白,属于五峰先生批评的“无体”,“无体则灭”。不再是儒者了。这三位所谓“隐逸”之士,只是保护“体”的纯洁性,彻底放弃了“用”,属于五峰先生批评的“无用”,“无用则亡”。连社会关系都放弃了,成了真正的“野人”,遑论儒者?

王烈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既能护持仁义本体,又能发挥仁义的功用,可谓是真正的儒者。这也是他在汉末时期,先于管宁、邴原而名闻天下,声誉远在管宁和邴原之上的重要原因。但是最后却因为躲避公孙度的“辟命”,竟然采取了弃儒从商的办法。用这种作践自己、糟蹋自己、脏污自己的方式,拒绝发挥“不利于儒者本分”的效用。可是却陷入了“自废”运用其它途径,可能发挥有效作用的“武功”。等于为了保护“体”的纯洁性,而主动放弃了发用的全部可能性。最后同样沦落进焦先、孙登、朱桃椎的“无用则亡”的“窠臼”。强也强不了多少。

只有管宁,才是那个时代里真正精而又精、纯而又纯的儒者。

当然,鄙人在这里,并没有指斥上述各位的意思,要是咱们遇上那样的时代,恐怕还赶不上人家。民间有句话语,叫做“笑话人,不如人。”我只是在这里为他们惋惜,惋惜他们成在遥远,却失之近前。真正是在大江大海里畅行无阻,却在小河沟里翻掉了航船。

人生在世,遭逢各种时势和机缘的可能性都有,尽管儒者有固定的准则,但是坚守需要变通。“死守”原则,就等于毁坏原则,从而也会毁掉自己。必须变通!但是又千万不要把变通当成随意转舵,甚至直接拿变通给“变节”当说辞。

胡五峰先生教导我们说:“夫事变万端,而物之感人无穷。”必须“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陆象山先生接续孟老夫子告诫我们说:“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

至圣孔子,也只有到了七十岁,才敢说“从心所欲不逾矩”。人生在世,对于普通人,没有这么艰难,因为他们没有那些“自定的”原则,只要不痛苦、不穷困的活着就行。但对于儒者,尤其是大儒者而言,事事都是考验,事事都是陷阱。经受住了考验,脚下就是坦途;经受不起考验,脚下随时都是万丈悬崖,甚至“马里亚纳海沟”。所以孔子才会“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亲爱的王烈同志,“久经革命斗争考验”,一生几乎无失,但却为躲避公孙度的“辟命”,却在人生的一个小的细枝末节上,严重疏失,一脚踏空,踩破了薄冰,跌进了无底深渊。

这事不赖公孙度,公孙度征召王烈,请他出来担任长史,所有的统治者或者割据的统治者都一样。慕贤者的美名,想用贤者的“参与”,美化自己的政权,从而好去哄骗天下。王烈可以不去,但也没有必要一定要用栖身商贾的办法来逃避。正大直言,说:“鄙夫无治能,加以年迈体衰,不便任事,也不想有辱圣明。”再加点“多谢抬爱,虽不能出仕,但希望善待苍生,以成明君,永垂青史”之类,应该可以躲过这一劫。公孙度不会杀王烈,这是王烈自己没有想到的。因为公孙度找他,并不是看中了他,而是看中了他在民众和士林中的声望。如果公孙度没有彻底疯掉,他就不会转头再把王烈杀掉,落一个害贤的恶名,从而也会使身边的人们心惊胆战,众心离散。但是如果公孙度真的疯了,王烈别说当起了“货郎”,就是隐逸山林,甚至变成了神仙,也同样保不住自己的高洁和性命。道理是说给人听的,人要是疯了,就已经不再是人,而成了魔鬼。因为不与魔鬼合作而身遭杀戮,那就是正大光明,而且一定会因此而更加光辉灿烂,名垂竹帛,永难磨灭!

