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干部周敦颐：理学鼻祖的县官生涯

断案高手周主簿

周敦颐既然已经进入了官场，朝廷总得给他做个重新安排，舅父过世以后，周敦颐被远调到江西分宁县去做主簿。

分宁是洪州也就是今天南昌市的属县，主簿的职能约略相当于今天的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宋时按照县城的实际大小，配置处理政务的官员数量。大的县城，住户在1000户以上的，设县令（或者知县）、主簿和县尉三个职位；稍小一点，住户在400到1000之间的，只设县令和县尉，主簿的工作，由县令和县尉共同承担，县尉主要负责除奸禁暴，训练弓马之类，约略相当于今天的公安局长和武装部长的联合功能；更小一点，住户不满400户的，只设主簿和县尉，县令的职能由主簿承担。总的说来，主簿排位在县尉之上，县令之下，约略相当于副县长，负责主管出纳官家物资并登记造册，以及相关文书的记录和注销等事务。如果另外设有县丞的，排位的顺序就是县令、县丞、主簿、县尉。但是县丞只在10000户以上的县城，或者有林业、渔业和冶矿业的县城才这样设置，一般只有农业的万户以下县城，不设县丞。所以，宋时的一般县城，就只设县令或者知县，还有主簿和县尉三名官员，没有各种名目的局长、科长之类，行政效率非常高，行政开支也非常少。

出任分宁主簿，是周敦颐步入州县官生涯的真正开始。

周敦颐来到分宁以后不久，很快就出了大名，因为他解决了一桩拖延了好多年还没有了结的案件。

“时分宁有狱，久不决，先生一讯立辨。”

县里的人们都惊诧的赞扬说：“老吏不如也。”说是经验丰富、干练老道的断案高手都不如他。周敦颐因此得到了士大夫们的交口称赞。

究竟是一桩什么样的案件，拖延这么久，还侦破不了，被周敦颐一审，马上就结案了？史书中没有任何记载，我们也不能凭空随意想象，不过这件事却说明了周敦颐绝对是断案高手，比福尔摩斯还厉害。根本没有使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手段，也没费多大心思去寻找必要的证据，更没有费侦察、取证等周折，只是随便审问了一次，就真相大白了。其实这只是周敦颐初试锋芒，但是这一次的牛刀小试，确实为周敦颐带来了不小的社会影响，也给自己向后的政治生涯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是宋仁宗庆历元年，也就是1041年的事情。

本文作者王立新教授在周敦颐故居前留影

为民请命周参军

三年之后，通过吏部考察，周敦颐得了优等，周敦颐被调任南安军司理参军。南安军在今天的江西大余县附近。宋代设路，相当今天的省级。路以下是州和郡，州与郡同级，约略相当于今天的地市级。州郡以下是县。在州郡与县之间，还有一种特殊的建制，叫做“军”。原本可能因驻军而形成，后改为地方行政机构，也有因需要驻军而把地方辖地分出一些所形成的。地位相当于下等州，超过上等县。宋代有很多“军’，诸如邵武军（今福建绍武）、南康军（今江西九江）、南安军（今江西大余）、荆门军（今湖北荆门）、茶陵军（今湖南茶陵）、武冈军（今湖南武冈）之类。周敦颐这次做的这个官，大约相当于这个下等州的州长助理，应该跟上等县的副县令差不多，属于平级调动、重点使用。周敦颐在南安只呆了两年，却做了两件令人震惊的事情。一件事情是违逆州长的意图，救下了一条人命。另一件事，是作为老师收了两名弟子。收弟子的事情，我们留待后面讲周敦颐对于教育的用心处再详细说明，这里只说“救人一命”的事情。

这件事情是这样的：当时南安狱中有一位囚犯，按律不当被叛死刑，但是性格暴戾刻薄的转运使王逵非要治他的死罪。转运使虽然是朝廷负责转运钱粮的官员，但宋代的转运使，有弹劾地方行政官员的权利，包括最高长官都不能例外。由于王逵的坚持，没有人敢站出来，提出不同的意见。就在这条人命将被草菅，而所有官员因为害怕王逵钳口不言之际，身微言轻的周敦颐挺身而出，据理力争。王逵非常恼怒，坚持要求处死这个囚犯。周敦颐忍无可忍，也使出了霸蛮劲儿，把朝廷的委任状摔在王逵的面前：“老子不干了，官，你可以帮助朝廷收回去，用杀人来讨好你这位上司，我做不到！”这下可把王逵镇住了。王逵愣了很久，慢慢回过神来，觉得周敦颐讲得有道理，而且敢于舍掉官位为民请命，深受感动。于是就改变了主意，周敦颐就这样救下了一条人命。王逵这次确实受了很大的触动，深感周敦颐这样的官员实在难得，不仅没有因为周敦颐以下犯上而怀恨在心，还为国家珍惜人才，把周敦颐推荐给了朝廷。不久朝廷下旨，改周敦颐为湖南郴州郴县县令，升为县长了。

