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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葵:中药专业出身 却叩开了书法考据之门


来源:中国书法

王家葵:探究是人类的本能,1988年我22岁,在《中国书法》上读到一篇文章,提到欧阳通早孤,经母亲徐氏教诲,刻苦学习父书,终于自成一体的故事。那个时候我已经读过一些书法论著,敏感到其中可能存在问题。20多年来我在本草文献、道教历史、金石书法方面作了一些工作,多数都与考据有关。

探究是人类的本能,我的这一本能似乎更加强烈。父母都喜欢看小说,所以我在很小的时候就成为柯南道尔和克里斯蒂的忠实粉丝。我喜欢小说家设置的种种“密室”,尤其能体会破密那一刻的快感。

大学念的是中药专业,在1980年代,课程设置还很正规,对思维成长帮助最多的是一系列化学课:无机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分析化学和生物化学、中草药成分化学、药物分析。

我虽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文科训练,但此数年的化学学习,也让我懂得了科学逻辑,这种逻辑当然适合于思考人文历史问题。我也没有真正接受过逻辑训练,但因为信仰佛教,在大学毕业后的一段时间里,忽然对因明有了兴趣。一本吕澂先生的《因明入正理论讲解》,几十页的篇幅,天头地脚都被我随笔涂抹的心得占满。佛教因明是否符合西式逻辑学的标准,可以讨论,但我至少由兹掌握“自悟及悟他”的说理和思辨工具。

现在想来,如果得到正规的专业训练,我或许能成为优秀的内科大夫,或者是侦探家,我应该能在这些与逻辑推理密切相关的专业上大展身手。可是没有机缘,而活跃的思想总是不安分的,于是开始叩击文献考据的大门。20多年来,在本草文献、道教历史、金石书法方面作了一些工作,多数都与考据有关。

1、书法研究的发端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是胡适之先生的名言,在提出假设之前,其实还有一个发现问题的过程。

1988年我22岁,在《中国书法》上读到一篇文章,提到欧阳通早孤,经母亲徐氏教诲,刻苦学习父书,终于自成一体的故事。那个时候我已经读过一些书法论著了,敏感到其中可能存在问题,记得初唐四家中欧阳询最长寿,享年八十余,如果儿子“早孤”的话,得子的年龄也太晚了一点。更何况,我印象中欧阳询是“大官”,遗孤似乎也没有可能需要靠鬻售父亲的遗作过日子。于是翻检正史以及当时能想到的各种书法文献,写了一篇3000字的文章“欧阳通早孤轶事考辨”。确定《旧唐书》首先将欧阳询幼孤的情况,误植在儿子欧阳通身上,编排出“(欧阳通)少孤,母徐氏教其父书”的传奇,并演绎出“每遗通钱,绐云:质汝父书迹之直”的情节。后世以讹传讹。

写成的文章寄给《中国书法》被拒,投《书法研究》也石沉大海;改投《书法》,收到编辑老师的一封信,对文章表示肯定,但不符合本刊要求云云。又放了一段时间,加了一个小标题“《中国书法大辞典》欧阳通条辩误”,寄给香港的《书谱》杂志,果然原文刊登出来。因为恰逢特殊事件,所以至今没有收到样书,只是领取了200港币的稿费。

今天看来,这篇文章确实很一般,使用证据也有欠缺,但此文的坎坷经历让我领会写文章“树立箭跺”的重要性,也因此鼓励我在考据之路上继续走下去。若依发表先后,这并不是我第一篇考据文章,缘于此文发表上的波折,我没有继续思考书法问题,转而投入本草学术。

