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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凤凰男” 曾国藩比育良书记祁厅长高在哪里


来源:什九湖湘

“进退”二字,考验人心,有太多的官员,如近期热播《人民的名义》中的祁同伟厅长与高育良书记,忘了自己曾经的“寒士本业”。在中国历史上,曾国藩则是一直都知晓自己本是“读书寒士”,并常常与家人回味“耕读”滋味的封疆大吏、省部级官员。

近期的热门《人民的名义》,其中最吸引人的角色,我认为还是反面之中的祁同伟厅长与高育良书记,这两人其实也很能干,也曾做过许多对人民有益的事,然却信奉了相同的官场哲学——念兹在兹唯有官位。为了升官,一个可以去哭赵家的祖坟;一个可以批赵家美食城的条。由此可知,“进退”二字,考验人心,实在是一门大学问。遗憾的是,有太多的官员,如同祁、高一般,为了“官家风味”,忘了自己曾经的“寒士本业”。

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截图

在中国历史上,曾国藩则是一直都知晓自己本是“读书寒士”,并常常与家人回味“耕读”滋味的封疆大吏、省部级官员。他在平定太平天国之乱后,就一直在寻找退隐山林的机会。比如对捻军作战之后,他就坚辞回任江督,然而未得应允。他在与其子的家书中表达了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

余决计此后不复作官,亦不作回籍安逸之想,但在营中照料杂事,维系军心。不居大位享大名,或可免于大祸大谤。若小小凶咎,则亦听之而已。……目下官虽无恙,须时时作罢官衰替之想。(《谕纪泽》,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三日)

曾国藩不想继续做官,倒也不是一下子就甩手不干,而是希望不做两江总督,只在军营之中照料杂事,维系军心的稳定,保障湘军的裁撤等各项既定方案都能得以平稳过渡。不再做官,其中也有私心,那就是要“知进退”,所谓“居大位享大名”的背后,其实有着无数双眼睛在盯着,皇帝在盯着,百姓在盯着,同样其他大小官员也在盯着。故而越是位高权重,越是难免“大祸大谤”,曾国藩后来在直隶总督任上处置天津教案失当所遭致的谤议,便是最好的证明。

所以说,有时候工作、生活之中遭遇一些或大或小的凶险、咎害,也不见得不是好事,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也。再者,一旦做官任职,便要时时预备着罢官,时时想着回归平头百姓这个人生本色。不过话还得说回来,其实曾国藩的谨慎,还是因为他很看重自己的官声。他在另一家书中说:

官场自李少泉宫保而下,至大小文武各员,皆愿我久于斯任,不再疏辞;江南士民闻亦望之如岁。自问素无德政,不知何以众心归向若此?(《谕纪泽》,同治六年正月十七日)

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时,南京官场自李鸿章(少泉)而下,大小文武官员都表示拥戴他再任此职,江南的士人、民众也表示了想望之情,“众心归向”让他也感慨万千了。

更为重要的是,曾国藩不但在意自己的官声,而且还更在意如何保持自己作为读书人的“寒士本业”,时刻提醒自己以及家人,避免奢华的“官家风味”。关于“寒士本业”,细读曾国藩的家书,有一件事情特别有趣。那就是他也曾专门研究过书箱式样的设计,这一设计可供书架不够用,或不方便用书架的藏书者参考:

余近作书箱,大小如何廉舫八箱之式。前后用横板三块,如吾乡仓门板之式。四方上下皆有方木为柱为匡,顶底及两头用板装之。出门则以绳络之而可挑,在家则以架乘之而可累两箱三箱四箱不等。开前仓板则可作柜,并开后仓板则可过风。当作一小者送回,以为式样。吾县木作最好而贱,尔可照样作数十箱,每箱不过费钱数百文。(《谕纪泽》,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这里说的何廉舫(1816—1872),也即何栻,又字莲舫,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幕僚。曾国藩参考何廉舫的书箱大小,大约是长方体的,大小相同,出门则便于挑或运,在家则便于垒叠起来组合为一个书柜;前后两仓门板是活动的,可以打开前门作书柜,也可以前后门都打开而过风。他还担心曾纪泽不太理解具体做法,于是请身边的工匠做一个小的送回家作为式样参考。他还关心用做书箱的木材,便说家乡的木料既好又便宜,做上几十只也费钱不多,这是为了节俭。