周敦颐雕像

县令的侠义肝肠

庆历六年冬天，周敦颐来到湖南郴州，做了郴县的县令。周敦颐一生，经常利用从政的机会，开展教育活动，虽然没有专门从事书院教育或者直接担任教育官员，但在育人方面确实用心不少，效果也非常显著。比如从宋仁宗庆元六年（1046）冬天，到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周敦颐在担任荆湖南路郴州郴县的县令期间，与郴州守令李初平的交往关系，就足以说明这一点。当时周敦颐来到郴县以后，利用旧有的县学兴教办学。李初平虽然是周敦颐的上司，但是不以官高小视周敦颐，他看到周敦颐兴教办学，而自己又是武官出身，没有多少文化，就提出向周敦颐学习，让周敦颐当他的老师。

这件事情本身就令周敦颐感动不已。因为在官本位的中国社会生活中，很少有长官可以俯身属下，虚心求教，好像官高，学问就大，思想就深刻，人品就好了一样。李初平的做法，不仅是对周敦颐的尊重，也是对文化、思想的尊重。他的自知和谦恭，感动了周敦颐。周敦颐称赞他发自内心的向学之心，但是感觉似乎稍晚了一些，因为李初平当时年纪已经很大了。周敦颐就邀请他到自己家里去，和周敦颐住在一起，这样既方便随时随地的发问和解答，同时也考虑了李初平不能像县学的学生一样，按时按点上课的实际。就这样，李初平成了周敦颐的学生，经常到周敦颐家中向周敦颐请教问题，有时还常常住在他的家里。慢慢的有了很大收获。

二年以后，李初平就过世了，他虽然没有学成，但是遇见周敦颐这样一位好老师，给他在生命的最后时间里以思想和学问的滋养，他知足了，他含笑而去，死得很安然。李初平州长是周敦颐的第一个入室弟子，虽然他没有得到周敦颐的真传，但确实是周敦颐的入室弟子，经常出没周敦颐的家中。

如果拿今天的官场作对比，这件事真可以大书特书了。

因为凭我们的目之所见，耳之所闻，似乎没有见到长官虚心向下属求教的，而且经常是官大一点儿，找个秘书写个报告，还说是自己的思想，然后就要求下属们认真听讲，还要安排写学习心得，贯彻落实报告精神，好像自己随便讲说的几句风马牛不相干的官话，都会成为历史的经典一样。在这样的不良社会政治氛围中，一旦有上司提出要向下属请教，下属首先考虑的不是是否教他，而是要谨防这是试探你对他的领导地位肯不肯认，或者你是否瞧得起他。你要谨防这是陷阱，因为一旦失口说出两句领导不懂的话语，可能你的所谓的“政治前程”，也就就此被自己的轻率葬送了。上司们都是下属的阎王，哪有向下属请教、学习的道理？

李初平虽然是武人出身，却是一位好学的诚实官员，同时也是一位循规蹈矩的清官，因为没有贪赃枉法，所以也没有积攒下什么钱财。死的时候，身边的儿子又很年幼，一时慌了手脚。周敦颐仗义的担待起安葬李初平的事情，出资筹划，花费了巨大的精力。这件事被当时传为美谈，但是周敦颐并没有把自己当做“雷锋”，只是觉得对朋友尽了一点义务，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情而已。

周敦颐报答李初平不以上司身份凌驾自己之上的这一做法，跟他舅父郑向把恩荫的机会让给他，而没有留给自己的儿子的做法很相似。因为郑向当时看出周敦颐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将来也一定是个有出息的孩子，比自己的儿子强。他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谁能胜任，谁有前途，谁会给这个社会增添更多的正义，给生民带来更多的福祉，而不是谁跟我的血缘或者关系最亲近。周敦颐也是一样，他把自己仅有的一点工资储备，都用在李初平这位好人、这位诚实好学、尊重知识分子的州长身上，连自己家用的紧张拮据都顾不上考虑了。

