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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靠虎狼之师:三大策略铸就秦国统一大业


来源:凤凰国学

为了化解发展的威胁,秦国的外交策略叫连横。比如张仪曾经出使楚国,破坏齐楚的结盟。但是,连横只能破坏对方的结盟,六国并不会因此而消失,如何选择打击的重点、次序和策略,是秦国在连横政策之外所必须解决的。

【引言】

毛泽东云:中国有两部大书,一部是司马迁的《史记》,另一部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不得志的情况下撰写的。唯其有才,故能写出好书,值得阅读;唯其不得志,故能写出深刻的书,值得参悟。

司马迁纵横恣肆,直抒胸臆。《货殖列传》,阅尽人间百态;《刺客列传》,沉郁凄美,荡气回肠。《史记》不虚美,不掩恶,尽显真精神。

司马光厚德载物,忧国忧民。《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力求警钟长鸣、读史明智,“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赤子之心淋漓尽致。

如果说《史记》展现了道家的自由与洒脱,那么《通鉴》则体现了儒家的使命和责任。鉴于《资治通鉴》用294卷的篇幅,记载了战国之赵宋建立前1362年的历史(若加上倒叙则超过1400年),涵盖了“二十四史”中十九部正史的内容。其内容之深厚、史实之繁复,则是《史记》所不能比的。

我们的读史,选择了《资治通鉴》。

上起公元前403年,下迄公元959年,一千三百多年间华夏大地究竟发生过怎样波澜壮阔的历史?300多万字的《资治通鉴》,只是执政者“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治国宝典吗?普通人如何从这部煌煌大著中进入中国历史的深处,领略中华文化的深沉智慧?应凤凰网国学频道邀请,历史学家、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张国刚先生开辟《品读<资治通鉴>》专栏,为我们作详细解读。

王夫之《读通鉴论》认为,读史之旨趣,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这个“道”是什么呢?如何去达到这个“道”的境界呢?是司马迁的无拘无束,还是司马光的家国情怀,这则是可以任由读者诸君去选择的。

专栏作者:张国刚,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为联邦德国洪堡学者,主要致力于中国古代史、中西文化关系史的研究。

【张国刚读史专栏】

品读《资治通鉴》(5)不仅是虎狼之师:秦国为什么能够力挫群雄? 

商鞅变法奠定了秦国发展的制度基础,包括法律制度,行政管理制度(郡县制、基层乡里制度)、军功爵制度(激励机制)、经济制度(废井田民得买卖的土地制度;农田管理制度)等。但是,如果没有高超的外交战略,切实的发展路线,即使是虎狼之师,要以西北一隅之地吞并唇齿相依、命运相同的东方六国,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六国合纵抗秦,对崛起中的秦国构成巨大威胁。

商鞅变法

为了化解发展的威胁,秦国的外交策略叫连横。比如张仪曾经出使楚国,破坏齐楚的结盟。但是,连横只能破坏对方的结盟,六国并不会因此而消失,如何选择打击的重点、次序和策略,是秦国在连横政策之外所必须解决的。

如何选择优先发展目标和打击重点,是秦国外交战略中的重大问题。随着秦统一大业的进展,随着秦国与六国关系的变化,秦国的对外策略有三次大的阶段性调整。

第一个阶段是秦惠文王时期,采取避重就轻,攻灭巴蜀的策略。

第二个阶段是秦昭襄王时期,实施远交近攻,蚕食诸侯的策略。

第三个阶段是秦王嬴政时期,用收买、暗杀和离间手段,破坏六国人才的策略。

避其锋芒,避重就轻策略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十九岁的太子驷即位,是为秦惠文王。秦惠文王虽然车裂商鞅,但仍然继承了秦献公、秦孝公时期对内修明政治,对外扩张蚕食的发展路线。秦惠王用魏人张仪为相,司马错(司马迁的八世祖)等为将。接连攻击魏国,取阴晋、上郡、陕;攻打韩国,取鄢陵。秦国的咄咄逼人,引起六国的恐慌,公元前318年,韩、魏、赵、燕、楚五国合从伐秦(齐国躲在背后),就是这种形势的反应。