我当时在念中药药理学硕士,这与传统本草几乎没有瓜葛,只是因为学习章草,写过几则关于《急就篇》药物考释的札记。既然书法研究不顺利,而奔逸的念头又无法停止,便开始修订札记,做成一篇“孙(星衍)辑《神农本草经》误改药名辩误”,发表在1988年《成都中医学院学报》上。在改写过程中,遇到一个与《本草经》成书年代和药物产地有关的问题,于是深入其中,竭12年心力著成《神农本草经研究》(北京科技出版社,2001年),后来又出版《救荒本草校释与研究》(中医古籍出版社,2006年)、《中药材品种沿革及道地性》(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7年)、《本草纲目图考》(科学出版社,2016年)等,今年又在《文史知识》上开设一个“本草文化摭谈”的栏目。本来是业余研究,居然成了“家”,真是惭愧。

没有想到的是,因为本草研究,居然再次涉足金石书法。

我一直羡慕古人访碑、校碑之乐,记得以前读罗振玉的《集蓼编》,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其自述“服习经史之暇,以古碑版可资考证,山左估人刘金科,岁必挟山左、中州、关中古碑刻至淮安,时贫不能得,乃赁碑读之。一纸赁钱四十,遂成《读碑小笺》一卷,又杂记小小考订为《存拙斋札疏》一卷”。我生也晚,若干年来虽然经眼过手了不少拓本,但从来不敢奢望,能够获得如古人一样的校碑机会。

1990年代末,京上老友张瑞贤兄申请了一项经费,研究镌刻在龙门石窟“药方洞”中的医方,邀我襄赞其事。药方洞在龙门西山南段,考古家认为,此窟开凿于北魏孝明帝时期,因“河阴之役”而中缀,北齐续凿,经隋唐两代始告完成,窟内年代最晚者是宋代天圣四年(1026)刻的小龛。

与古阳洞、宾阳洞、奉先寺相比,药方洞只能算中型洞窟,造像和造像记特色不多,吸引金石家注意的,是镌刻在洞窟门券两侧,以及洞内东壁永熙三年造像记下方,长达三千余字的药方。药方没有纪年,而与之毗邻的是一龛释迦造像,系北齐武平六年(575)都邑师道兴率合邑人所造,造像记特别提到:“自非顷珍建像,焉可炽彼遗光;若不勤载药树,无以疗兹聋瞽。”于是,从毕沅《中州金石记》、孙星衍《寰宇访碑录》以来,金石文献多数都把药方与道兴造像视为一体,著录为“北齐都邑师道兴造像并治疾方”。王昶《金石萃编》乃据拓本抄录造像记及药方全文,其后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又有补正。

晚近研究者始注意到药方与造像记不仅书法风格存在差别,空间位置也有错落。造像记所在的平面较药方高出约3厘米,二者衔接处为斜面,药方开首数字刻在打磨后的斜面上,由此说明,造像记早已存在,镌刻药方的工匠清理过造像记周围的石壁。再结合药方中避唐高宗李治之讳,用“疗”代替“治”,而又没有使用武周新造字,也不避此后的唐讳,所以将药方年代确定为唐代永徽年间。

对于名胜古迹,我们都喜欢牵连名人。武亿《授堂金石跋》因北齐造像,遂联想到北齐名医徐之才和徐之范,说“是方殆其所撰集,而附于石者欤”。而王昶《金石萃编》、叶昌炽的《语石》又说药方与孙思邈故乡陕西耀县药王山所刻《千金宝要》文字悉同,对比之下,也属无根之言。

日本国丹波康赖撰《医心方》,成书于天元五年(982),书中引录有《龙门方》102条;稍早于《医心方》的日本古籍《本草和名》,也提到一本名叫《龙门百八》的书,引用的时候,径直称为《龙门药方》。可是,将日本流传的文本与今天看到的龙门石刻药方对勘,却是同中有异,二者的关系令人迷惑。