那么做这么多方便挑运的书箱,其本意到底是什么呢?在此家书中曾国藩特作了明确的交代:

读书乃寒士本业,切不可有官家风味。吾于书箱及文房器具,但求为寒士所能备者,不求珍异也。家中新居富圫,一切须存此意,莫作代代做官之想,须作代代做士民之想。门外挂匾不可写侯府、相府字样。天下多难,此等均未必可靠,但挂“宫太保第”一匾而已。(同上)

做书箱,又是寒士所能备的书箱,不得讲求珍贵奇异,就是为了时刻保持读书的本业,不能说读书只是为了做官,官做得稳了就可以忘了读书。《论语》中有一句话,总是被人忘了后半句,那就是:“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曾国藩则是牢牢记得后半句的少数人之一。

为什么要保持读书人的本色呢?因为做官的人家,也保不定代代都能做官,故而曾国藩要告诫儿子:“莫作代代做官之想,须作代代做士民之想。”这一句,真的就该成为古今做官者的座右铭,如果不去贪图世代做官,那么官场的腐败就会少很多;如果心里还能想着自己的子孙也会是平头百姓,那么官场中的作威作福就会少很多。曾国藩确实是少数的清醒者,故而他要求自己家门外挂的匾额,千万不可写侯府、相府字样,不可太过张扬,只可挂一个“宫太保第”,当时曾国藩获得了“太子太保”这个荣耀的虚衔,故如此称之。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曾国藩自己可以做到“寒士本业”,他的儿子也能有所约束,他的几个弟弟却不作此想。老家湘乡荷叶塘白杨坪的富圫,修理旧屋的时候,在曾国潢(澄侯)的主持之下,还是搞得太过奢华,于是他便写信去责问,并作了一些安排:

富圫修理旧屋,何以花钱至七千串之多?即新造一屋,亦不应费钱许多。余生平以大官之家买田起屋为可愧之事,不料我家竟尔行之。澄叔诸事皆能体我之心,独用财太奢与我意大不相合。凡居官不可有清名,若名清而实不清,尤为造物所怒。我家欠澄叔一千余金,将来余必寄还,而目下实不能遽还。(《谕纪泽》,同治六年二月十三日)

修理一个旧屋,花费了七千串之多,比造一个新屋还要贵许多,可见其中的奢华了。曾国藩没有想到自己一生都在“以大官之家买田起屋为可愧之事”,不料还是难免这样的下场。弟弟曾国潢在老家主持家业,诸多事项都能依从大哥,唯独“用财太奢”这点不能相合。屋子都造好了,那么怎么办呢?一生节俭的曾国藩只得说自家欠了曾国潢一千余金,现在也还不出,但将来必定寄还,这里也可知其决心之大了。

曾国藩故居之藏书楼

再说做官,曾国藩认为“不可有清名”,即使自己真的清廉,也最好不要有清廉的名声在外。所谓“人怕出名猪怕壮”,如其家人一旦买田造屋过奢,也会被人算在这个诸事不晓的为官者头上,以至于“名清而实不清”,不但为他人耻笑,还为“造物所怒”。也就说一不小心,便会落得个天怒人怨的下场,也未可知。故而,做官时要想到自己也曾是读书人,也曾是小百姓,不求清名、盛名,只求无愧吾心而已。最后再来重温一下《好了歌》: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功名忘不了!

古来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

功名富贵又如何?王侯将相又如何?最后还不是一堆荒草没了?所以还是早早的做上几个书箱吧,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保持一个读书人的本色吧!何况又一个世界读书日(4月23日)即将来临了。

原标题:祁同伟、高育良念兹在兹的官位,曾国藩想当年怎么看?

[责任编辑:柳理 PN030]

责任编辑:柳理 PN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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