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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诸子的政治态度:法家为何心甘情愿依附王权


来源:凤凰国学

先秦诸子学的特点是民间士人的独立立说,体现了士人的独立思想。士人会因自己的价值观念不同,故而在面对王权时产生不同的政治态度,同时产生不同的政治选择和人生选择。

【导言】先秦诸子学的特点是民间士人的独立立说,体现了士人的独立思想。士人会因自己的价值观念不同,故而在面对王权时产生不同的政治态度,同时产生不同的政治选择和人生选择。

如果将先秦诸子对王权的政治态度做一个基本分类的话,大体上有三种类型:依附王权,疏离王权,与王权合作。这三种态度分别对应的是法家、道家和儒家。这三种态度究竟是如何形成的?与各家所主张的思想立场、人生选择、政治选择有什么必然的关联性呢?

韩非子

依附王权的法家

法家是一个由众多士人组成的思想家、学者群体,著名者包括有李悝、商鞅、慎到、申不害、韩非。其中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政治思想涉及到法家的法、术、势三个方面。

法家为何要依附王权?他们作为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具有一定独立社会地位的士、士大夫,为什么会放弃自己的独立性,而如此心甘情愿地依附王权,站在君王的政治立场,处处为君主权力着想,全部政治思想均是围绕如何巩固君王的权力、延长王朝的祚命?

这首先与他们的政治经历和政治地位有关。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法家作为一个士人群体,他们大多有一个重要的人生经历:即都居于政治权力的核心,担任过君主的宰相、王傅,或者得到君主的特别重任,通过君权的强制权力而推动变法,所以他们能够对君主制的政治制度有十分深刻的认同。譬如,李悝曾经担任魏文侯之相,在魏国推行变法,著《法经》;商鞅深得秦孝公的信任,被委以重任并主持秦国的变法,并获得封侯;慎到曾经担任楚襄王的王傅;申不害担任韩昭侯之相十九年,卒于相位;韩非子曾经担任韩国重臣,后来又深得秦始皇的厚爱。法家之所以如此依附王权,放弃自己士人、士大夫的独立人格,与他们个人的政治经历有关,他们已经成为君主政治的组成部分,成为君主政治的共同体。

其次,法家之所以心甘情愿地依附王权,还与法家的一个普遍性政治认知与政治信念有关。他们有一个普遍看法,君主有效的集权和权势是国家治理的核心和根本。韩非子指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国家治理的根本就是让君主(圣人)有效地控制政治权力,他们普遍认为君王必须大权独揽。韩非子完全不相信所谓的贤能政治能够治理好国家,他之所以推崇权势政治,就在于他坚信国家治理必须依赖一个强势的君主控制的权力体系。他继承和发扬了慎到的重势的思想,特别指出在国家的治理结构中,贤能政治与权势政治是相互矛盾而不相容的。他曾经说了一个著名的“矛盾”寓言,就是要证明君主政治就是依赖君主的权势而实现国家治理,寄希望于贤能君主或将其归结为贤能治理是矛盾的。他所认同的"势",主要指君王手中的权势、权威,即君主统治所依托的权力和威势。他认为:"君持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柄者,杀生之治也;势者,胜众之资也。"所以,韩非子一以贯之地坚持“以势治天下”的重要性和必然性。

韩非子强调“势治”的必然性,特别关注君、臣、民之间的关系,他有关君、臣、民之间关系的探讨就成为其政治思想体系重要内容。

首先,韩非子特别探讨了君、臣之间的关系问题。他反对儒家将君、臣之间看作是仁爱忠义的道德关系和相互依赖的政治合作关系,而直截了当地将君、臣之间看作是一种相互争斗、彼此算计的政治对立关系。他说:“爱臣太亲,必危其身;人臣太贵,必易主位……千乘之君无备,必有百乘之臣在其侧,以徙其民而倾其国;万乘之君无备,必有千乘之家在其侧,以徙其威而倾其国。”韩非子冷静地分析了君、臣之间对立和争斗的严酷事实。尽管韩非子本人是为人臣者,但是,他并没有站在臣子等士大夫群体立场,而是完全是站在君主的立场上,处处以维护君主的权力、利益着想,主张在君、臣之间争斗中,君主应该牢牢地控制各种权力,绝不允许臣子争夺自己控制的权力。他说:“臣闭其主则主失位,臣制财利则主失得,臣擅行令则主失制,臣得行义则主失名,臣得树人则主失党。此人主之所以独擅也,非人臣之所以得操也。”所以,他反复强调:“人主之所以身危国亡者,大臣太贵,左右太威也。”他处处站在维护君主权势的立场上,认为君主一旦发现臣下有结党擅权的举动时,就应该严加提防、严厉打击。在《韩非子》的著作中,大量篇幅均是告诫君主如何控制权力、抑制臣下各种方法和手段,表达出他依附王权的政治态度和立场。

其次,韩非子也探讨了君、民之间的关系问题。韩非子反对儒家的民本政治,坚持君本的立场。他仍然是从维护君主权势的立场出发,坚决反对爱民富民的国家政策,坚持苛政严刑以维护君权。爱民不能够有帮助君主治国,而寡恩严刑才能够有助于君主的势治,他就坚决反对爱民。同样,他反对富民足民,他认为老百姓会永远不知足,他所追求的治理目标是通过苛政严刑的治理,实现“帝王之治”。

韩非子在君、臣、民的政治关系上,特别突出地强调君主权势的重要性,并且进一步探讨要如何维护君主的绝对权力,那就是拥有“势”的君王,必须掌握“法”与“术”这两个关键的手段。韩非子认为,拥有了"势"的君王,要将"法"与"术"很好地结合起来。故而,一切高明的君王必须善于"操术以御下"。由此可见,虽然法家提出了法、术、势的系统学说,并且被称之为“法家”,但是其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势”, “法”与“术” 均是拥有“势”的君王维护王权、治理国家的手段。

正由于韩非子的政治思想是以君主之权势为目的、为核心,故而其政治态度必然是依附君王。那么,士大夫参与政治,就只能是悉心揣摩君主的心思,绝对服从君主的意志。他在一篇著名的《说难》的文章中,告诉一切臣子应该如何与君王相处。正如王先谦先生解释《说难》的题意所说:“夫说者有顺逆之机,顺以招福,逆以招祸。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以此说之,所以难也。”韩非子既然肯定“以势治天下”的必然性,故而必须告诫那些进入君主政治权力体系的士大夫,应该绝对服从君主的“势治”。因此,如何揣摩君主的心思、顺从君主的意旨,就成为一切进入政治系统的士大夫必须遵循的政治法则。儒家士大夫有“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魏巍然”,而韩非子的《说难》则强调:“故谏说谈论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焉。”这正十分生动体现了法家依附君王的政治态度。(待续)

*本文系岳麓书院国学研究院院长朱汉民教授《先秦诸子政治态度平议》第一部分,原载于《现代哲学》2017年第2期,凤凰国学经作者授权转载。

[责任编辑:李志明 PN032]

责任编辑:李志明 PN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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