瑞贤兄首先发现英藏敦煌文书中有一份《备急单验药方》(编号S.9987),通过与另外几份卷子缀合,约得原书的三分之一。尤其令人振奋的是,石刻药方与《备急单验药方》的相似程度,远高于《医心方》所引《龙门方》。不特如此,这份卷子前面的序言专门提到撰集目的:“求刊之岩石,传以治病。庶往来之君子,录之备急用。”由此我们了解到,《备急单验药方》乃是龙门石刻药方的祖本,这是一种“家庭医疗指南”类的通俗读物,在印刷术尚未普及的时代,除了通过传抄外,编撰者还希望能够将之刊刻在石壁。龙门药方即是此书的“石刻选本”,而流传日本的,则是此书的抄本,因为龙门石刻本已经普及,所以标题被改为《龙门方》,或者《龙门百八》。弄清碑文的来龙去脉,识文辨字就容易得多了,新校本纠正前代著录误释和脱漏数十处。这些研究成果,最后汇总在张瑞贤主编的《龙门药方释疑》(河南医科大学出版社,1999年)中;在我而言,校碑之乐,更胜于编写之乐。

2、瘗鹤铭与论书启

完成《神农本草经研究》后不久,便开始《陶弘景丛考》的写作。陶弘景有多重身份,宗教家、医药家、书法家、文学家、文献家,梁武帝的“山中宰相”;而归根结蒂,则是道教上清派的大师。

《陶弘景丛考》的主旨见于绪言:“本书并非有关陶弘景生平、著作、思想的通论性文字,著者试图通过史料的考据,勾勒出尽可能接近历史真相的宗教家的、学问家的、书法家的陶弘景形象。全书分五个专题,分别为:陶弘景交游丛考、陶弘景著作丛考、《真诰》丛考、陶弘景书法丛考、新订华阳陶隐居年谱。至于陶弘景在医药学方面的成就,著者已有《神农本草经研究》详论在先,不劳本书喋喋。此外,本书对陶弘景的文学成就亦未作深入讨论,此则非著者之长,若仓促立论,终不免为博雅君子所笑,故尔藏拙,敬俟贤能。”

有关陶弘景书法成就及书迹流传,清翁大年著有《旧馆坛碑考》,晚近卢仁龙先生又有“陶弘景与书法史料钩沉”论文,已经备极详瞻;于是我选择少有人涉及的“陶弘景与梁武帝论书启”,和虽然论者纷纭,却莫衷一是的“瘗鹤铭”作深入讨论。

在撰写前面章节的时候,我一直认定瘗鹤铭是陶弘景的作品,甚至铭文中“天其未遂吾翔寥廓”一语,因为符合陶弘景在梁武帝时代的遭遇,被我用在“陶弘景与梁武帝”论文中,作为陶弘景志向不得伸展的证据之一。关于瘗鹤铭作者考证的文章写到一半时,渐渐在各种证据中注意到皮日休等人的瘗鹤诗。

《松陵集》里面有两篇悼鹤的诗,其中一篇的序说:“华亭鹤闻之旧矣,及来吴中,以钱半千得一只,养之始经岁,不幸为饮啄所误,经夕而卒,悼之不已,遂继以诗。南阳润卿博士、浙东德师侍御、毗陵魏不琢处士、东吴陆鲁望秀才及厚于余者,悉寄之,请垂见和。”这里不仅买鹤、葬鹤的情形与瘗鹤铭相符,就连参与悼鹤赋诗的,包括皮日休在内恰好也是五人,正好与瘗鹤铭之华阳真逸撰,上皇山樵书,夅囗徵君、丹杨外仙尉、江阴真宰题名,人数相同。更有意思的是,这五位当时在苏州、镇江一带活动的诗人,他们悼鹤的诗篇,使用了各式各样与鹤有关的典故,却没有一个人提到就在吴中的瘗鹤铭。如果说他们完全不知道瘗鹤铭,似乎又不是,在另一首悼念开元观顾道士的诗中,皮日休说:“大椿枯后新为记,仙鹤亡来始铭。”悼顾道士诗较葬鹤诗晚作,所以“仙鹤亡来始有铭”,更像是谈论他们自己弄出来的“瘗鹤铭”。

