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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嘉璐:祭拜炎黄是中华民族又一次觉醒的标记


来源:光明日报

拜祭炎帝活动已有八届,拜祭黄帝活动已有十一届,参加者越来越多,关注者遍布五大洲,动辄数亿人。这是为什么?希望把这项拜祭活动上升为国家级拜祭活动的呼声渐盛,又是什么因素、环境、条件激励而生的?这值得社会认真考虑。如果没有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古农学、考古学、哲学,特别是世界史学的综合研究,就不能给予拜祭炎黄以充分的理据,拜祭活动将是水上浮萍。我认为,拜祭炎黄标志着,或者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高扬,甚至可以说是又一次觉醒的标记。

拜祭炎帝活动已有八届,拜祭黄帝活动已有十一届,参加者越来越多,关注者遍布五大洲,动辄数亿人。这是为什么?希望把这项拜祭活动上升为国家级拜祭活动的呼声渐盛,又是什么因素、环境、条件激励而生的?这值得社会认真考虑。如果没有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古农学、考古学、哲学,特别是世界史学的综合研究,就不能给予拜祭炎黄以充分的理据,拜祭活动将是水上浮萍。我认为,拜祭炎黄标志着,或者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高扬,甚至可以说是又一次觉醒的标记。

“问祖炎帝·寻根高平”丁酉年海峡两岸同胞神农炎帝民间拜祖典礼

在我看来,中华民族的文化觉醒先后有四次。

第一次文化觉醒是武王伐纣,其革命性在于废除了殷商对“天”的无休止的淫祀,周王朝剥夺了虚无缥缈的王命神授的权威。当然,任何一次社会巨大变革,都会保留着前代的文化元素。“其命维新”的周,“天”的地位明升暗降:尊祖敬宗列为第一,祭天成为王家专利,诸侯、官员、百姓也转而体现对人的无限尊重。尊祖是因为先人筚路蓝缕之不易,以及财物、技术、道德传给子孙的苦心。相比之下,西方经过神权高于一切的黑暗中世纪,才把神请下宝座。尼采说上帝已死,其实死去的只是神的躯壳,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哲学学科研究里,上帝仍然无处不在。文艺复兴后出现的一批科学、思想精英,如牛顿、笛卡尔、培根等,颠覆了《创世纪》,也颠覆了希腊诸神,虽然他们创造了抽象的“自由、平等、博爱”,快速发展了科学和技术,但又把这些推上了神位。即使如此不彻底的文化觉醒,也比我们晚了近四千年。

中国文化的第二次觉醒,是秦统一中国。秦剥夺了王公贵族的政治特权,设郡立县,从平民(纵横家、士人)那里选才任职,例如韩非、李斯。可惜其势太猛,十年即灭六国。周八百年培育的贵族政治,突然灰飞烟灭,再加上秦耗尽人力、物力,法律严苛,不倡道德,社会无底线,种种“苛政”诱发了多股力量反秦,始皇定尊十余年而秦亡。

第三次文化觉醒是从19世纪列强的炮舰和刺刀惊醒了一批“先知先觉”者开始的。经过曲折崎岖的道路,终于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五千年文明有机结合起来,我们一直没有停止在实践中探索发展。

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第四次文化觉醒:弘扬民族优秀传统,与时俱进,体现时代精神;排出机体里西方“传统文化”及其变种的激素。这些激素是含毒的,在输出者那里,毒性已经不断发作,造成了当今世界无处不在、无时不显的种种危机。

西方从牛顿、笛卡尔他们那里一直走来,到20世纪中叶,一批智者从极度膨胀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造成的种种恶果中惊醒,急切呼唤:世界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了!文化多样性、不同文化对话、质疑其“传统”命题、诅咒金融寡头之声不绝于耳。而其批判笔锋之所向,与中国人民的感受相同,他们力图构建的理论框架又与中华文化相近。可惜的是,在国际交流场合,中国学者的声音还不多。

中国正在进行的第四次文化觉醒恰与西方文化自我否定的浪潮相遇。如果说17世纪的“文艺复兴”是对神权的否定,那么几十年来西方主流思潮则是否定之否定;如果说由佛罗伦萨起始的那场思想革命是“人类”第一次的文艺复兴,那么,如今上述的中西合流的浪潮可以视为人类的第二次文艺复兴,它所引导的将是多样性文化不停顿地对话(这意味着彼此尊重、理解、欣赏和学习),各自复观文化的源头,反刍祖先的智慧,携手走向今人难以想象的美妙未来。在这样一个格局大演变的形势下,中国的学界(包括自然科学界)是否应该向自己提出并努力回答如下问题:

我们如何迎接这一伟大的变革?

我们能否成为新格局的弄潮儿?

为此,需要怎样的胆略和风格?

原标题:从拜祭炎黄想到的

[责任编辑:李志明 PN032]

责任编辑:李志明 PN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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