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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安梧:两千年来儒学陷溺于大困结中 需转化而非抛弃


来源:凤凰国学

“血缘性纵贯轴”当得解开,但解开,不是要抛弃;而是转化、开展,并且进一步求其成全也。祈愿公民社会的建立,民主宪政的开启,世界大同、天下为公,儒家王道思想得以进一步的开展与实现也。斯为序。

本文作者:山东大学儒家文明创新协同中心杰出访问学者、儒学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林安梧。

这部《“血缘性纵贯轴”:解开帝制・重建儒学》是我近三十多年来对于帝皇专制、父权高压与儒学体系的深层反省之一。面对着儒家人伦教化的核心,最为重要的“五伦三纲”,环绕着“血缘性纵贯轴”这概念丛结,展开了深层的哲学阐析。

犹记少时,读《论语》,喜其平易,平易中有坚定,坚定中有恒久,觉此孝悌人伦、道德仁义,高明中庸,天长地久之教也。因而立志,欲效孔子之周游列国,弘扬中华文化于天下。但我总觉得儒学有一难以处理的问题,那便是与“帝皇专制”、“父权高压”及“男性中心”,纠结一处,为许多所谓现代化的进步开明派所摒弃。我亦觉此问题若不得解决,儒学之兴复,总是有个病痛在,动不动就会发起病来。而且一发起病来,就麻烦得紧。业力现前,难以了脱。

年青时,读了许多对于儒学批判的书,总觉得这些书很少能进到里处,见到病源,往往只就现象说说,概括出一些病征,说出些片面的道理。有些虽进到历史诸多层面,但由于哲学的高度所限,其反思看似有些知识理论的建构,但仍只是概括而已,实不足以解其病痛也。除此之外,我年青时,更多时间阅读了当代新儒家的书,他们对儒学既有虔诚之敬意,也有较为深刻的反思,但我还是觉得这些反思,仍有进一步探求的必要。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接闻阳明学,读《传习录》,直捷简易,透辟明达,读之欢喜,踊跃不已。我当时想,这等大学问,一体之仁,落于人间之实践,却有千万个困难,此又何也。我觉得此中一定有个大病痛、大困结在。当时,好读书,广搜中西、举凡社会哲学、历史哲学、文化哲学,莫不搜读,摘抄笔记,反覆思考,何以权力之纠葛,如此其深也。大道之不明,如此其久也。此中纠结处,必当点出,儒学方有重生之可能。

严重的问题并不是出在儒学本身,而是两千年的帝皇专制,连带此帝皇专制而强化了父权高压,也严重化了男性中心。“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三纲之说本要说的也是个常道,仍是相待而依倚的、“两端而一致”的和合之理,结果闹到后来,成了“君要臣死,臣不能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这就实在太过头了。要寡妇守节,原意也不差,但弄到后来,拿个贞节牌坊,来桎梏人的身心,就连未过门的媳妇,也得守寡。你说这会合孔老夫子仁爱之本怀吗?但听说有人也把这叫做儒学,说真的,这是哪门子儒学啊!

不是儒学,但被说成是儒学,而且还高挂着儒学的匾额,这样的三纲,这样的儒学,这样的父权高压的儒学,这样的帝皇专制的儒学,这样的男性中心的儒学,你要吗?我想不会有人要的。如果,这叫做传统,那不只反传统主义者要反,我也要反,阳明要反,孟子要反,就连孔老夫子本人也要反,夫子不只说“非无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他会亲自督军,要子路带兵,跟着一群子弟,杀过去的。真儒与俗儒、伪儒、陋儒,这场斗争是必要的。

这斗争,不只是有形有象的外在斗争,它更困难的是无形无象的内在斗争,它不只是外在的历史表象问题,它更是内在身心业力的问题,是整个民族、整个文明,自古及今,两千年来的身心业力问题。它的确是一阴阳相害、神魔交侵,而难以处理的论题。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起,我一方面接闻儒家之心学一脉,喜其高明透脱,洞彻有力,却也发现此中有一难解之“咒术”在焉!一方面又读了诸多西方哲学,特别是历史哲学、政治哲学、文化批判诸书。因而我渐渐看出此中的大问题来,也有了解开的途径。

我以为此中有一严重的大困结,我且名之曰“道的错置”(Misplaced Tao)。两千多年来,儒学陷溺在帝皇专制、父权高压、男性中心的严重困结之中,把权力与道德、专制与良知,搅和一处,莫明所以。本是国家领导,期望他能作为好的国君,这当然是好的。“圣君”本是要求其为“内圣”,方能成为“外王”,这是有德者、有能者,才能居其位、行其权的说法,这当然是对的。本来求其为“圣君”,但现实上,却是他既为“君”了,他就自以为是“圣”了。不只他自以为,而是大家都这样认为。这样一来,有了权力、就有了道德,而且绝对的权力、绝对的道德,“君圣”与“圣君”就错置了。

还有“君者,能群者也”,他应是政治社会共同体的领导者,与血缘亲情所成的自然连结,是有所区别的,现在硬要连结在一起。君臣关系原是相待而依倚的,“君臣以义合,合则留,不合以义去”,结果把“君”紧密的关连着“父”来说,说是“君父”,这也是错置。“君、父、圣”三者形成严重的错置,道德仁义也随之错置;错置者,倒悬也。如何解此儒学之倒悬、解此“君、父、圣”之错置,一直是我从事儒学研究、教学,最为重要的工作之一。