这一发现其实让我不安,将使我讨论陶弘景与梁武帝关系时失去一项证据。但我并不喜欢掩藏证据,所以据实写成了一篇“瘗鹤铭作者平议”,将瘗鹤铭书撰者确定为晚唐皮日休等人。

毋庸讳言,瘗鹤铭作者之所以被“公认”为陶弘景,其文章内容、书法风格,确实与陶弘景有很多相似。为了解释这一现象,修订后的论文提出一项假说:瘗鹤勒铭,根本是皮日休等导演的“陶弘景葬鹤游戏”,在这场戏中,葬鹤是真实发生的事件,而几位文人为了抒发思古之幽情,将自己“化身”为他们心中的偶像陶弘景,以陶的名义埋葬仙鹤,并为仙鹤撰书“墓志铭”——瘗鹤铭。

有关这一假设,我也只能提出几项间接证据:首先,皮日休等人崇奉茅山道教,熟知陶弘景的历史,具备“托名”陶弘景的条件。其二,尽管陶弘景没有“华阳真逸”这一道号,但此名号与陶弘景的“华阳隐居”之间,显然存在“映射”关系;同样的,所谓“丹杨外仙尉”,与陶弘景曾经使用过的“王外兵”之间,也绝不会是“巧合”那样简单。第三,皮日休葬鹤赋诗共有五人参与,而瘗鹤铭上的题名也是五人;自号“徵君”、“真宰”、“(外)仙尉”显然存在荒谬性,可是“华阳真逸”与“上皇山樵”则属于可以正常使用的名号,而顶着这两个名号的人,一个是撰文者,一个是书丹者;撰文、书丹,正是整个葬鹤勒铭活动中,必须真实出现的人物——他们两人如果自称“徵君”、“真宰,确实是僭越不敬了。

如果同意此假设,即瘗鹤铭是皮日休等人“拟”陶弘景所为,正如诗体中的“拟代诗”。如此还能够解释,何以瘗鹤铭的书法接近于茅山天监十五年井栏题字,皮日休、张贲等人可能见过此件井栏,并认定是陶弘景书法而刻意模仿。

书法丛考中孤零零的一篇瘗鹤铭考证显然不成章节,但《文献》上已有一篇讨论陶弘景书法的文章,我又不想重复,便将注意力转在《法书要录》所载“梁武帝与陶隐居论书启九首”上。

论书启一共九封书信,陶弘景上梁武帝五函,梁武帝答书四通。首先根据信札中的各种线索,确定往来关系。

陶弘景在其中一封信上说:“前意虽止二六,而规矩必周;后字不出二百,亦褒贬大备。”这应该是称赞梁武帝《观钟繇书法十二意》,此为梁武帝自以为得意的书法论文,曾遍示臣下。所谓“前意虽止二六”,指梁武帝表彰钟繇书法具有“平、直、均、密、锋、力、轻、决、补、损、巧、称”十二种意态;“后字不出二百”,则是《观钟繇书法十二意》文章后半对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书法的贬损之辞。梁武帝尊钟卑王,乃含有崇佛抑道的政治意图,尽管陶弘景违心地迎合梁武帝的意见,仍委婉地为王羲之辩解,凿空杜撰出一个晚年代笔人,来承当梁武帝强加的“及其独运,意疏字缓”罪名,以使“逸少无复末年之讥”。

论书启因有多处谈论王羲之法书的真伪,后人多据此认为是梁武帝请陶弘景鉴别右军书迹,事实并非如此。天监年间为梁武帝鉴定法书者已见张怀瓘《二王等书录》,类似记载亦见于《法书要录》卷4所载韦述《叙书录》:“梁则满骞、徐僧权、沈炽文、朱异。”均未提到陶弘景之名。且陶弘景在信中自承:“前后都已蒙见大小五卷”,于内府所藏七百余卷之数,百分不及一,云何鉴定。