在这一点上,王烈所学“没到家”!这也正是他远远没能赶上管宁的地方。

管宁在曹魏不断征召的情况下,既没有因为侥幸而出仕,又没有因为危险而停止活动。既没有像焦先等以自弃求自洁,也没有像王烈那样,以自秽、自毁的行径,求得自清、自宁。管宁在不断地征召下,始终如一,既不出仕,又从没放弃因事导人向善,直至寿终而寝。所以说,管宁才是真正的纯儒,真正的大儒。

历史学家钱穆先生以为,管宁是因为没有在历史的实际进程中得以表现,所以才了不得,说这是“无表现的表现”。尽管这种说法本身,已经到达了混迹于世俗江湖中的人们所无法理解的高度,但钱穆先生并没有继续申说这种“无表现的表现”究竟是什么,给人的感觉,只是研习经典而已。且又将管宁跟东汉的严子陵、北宋的林鹤梅相提并论,混淆了儒者和道仙的根本区别,让人无法看清“自了汉”和“救世儒”的不同究竟在哪里。

使用“无表现的表现”来描绘管宁等的人生状况,其实是很精到,也很“拟真”的。但要突出这句话语中的后一个“表现”才行。那么后一个“表现”究竟是什么,又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呢?如果管宁只是在乱世里读书,或者“陈爼豆,诵诗书”,而没有始终如一地“因事导人以善”,那么尽管他跟焦先等居处山林,依然有重大的区别,但是他的意义肯定就会大打折扣。

儒者必须尽现世和现实的责任,这是他们跟道仙与佛僧之类的根本不同。他们要改造世界,当然不是要把世界改造成经济发达,军事强大的攻无不克、战无不取的富于挑战性和侵略性的政治国家,而是要把世界改造成“平居相守望,疾病相扶持”的和谐人间乐园。要让每个人都知道敬长爱幼,友善同类,互相帮衬,而不是互相拆台,尤其不是互相坑陷,更不是互相戕害。而为了达成此一目标,必须有所言说,有所行动。而所谓言说和行动,却未必一定要去从事政治和运用政治手段。这就是孔子所说的“能够用善行影响政治,也是从政,为什么一定要进入官僚体系,才算是从政呢?”

孔子的上述思想,出自《论语•为政》。有人问孔子为什么不去当官从政,孔子回答说:《尚书》里有句话说:“孝乎惟孝,友于兄弟。”用这种孝顺亲长,友爱兄弟的美好品质,感召周围的人们,影响为政者,那也是“为政”,为什么一定非要亲自做官,任职,才算是“为政”呢?

儒家强调“政者正也”,政治的目标和意义,尽在于使用心正之人,以“正”自律,以“正”待人,以“正”处事。

风俗的醇正,是从人心的方正中自然流淌出来的,绝不是把外面的“规矩”,强行“支架”到人心里去的。而人心之是否方正,统治者自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时,在野的知识分子,同样具有匡正人心的义务。

管宁作为不愿意进入庙堂和官府,而甘心在野的知识分子,同样负有这样的责任。管宁正是通过自己“熙熙和易”的人生态度,以温润、平和的态度,遇人子则讲孝道;逢人弟,则讲敬兄之道。虽然始终身处下层,但一直没有忘记,并妥善地尽到了自己应尽的现世责任。同时,又没有像王烈那样,用玷污自己的方式,躲避乱世中的豪雄们的征召。一直把在下层社会发挥着积极有效的推助善行,发掘善心的伟大效用,直到了自己生命的最后一息。

这种看似渺小的奉献,其实却有深长的历史意义。他虽然没有在现实的政治、军事等领域大显身手,大展宏图,但却在改造和净化人心风俗方面,做出了那些叱咤风云的豪杰之士们所没能做到的伟大贡献。