影视剧中的秦惠王形象

恰在这时,又发生了一件事,“巴、蜀相攻击,俱告急于秦。” 

究竟是沿着向东进攻中原的势头走下去,还是向西南巴蜀?“司马错请伐蜀。张仪曰:不如伐韩。”张仪与司马错发生了争执。秦王请他们各自陈述自己的理由。

张仪的理由是:“亲魏,善楚,下兵三川,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三川指韩国的三川郡,因为境内有河、洛、伊三水而得名。张仪的意思是,外交上与魏、楚连横,军事上进攻韩国的心脏地带,政治上威胁周王室(周王室就在洛阳,为韩国国土所围),挟天子以号令天下,“此王业也”。他还为这种大动作论证说:“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如今韩国的心脏地带三川、周室,就是天下之“朝”、“市”呀,你不去争,却去争戎狄之地巴蜀,“去王业远矣!”

司马错断然反对张仪的主张:“不然,臣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今王地小民贫,故臣愿先从事于易。”他认为秦的国力尚弱,不应该过于高调,把响动搞得很大。要富国就要扩张土地,要强兵就要富裕百姓,要统治天下就要广播恩德。国富兵强而广播恩德,自然而然就是“王”了。

在分析攻取巴蜀与攻打韩国胁迫周室的利弊时,司马错指出,蜀虽然僻处一隅,却是戎狄之长,君昏政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焉。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而天下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相反,“今攻韩,劫天子”,恶名昭著,还得不到什么实际好处!“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啊!因为“周,天下之宗室也;齐,韩之与国也。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亡三川”,他们将“并力合谋,以因乎齐、赵而求解乎楚、魏。”从而促成了东方诸国的合纵,“此臣之所谓危也。”还是伐蜀万无一失!

秦灭巴蜀之战形势图

比较一下张仪与司马错的两种方案,各有长处,各有特点。问题在于,根据秦国当时的实力,对外发展战略,还不能调门过高,还需要有所收敛。因此,司马错的方案优于张仪。

“王从错计,起兵伐蜀。十月取之。……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攻取巴蜀,巩固了战略后方,富庶了秦的国力,扩展了秦的疆土,使秦朝的国势更上一个台阶。

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策略

提出这个策略的时秦昭襄王时期的范雎。公元前307年,秦昭襄王即位。母后宣太后主政,宣太后异父同母弟禳侯魏冉辅政。在魏冉辅政期间,他推荐并重用名将白起,东征六国,颇建功勋,秦国国势咄咄逼人,接连获得胜利。史学家吕思勉《先秦史》认为,“秦之灭六国,盖始基于魏冉”(《史记·禳侯列传》就说:“秦所以东益地,弱诸侯,尝称帝于天下,天下皆西向稽首者,穰侯之功也。”)。范雎向秦王献策之时,魏冉主持国政已经长达36年。

范雎原本是魏国大夫须贾的客卿。曾随须贾出使齐国,为齐襄王所器重。须贾怀疑范雎出卖情报求荣,伙同魏国国相魏齐迫害范雎,几乎殴打致死。范雎假装死去,化名张禄,公元前271年(秦昭襄王三十六年),随着秦国使臣来到咸阳。

范雎与秦王互拜(图自《东周列国故事选·范雎与魏齐

其时,禳侯正筹划派秦兵攻打齐国的刚(今属山东泰安市宁阳县)、寿(今属山东省聊城市阳谷县寿张镇),以扩大其封地陶邑(今属山东菏泽市定陶县)。范雎抓住这个机会,向秦昭襄王上书求见。途中遇到秦王的车队,故意不加回避,吵嚷中惊动了秦王。范雎大声喊叫,说秦国只有禳侯、太后,哪有什么秦王!这话正中了秦昭襄王的心病。于是,范雎被召入离宫。