不仅如此,陶弘景给出的鉴定结论,基本不被梁武帝采信。如陶弘景鉴定为真迹的《乐毅论》,梁武帝则坚持认为“微粗健,恐非真迹”,以至陶弘景最后不得不违心地说:“《乐毅论》,愚心近甚疑是摹,而不敢轻言”。

陶弘景具有很高的书画鉴定水平,这可由《真诰》中陶弘景对杨羲、许谧、许玉斧手书的精鉴为证明,但也应该看到,由于政治及宗教方面的原因,论书启并非其鉴定水平的真实反映。

论书启没有提到具体时间,据陶弘景在其中一封信中说:“自无射以后,国政方殷,山心兼默,不敢复以闲虚尘触。谨于此题事,故遂成烦黩,伏愿圣慈照录诚慊。”按,“无射”本指音律,亦可指九月。“国政方殷”与“山心兼默”为对文,以后句衬托前句,刻画国事繁剧。梁武帝执政时期,当以天监十五年(516)九月浮山堰决堤,“缘淮城戍村落十万余口皆漂入海”,为九月间发生的最大事件。故推测论书启作于此前一段时间。

研究历史人物,需要多角度综合考量,偏执一端为不可取。我后来又写过一篇“陶弘景眼中的王羲之” ,算是对早期论书启研究的补充。明确提出,陶弘景对王羲之的评价,往往因语境而异。在道教著作《真诰》中,因宗教派别之不同,陶刻意褒扬杨羲,而对王羲之颇有微词;但在与梁武帝的《论书启》中,陶委婉地否定梁武帝尊钟卑王之论,除书法因素以外,也与当时佛道冲突有关。

3、赵模集王羲之千字文考鉴

又因为《陶弘景丛考》,结识当时还在日本的祁小春兄,研究赵模集王羲之千字文的因缘即由小春兄引起。

这份“赵模集王羲之千字文”虽然历代著录不绝,但原件在嘉庆初年流出清宫以后,一直由私人收藏,了解者不多。研究的第一步,需要证明目前所见者,即是《石渠宝笈初编》列为书法类次等,曾贮藏于乾清宫的原物。

原卷已残,正文起“东西二京”,讫“焉哉乎也”,为千字文的后半,双钩填廓;每行上半残损1-3字不等,下部基本完好。拖尾题跋分前后两段:古代题跋部分,作者包括元代滕宾、夏克复,明代吴宽、徐寓、范允临,清初徐枋;近代题跋部分,作者有罗恽、罗振玉、梁启超、庄蕴宽、王国维、汪大燮、于右任。

目验此卷古代题跋部分,钤盖有朱文“备卿鉴赏”,与《抱冲斋石刻》上的同题印章比对,确定同一性。印章的主人是斌良(1783-1847),字备卿,满洲正红旗人。斌良活动在嘉道之际,与清宫藏品显然矛盾。观察本卷多处存在过火的痕迹,从火痕的形状看,应该是在卷轴状态下遇火,故外层完全烧毁,残存部份以首段毁损严重;主要是卷子上部受火,故现存部份之上半皆有残缺,下半则几乎完整无损。据《清史稿》卷41云:“嘉庆三年二月丙子,京师乾清宫火。”(按,乾清宫火灾实际发生在嘉庆二年十月)这场大火使庋藏在乾清宫的字画及天禄琳琅善本毁灭殆尽,其煨烬之余,则被宫人盗出,售于市廛。推测本卷也属这种情况,遂辗转为外官斌良所得。

明末《珊瑚网·书录》亦著录本卷,信息基本吻合,其中吴宽的印章、题署,徐枋的印章,皆与标准件相合。经考证,《珊瑚网》提到本卷后元代五家观款,大约在清雍正年间被移配到《杜牧张好好诗》后面。