船山先生在论及管宁的这种伟大的历史性贡献时指出:“见之功业者,虽广而短;存之人心风俗者,虽狭而长。”一时的事功成就,虽然看起来和听起来,影响面很广大,呼风唤雨,震惊世界的样子,但是效果却很短暂。英雄的伟业和英雄的影响,多半会在英雄过去了或者过世后不久,就会被人渐渐忘却掉。就像滑铁卢之后,没有人再去关注拿破仑一样。新的英雄人物接踵而至,人们的目光又会转到了新的英雄身上去。可是一旦在人心中留下了善良与仁爱的种子,却会长久不竭的发酵下去。而因为这种“善根”的适时萌发,世间就会不断表现出对仁义的追求与向往。所以在人间创造政治、军事业绩,只是一时间的显赫、风光;而在人间种植仁义的善根、良种的些小言行,却能够慢慢深入到人心之中去,渐渐发挥长久不息的伟大效用。

在管宁的时代,可能几乎已经没有人真正懂得这个道理。但是管宁仍然没有放弃努力,虽然他所看到的和所听到的,都是些尔虞我诈,偷堕苟且,但他知道人们之所以如此,不是本性就这个样子,而是受到了恶劣的社会风气的影响,才变成了这个样子。他同样懂得,这些人是有善良的根性的,只要把道理慢慢讲给他们,逢着适宜的时机,这些人善良的本性,就会像被砍断了枝干的树根一样,重新萌发出仁爱和正义的新芽来。

正是基于管宁对人类善良本性的坚信,他才没有像焦先、孙登和朱桃椎一样,把天下人都当成真正的禽兽。他知道善良的本性,就埋藏在这些被乱世淹没了的人们的内心深处。“一日习之行之,而天地之心,昭垂于一日;一人闻之信之,而人禽之辨,立达于一人。”虽然能够真正被感化的人已经极少、极少,但哪怕就是星星之火,只要传递下去,就终究有能燎原的一日。这是管宁的信念,也是船山先生对管宁的行为进行理论判断的依据。尽管这种“积善”的行动极其微弱,几乎不被普通人所看见,更不会被他们所看重。但就是这浅浅的,淡淡的一丝暗流,却在严冬里不为人所觉地慢慢发放热力,昭示和帮衬着天地的造化神功。“君子自竭其才以尽人道之极致者,唯此为务焉。”等待有一天,“有明王起”,就会借此一溪浅淡的暗流,发挥有效的“引蛋”作用,孵化出波翻浪涌、明媚而又绚烂的人伦春天!

就算是“天之将丧斯文也”,再也没有人愿意被感化了,那也要不弃不离地坚持下去,在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被现实乱局剥离殆尽,同时也被现世的生存者们抛弃殆尽的危难而黑暗的历史时期里,以“独握天枢”的孤峰傲立之清峻凛然,不顾生身利害得失,不惜舍生忘死,坚忍不拔,坚定不移,用自己的努力,去保护和留存吾国文化精神生命的火种,期待有朝一日的“一阳来复”。哪怕让自己的生命,固化成光秃秃的一棵枯松,那也要永远挺立在山巅之上,并以此昭示后人:这里曾经有过对伟岸和人间正义的坚忍不屈的捍守;有过为美化人伦社会而做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有过为唤醒仁爱而忘我献身的前世之师!虽然那个伟大而崇高的努力者,早已成为化石,但他作为标本,已然成为后继者们行进的路标,航行的灯塔,巍峨雄健地矗立在人生道路和人类社会行进的歧途或转弯曲折之处!

王船山先生正是在这样的立足点上,才认定在整个三国的时代里,真正能够撑得起华夏天空的人物,不是刘备、孙权和曹操,也不是荀悦和孔明,而是管宁。

只有管宁,才是真正撑起了三国时代里华夏人文天空的伟大人物——旷世难出的纯正、坚忍的真儒!

*本文系深圳大学王立新教授《品评三国人物》系列第十五部分,凤凰国学获独家授权发布,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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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志明 PN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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