中国政治传统固有其反智论之传统,然非只反智也。这里有着“主智、超智与反智”的纠结在。这纠结与“道的错置”(Misplaced Tao)密切相关,须得明示之,分疏之、阐释之、开解之。“道”如何错置,这必得深入“君、父、圣”的“意底牢结”(ideology)中,才得解开。“君”为“宰制性政治连结”的最高顶点,“父”为“血缘性自然连结”的最高顶点,“圣”为“人格性道德连结”的最高顶点,“血缘性的自然连结”、“人格性的道德连结”、“宰制性的政治连结”,这三者构成了我所谓的“血缘性的纵贯轴”,他影响了整个中国文明的走向。中国文明数千年而不衰,与此相关也。中国文明停滞了一两千年而不进,与此相关也。中国儒学之有帝制式的儒学、生活化的儒学、批判性的儒学,这三端,与此密切相关也。中国文明之强调纵贯的道德创生,把本体论与宇宙论连在一起,把存在与价值和合一处来说,把天人、物我、人己,三者通而为一;原强调的“春秋大一统”,结果变成“秦汉大统一”,这莫不与此“血缘性的纵贯轴”密切相关。

既与“血缘性纵贯轴”这结构密切相关,那研究儒学、研究中国文明、研究中国历史社会总体,研究中国哲学最为核心的,莫不是要好好解开这难以解开的困结,这本书标举出“血缘性纵贯轴”为的是要去分析、阐释、解构此难以解开的困结,并冀求其有所开发、有所创造、有所生长也。

这部书起稿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九三年到九四年间,那时我在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Wisconsin University at Madison)历史系访问,从学于林毓生先生,并与诸多师友讨论,心得笔记,重新疏理,终而得成。当时往来最多、讨论最多的朋友,陆先恒博士,竟尔作古多时,想来不禁欷嘘。如今想来,如在昨日,想起郑再发教授的博雅言谈、想起在周策纵教授处的纵酒高歌,还有与郑同僚、黄崇宪、马家辉的讨论,都不免有着久久的恻悱,有着深深的感恩。过了二十一年了,我的老师啊!我的朋友啊!有在有不在的了。我的儒学啊!仍然在艰苦奋斗中,困结依旧存在,仍须奋斗疏理、仍须用力开决。疏理、开决,儒学方有所进也。

这部书稿初写成于一九九四年春夏之交,后修改经年,一九九六年以《儒学与中国传统社会之哲学省察:以“血缘性纵贯轴”为核心的理解与诠释》为题初次出版于台北,一九九八年又在对岸的上海再行修订出版。十多年来,关连此的讨论文章已有不少,但此书早已售罄多时,许多年青学者,还有研究生,都说想买,买不着,须得再版。我也考虑要增订,但动起来可是不容易。想了想,还是改了些手民之误,接受建议,把原来的题目做了调整,以《“血缘性纵贯轴”:解开帝制・重建儒学》为题,再加上一篇纪念老朋友陆先恒的文章(副论第五篇〈众生病病病可离,万里神洲齐奋力──悼念陆先恒博士),说真的,没有先恒,我这本书可不会那么快就写成。

书要重版了,才知学问并没有多大进步,只是就以前所开展的,补其罅漏而已。真的,“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青壮之年,人生境界或有不及,但智力觉性的透悟力特强,朱子中和新说、阳明龙场悟道、船山写成《周易外传》、《老子衍》,都是三十七岁,良有以也,这道理是真真切切的。

《血缘性纵贯轴》一书的写成,在我的为学历程来说是重要的,在政治哲学、社会哲学的探讨上,“血缘性纵贯轴”这词的提出有其关键性在,“道德错置”如何构成,如何疏解开来,必须以此作为核心,展开努力。从传统儒学如何开启公民儒学,也必须在此有所着力。儒学不能只停留在心性修养,儒学必须更重视社会公义,亦必须在此着力。从陆王本心论为主的思考,而调节为以横渠船山天道论为本的思考,从牟宗三先生的“两层存有论”转化为“存有三态论”,从带有护教式的“新儒学”到批判性的“后新儒学”,也都与此《血缘性纵贯轴》一书密切相关。

旧籍重刊,当有新言;剎那生灭,当下已故,岂有新者。抽足入水,已非前流,虽说如此,读者为新,当下即新,生生不息。想了想,何不将原先的附录三篇,作一修订,又取九十年代末写的《心性修养与社会公义》论纲,再加上了在美期间写成的《麦迪逊手记:后新儒学的怀想》,及悼念先恒的文章,以为副论。如此主论十一章,副论六章,终于成了这本新版之作。

“血缘性纵贯轴”当得解开,但解开,不是要抛弃;而是转化、开展,并且进一步求其成全也。祈愿公民社会的建立,民主宪政的开启,世界大同、天下为公,儒家王道思想得以进一步的开展与实现也。斯为序。

乙未年(孔子纪元2566年,公元2015年)七夕写于元亨书院台北分院

 丙申年秋九月二日晨订稿于台北象山居 元亨书院分院

*本文系林安梧先生《“血缘性纵贯轴”:解开帝制・重建儒学》新版自序,凤凰国学经授权发布。

[责任编辑:李志明 PN032]

责任编辑:李志明 PN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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