本卷在16世纪中叶曾由苏州吴邦桢刻帖,原刻本未见,但获得日本江户时代韩天寿(1727-1795)《集帖》翻刻本。字迹比勘可以确定,刻帖的底本即是本卷。由此,本卷为明代人题跋、著录、刻帖的原件,没有疑问。不仅如此,刻帖内容完整,恢复本卷残损以前,正文1000字,首题20字的原貌。

继续上溯,《宣和书谱》赵模条也提到内府收藏“模集千文”,但是否本卷,没有确证。研究本卷及刻本,发现本卷上“匡”字末笔刮削,刻本还有“殷”、“贞”、“敬”、“竟”皆缺末笔;本卷上“桓”、“恒”、“敦”、“悬”四字加有朱圈。这些毫无例外的都是宋代的讳字,由此可以作一项逻辑判断:这份《赵模千字文》墨迹上既然存在有宋代讳字的刮削,则可以完全排除此卷是元明人临摹制作的可能性——如果是元明间人制作一件标题为唐代的书法卷子,制作者实在没有必要专门标志出宋代的讳字,那样只会弄巧成拙。退一步言,即使元明间人复制一件宋代的临摹本,原件上确有可能存在宋代讳字,但元明再次复制时只会保持缺笔的原样,而不会在临摹本上留下刮削的痕迹,或者再画蛇添足地为宋代讳字加上朱圈——如此一来,似可以定论,此卷非元明间人制作物,也非宋代复制品。

在确定真实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赵模集王羲之千字文”在书法史上的地位。

最早著录《赵模千字文》的是日本来唐僧最澄(767-822)《法门道具等目录》,此距贞观(627-649)约150余年,可如何保证此本不是这期间的人托名赵模制作而成?

赵模作为搨书人,见于《兰亭记》,其有条件接触贞观内府的书法藏品。逐字研究此本的字迹来历,有如下发现。《兰亭》是赵模使用的主要资源,字迹与冯承素本高度接近。更重要的是,赵模集字所能用的材料,包括《兰亭》在内,大致不超出载于《法书要录》卷三中的褚遂良所编《右军书目》的范围,目前发现者有平安帖、快雪时晴帖、孔侍中帖、范新妇帖、官奴帖、建安灵柩帖等。这与赵模的身份以及此本的制作时间完全吻合,这也是论证此本作于贞观时代的重要理由之一。

怀仁稍晚于赵模,二者有何关系,是否可能后人利用《集王圣教序》制作此千字文而托名赵模?

毫无疑问,《赵模千字文》与《集王圣教序》有很多相似,但有两个例字能说明二者的关系。两本皆有“旷”字,此字为王羲之“家讳”,书写中必须回避者,故两本的“旷”应该都是拼凑而成。经比对,《赵模千字文》与《集王圣教序》的“旷”字写法完全一致,必然存在承袭关系。“民”是唐太宗名讳,高宗时开始避讳。两本的“民”字同出一源,但《集王圣教序》缺笔,此怀仁集字借用赵模的成果,但对避讳字加以涂抹所致。

比较晚于《集王圣教序》的其他集字碑,如《兴福寺碑》《金刚经》,在利用《圣教序》的同时,也使用《赵模千字文》。元代贞元年(1295)高丽《集王普觉国师碑》,则主要使用《赵模千字文》,而几乎没有涉及《集王圣教序》。

从集字碑广泛利用《赵模千字文》,可见此本的影响力,但赵模集字的“本意”究竟如何?