范雎对秦昭襄王说:“夫穰侯越韩、魏而攻齐刚、寿,非计也。”越过中原临近的韩国和魏国去攻打遥远的齐国刚、寿地区,这是一个馊主意。当年齐湣王南攻楚,破军杀将,辟地千里,齐国却得不到尺寸之地。为什么呢?相隔太远,鞭长莫及,齐国伐楚却肥了韩、魏。“今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

范雎提出:“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攻占韩魏中原地区,才是天下制胜的关键所在啊!你若想称霸天下,必须控制住天下之枢机,以威胁楚国和赵国。楚、赵若附,则齐国自然惧怕,齐国归附,那么反过来消灭韩魏,易如反掌啊!(“王若欲霸,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楚强则附赵,赵强则附楚,楚、赵皆附,齐必惧矣,齐附则韩、魏因可虏也。”)秦王点头称“善。”乃以范雎为客卿,“与谋兵事。”

需要指出的是,魏冉主政时秦国的东扩,也并不是都无章法,范雎只是利用了秦昭襄王对魏冉专权的疑忌,司马迁《禳侯列传》说他因“一夫开说,身折势夺而以忧死”,不无同情。范雎的见解与魏冉的实践,并无大的差异。只是范雎的远交近攻,思路更明确罢了。

范雎的策略是交替运用刚柔两手,交替制服临近的韩魏和相对偏远的燕赵齐楚。第一步,蚕食鲸吞三晋之地,控制魏韩,不仅壮大秦国的声势,而且解决东进的后顾之忧,为秦国进一步威胁赵楚提供条件。第二步,为制服赵楚,可以韩魏为基地,南向攻楚,北向击赵,控制秦齐之间广袤地区,从而为进一步压迫齐这一最强大和相距最远的国家创造条件。第三步,制服了齐国,反过来又巩固了秦对邻国魏韩及楚赵的蚕食结果,乃至最后予以兼并消灭,达成混一天下的目标。

范雎远交近攻策略,准确地说是交替运用“打”和“拉”两手,各个击破。这一策略,到秦王嬴政时代,由于李斯的辅佐,又有了新的发展和创造。 

收买离间,破坏人才策略

秦王嬴政即位初期,吕不韦执政,秦王亲政后,清楚嫪毐和吕不韦党羽,发生了逐客事件。

所谓逐客,就是把六国的客卿从秦国驱逐出去。起因不仅是吕不韦,而且还因为发生了韩国水工郑国的间谍案。韩国不断被秦国侵削,韩王决定派水利工程师郑国前往游说秦国,修建水渠,以行疲秦之计,用大型水利工程消耗大量人力物力,拖住秦国东进的脚步。事发后,秦国朝野上下,一片哗然。加上吕不韦事件进一步发酵,于是,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秦王下令逐客,解除一切在秦国任职的六国客卿的职务,驱逐出境。在这种情况下,李斯写了著名的《谏逐客令》。

《谏逐客令》与李斯

李斯的《谏逐客令》历数秦穆公以来秦国重用客卿的成就,特别是秦孝公以来,商鞅、张仪、范雎等辅佐秦君变法图强的历史经验,认为“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无意于“弃黔首以资敌国,却宾客以业诸侯”,把人才往秦国的竞争对手六国推,不等于“藉寇兵而资盗粮”(授敌以兵器,资盗以粮秣)吗?李斯所言,决不是想象之词!曾与李斯同在吕不韦门下任职的司马空,出走赵国,积极谋划联合六国对付秦国,就是现成的例子。

秦王嬴政于是收回成命,召回李斯。六国客卿在秦建功立业,引起秦国贵族大臣对于这些“空降兵”的不满,是可以预想到的。随着秦国国势日益强盛,更有秦人会自我膨胀,认为客卿不足恃,无客卿也可以治国的想法,也是可以预想到的。问题是,秦王嬴政能审时度势,知错就改,重用李斯,收回成命,还是很有领袖风范的。