我们注意到李邕行书字体结构与《赵模千字文》高度相似性,相关字迹可以《李思训碑》为例。这种情况也见于相互之间不可能存在承袭关系的高正臣《明征君碑》、田颖《张希古墓志》、朱玘《才人仇氏墓志》。特别有意思的是,凡见于《赵模千字文》的字,以上诸碑的写法多数相同,而不见于此本的字,这些碑写法各异。因此我们提出一项假说:《赵模千字文》是赵模代表弘文馆编定的,用于教的“王羲之行书标准字帖”,有弘文馆学书经历者,或多或少受其影响。

《赵模千字文》在宋代则有特殊用途,从北宋到南宋,内廷一直以此本为书法学习模板,诏敕所用的字体,皆以此为准则。举宋仁宗天圣年间《毛应佺知恤诏》,北宋徽宗朝《蔡行敕》,南宋高宗朝残诏敕,南宋孝宗朝《答虞允文敕》,作字迹比较,不同书手,书写各有特点,但字的结构基本保持与《赵模千字文》一致。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高宗行书千字文》,毫无疑问是《赵模千字文》的对临本。此不仅证明,南宋内府确实以《赵模千字文》为学书范本,由此解释诏敕字体的来源;更可注意的是,临写本上一些宋代讳字被刻意改写,则与现存墨迹残卷上刮削和朱圈的情况相合。

御书院本既然以“对临”的方式创作出来的,这就意味着有一本《赵模千字文》陈列在书写者面前。因为有这若干的讳字需要更改,完全可能预先在原帖上标出记号——如现在这本《赵模千字文》一样,或者刮削掉讳字的末笔,或者用朱笔在讳字上加圈。虽不能绝对保证今存的这本《赵模千字文》就是绍兴二十三年(1153)御书院对临的底本,但宋高宗绍兴内府确实收藏有《赵模千字文》则确定无疑。临写的目的,更像是制作范本,而不是练习书法。书写者当然不是宋高宗,而是御书院的书手。或许就是制作“宋代修订版的赵模千字文”,用来作为书写诏敕的标准字体。至于内府的赵模千字文原本,本来就是“实用器”,而非“收藏品”,在上面做记号,乃至毁损性的记号,也是可以理解的行为。

综上研究确定,“赵模集王羲之千字文”是现存年代最早、容量最大的王羲之书法字库,著名的集字碑《怀仁集字圣教序》即主要从此取材;其书法字体在唐宋时期影响深远。以上研究详载于新近出版的《唐赵模集王羲之千字文考鉴》(中华书局,2016年)。

4、题跋与考据

古人题跋有一定之规,文字内容、上下位置、字体大小、印章钤盖,莫不考究,总以典雅为原则。而其中最要紧的,是处理好主从关系。题跋永远是配角,如众星拱月,忌讳喧宾夺主。历劫以后,这些规矩逐渐改变,更兼今人表现欲望强烈,若一张拓片上有三五人题跋,便可以形成三五个中心,共同攫夺欣赏者的视线。这种情况,无论按照东西方美学价值,都不会以为美观。

好的题跋应该是一篇缩微版的学术论文,或考辨史料,或探讨书法,欧阳修的《集古录》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也可以专门谈论这块碑刻不同年代拓本的完字、残字,虽然有些乏味,汇集起来,却是碑拓断代不可或缺的工具书,近人方若著、王壮弘增补的《校碑随笔》,因此被友人戏称为碑帖鉴赏的“红宝书”;偶然也可以把题跋当成时文来作,骈四俪六之外,古风近体皆可以用来题跋,韩愈作《石鼓歌》的初衷,说不定就是为了应付手执《石鼓文》的“张生”题跋的请求。朋友以金石拓本徵题,多数时候我都集前人的诗句来应付,偶然也有考据文字,附录近作两则,以见一斑。上海图书馆仲威兄新得七石本王居士砖塔铭,我写了一篇长跋,涉及化度寺碑的立碑时间,题跋说:

《王居士砖塔铭》为小唐碑之先出者,颇为世重。上官灵芝撰文,敬客书丹。敬客史传失载,字迹近《雁塔圣教》唯稍凝重,刚健婀娜兼而有之,前贤论之已详,无劳费辞矣。据塔铭,居士以显庆元年十一月卒,三年十月收骸,“起灵塔于终南山楩梓谷”,此即所谓“林葬”,以肉身普施禽兽虫蚁者。林葬为三阶教独有,灵塔所在之终南山至相寺楩梓谷,亦信行禅师葬所,居士为禅师追随者,无可疑问。按,信行禅师入灭后,僧邕禅师掌教。据《化度寺碑》,禅师贞观五年十一月十六日终于化度寺,“即其月廿二日奉送灵塔于终南山下鸱鸣垖,禅师之遗令也。徒众□收其舍利,起塔于信行禅师灵塔之左”。《金石录》以降,皆以贞观五年十一月为化度寺碑树立时间。若僧邕禅师舍利于圆寂后之第七日即十一月廿二日入塔,遗蜕应是荼毗。然据《信行禅师塔铭》,禅师入灭,有三百弟子发誓“恒欲碎骨次香城之下,投身于雪岭之间”,僧邕亦在三百数,《化度寺碑》“禅师之遗令”云者即此。故僧邕应是林葬,而非荼毗。参照《王居士砖塔铭》,血肉销尽始能收取舍利,起塔当延后两年左右。林葬毕竟惊骇世俗,疑李百药撰文故意隐晦其词,立碑其实在贞观七年也。

仲威老师尊兄出《砖塔铭》索题,琐屑枝蔓而及《化度寺》,浅鄙之见亦不敢自信,吾兄一笑可耳。朋友澹轩兄得停云馆本小麻姑坛记,题跋谈到几种麻姑坛的翻刻问题:

麻姑坛传世三种,大字、小字、细字。其大字、细字本,文辞字体皆同;小字本刻入《忠义堂帖》。《金石录》云:“又有一本,字绝小,世亦以为鲁公书,验其笔法,殊不类。故正字陈无已谓余,尝见黄鲁直言,乃庆历中一学佛者所书,鲁直犹能道其姓名,无已不能记也。”依“笔法殊不类”论,殆指《忠义堂帖》本。刘宾客《麻姑山》诗“曾游仙迹见丰碑,除却麻姑更有谁”,因知大字丰碑为鲁公所立。或谓细字本乃是鲁公草稿,私意非之。详按碑文,乃据《神仙传》敷衍。碑云:“烦信承在彼,登山颠倒。”此句《神仙传》作“登当颠倒”,白话言之,登即颠倒而至。《汉武内传》亦有此四字,碑作“登山颠倒”则不辞。《麻姑坛记》为鲁公撰文书丹,必无错字之理,遂确定今之大字本亦是翻刻,底本“登当颠倒”“当”字烂坏,翻刻者依残存笔画,臆补“山”字。细字本依翻刻之大字本而来,亦作“山”字,其非鲁公草稿也必。细审首页钤“金石录十卷人家”朱记,赵撝叔刻潘伯寅藏书印。此拓曾经滂喜斋收藏,可贵也。

5、题外的话

我的职业身份是药理学老师,这门学科研究药物的作用和作用原理,实验探索的乐趣并不在考据之下;只缘当初误打误撞,走进了考据的门槛,竟然乐而忘归,在专业以外的领域能够取得稍许成绩,并得到方家的认可,倍感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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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王满实:欧阳通早孤轶事质疑,书谱,1989(6):37-38。

2.王家葵:龙门药方考,中国书法,2012(3):106-111。

3. 卢仁龙:陶弘景与书法史料钩沉,文献,1991(1):160-174。

修订后的论文收入《玉吅读碑》(四川文艺出版社,2006年)。

4.王家葵:陶弘景眼中的王羲之,诗书画,2012(6):166-170。

5.王家葵:张好好诗卷后元代观款移配补苴,诗书画,2015(3):212-216。

原标题:考据之门——我的书法研究之路

*作者王家葵,斋号玉吅,成都中医药大学教授,书法家,篆刻家。本文首发于《中国书法》,转载请注明出处。

[责任编辑:柳理 PN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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