李斯一方面力谏秦王挽留六国人才,另一方在辅佐秦王兼并六国战争中,重点打击对方的人才:“阴遣谋士赍持金玉以游说诸侯,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离其君臣之计。”首先是重金收买,收买不成,派刺客暗杀,用离间计破坏敌国君臣关系。等敌国人才被破坏了,就派军队去收拾他们。

举例来说吧。秦王政十八年(前229年),秦将“王翦将上地兵下井陉,端和将河内兵共伐赵。赵李牧、司马尚御之。”李牧是战国时期最优秀的将领!嬖臣郭开在赵国掌权,“秦人多与赵王嬖臣郭开金,使毁牧及尚,言其欲反。”赵王派人取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赵人捕而杀之;废司马尚。” 秦国先用收买和离间的办法破坏敌国的人才,再用军队灭亡敌国,这就是一个经典案例。

再比如,齐襄王的遗孀后夫人君王后去世,弟后胜辅政,辅佐齐王建。秦国贿赂后胜,并且收买了后胜身边的门客:“后胜相齐,多受秦间金。宾客入秦,秦又多与金。”他们不仅故意劝齐王放弃强军备战,而且对秦国吞并五国的战争,采取隔岸观火的政策,待到五国先后灭亡,“客皆为反间,劝王朝秦,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秦以故得灭五国。”齐国孤立无援,仓促调集军队到西边抵抗秦军,为时已晚。

破坏对方人才战略,其实不仅仅是李斯的主意,而且也是秦朝的一个长期政策。比如,范雎就曾经使用离间计,在长平之战中,成功地让赵国撤掉了老将廉颇,换上纸上谈兵的赵括,赵国遭遇长平之战的惨败,元气大伤。秦庄襄王时期,曾用重金收买魏将晋鄙的门客,离间魏王对于信陵君的信任。假如说此前还只是互相拆台的偶一为之,到李斯辅佐秦王时,用收买、离间乃至暗杀搞垮敌国领导团队,则被定为与对外战争相辅而成的国策。

当然,六国的人才凋敝,能人下、庸人上,不仅是因为秦国的战略成功,也是六国国君本身的昏庸所致。前面提到吕不韦门客司马空逃到赵国,积极献策,抵御秦国。赵王却不能用,赵国灭亡后,赵人感慨地说:“赵去司空马而国亡。国亡者,非无贤人,不能用也。”(《战国策》卷7)

总之,秦国统一天下的策略有三:第一,把握时机,选择打击目标;第二,分化瓦解,远交近攻;第三,吸纳六国人才的同时,致力于瓦解六国的执政团队。最后消灭对手,派兵已经不是最重要的,只需要找借口就行了。

可不是么,秦王嬴政后来解释他为什么出兵消灭六国就是这么说的:当初韩王说好的交出土地和印玺,请为藩臣,“已而倍约”(背弃承诺),与赵魏合纵对付秦国,故出兵灭其国,虏其王。赵王派其相李牧前来约盟,我送归其质子,“已而倍盟”(背弃盟约),攻我太原,故兴兵诛之,活捉其王。赵公子嘉竟然自立为代王,故举兵灭之。魏王约定归附,入我大秦,“已而与韩赵某袭秦”,背信弃义,故发大军征讨,灭之。楚王说好献青阳(今湖南长沙)以西国土,“已而畔约”(背弃承诺),侵我南郡,故发兵诛讨,俘虏其国王。燕王昏乱,太子丹令荆轲行刺,故发兵灭其国。齐王听从其执政大臣后胜之计,断绝秦使,想作乱,被我大军平定,虏获其王,平定其国。“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推荐书目:张国刚著《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中华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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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丁梦钰 PN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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