李初平不以官位压人，老而好学的精神和对人生问题的执着、对历史文化的虔诚态度，显然对周围的愚氓具有某种示范意义。周敦颐感激李初平的知遇，这种不顾自己家庭生活而急朋友之难的做法，颇有些墨侠的气概。周敦颐做人的爽利和慷慨，仅从这件事里，就完全可以看出一斑半点。这种做法，让我们有理由认定，周敦颐不仅受了道教和佛教的深重影响，而且也受到了来自墨家的很重的影响。在他身上还有侠肝义胆的一面，而这一面，不仅从来就没有人给以足够的重视，就连关注的人几乎都没有。

王立新教授寻访周敦颐故居

昏死才知知县好

周敦颐在郴县干了四年，皇祐四年，就是1050年，周敦颐被改任为郴州桂阳令，继续兴教办学。四年之后再被改派，这次是出任洪州南昌县的知县，这次他不再是县令，而是知县了。其实知县和县令一样大，只是知县是由带京官头衔的人担任的，因为就在此前一年，周敦颐获得了一个大理寺丞的京官头衔。此时已是1054年，周敦颐38岁。

南昌县是南昌市（当时叫洪州）的属县，就像长沙县是长沙市的属县，湘潭县是湘潭市的属县，郴州县是郴州市的属县，台北县是台北市的属县一样。

南昌县和分宁县两县相邻，早在14年前，周敦颐担任分宁县主簿的时候，一到任就了结了一桩长期悬而未决的案件。14年之后，周敦颐来到南昌当知县，父老闻讯，奔走相告。有冤屈的人们高兴地说：这个人当初那么年轻，一到分宁，就把一桩历史悬案解决掉了，这回我们的冤屈有地方倾诉了，我们可有了依托和指望了。“吾属得所讼矣。”而富家大户则告诫子弟说：“从现在起，都规矩一点，不要怀着侥幸的心理。这老小子可厉害，千万不要惹是生非，瞒不过他的。”人们又纷纷告诫自己的亲族和朋友们说：人家是好官，不要违背人家的教令，不要再做那些偷鸡摸狗之类的见不得人的事情了，不光自己受处罚，也给人家脸上抹黑呀！

作为一名清官和能吏，周敦颐几乎成了改造风俗的催化剂。当时南昌附近社会风气的全面好转，与周敦颐作为地方主导官员的楷模和督导作用，是完全不能分开的。一时间，奸邪屏气，纯朴飞扬，南昌县社会风气大变，几乎到了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程度。

周敦颐能干；老百姓也真“给力”！

周敦颐在南昌期间，一次忽然得了一种奇怪的病症，昏死过去，一天一夜后才苏醒过来。人们找来了中医，发现他不再呼吸，脉动消失，心脏也已经停跳了。大家断定他已经死掉了，都来帮助料理后事，发现他的家里只有一只破箱子，破箱子里只有几件破衣服和几本旧书，还有他的全部官俸之类的积蓄——大约只相当于今天的几百块钱。所有在场的人都被他的清廉所感动，有很多人留下了热泪。

后来给周敦颐作墓志铭的潘兴嗣，亲眼目睹了这个过程，也了解他在用钱方面的仗义，所以才说他“奉养至廉，所得俸禄，分给宗族，其余以待宾客，不知者以为好名，君处之裕如也。”就是说，他自己从来不乱花钱，不讲排场，不摆阔气，更不铺张浪费，把仅有的一点工资，都分给了族中困难的人，剩下的一点，则用来招待往来的客人和朋友们了。不明真相的人以为他沽名钓誉，而他自己并不介意这种说法，还像从前一样，一如既往，从不为了自己的衣食住行和老婆孩子胡乱花费。

现在的官员可能不太理解，以为当县长还用自己花钱招待朋友吗？政府每年不都有用不完的招待费用吗？况且县长的来钱路数多得不得了，安排个就业指标，批个什么项目之类，改变一下耕地的租赁关系，把购买农具、农药或者化肥、种子之类的权利，故意批给某人，然后吃回扣等，名目多得是。还有县里各个局长、科长惯例一样的供奉等，每年意外收入个百、八十万很正常，而且似乎已经很正当。怎么会穷酸到这步田地？这个县长不是白当了吗？哎，这就是周敦颐的为人，你尽可以贪赃枉法，但是不能不允许人家清廉！

周敦颐是干净人，干净人走干净道！这是他的做人原则，也是他的人格尊严。况且宋朝没有像现在这样的超指标的行政运转经费，没有这项预算，也不会给这项内容追加财政拨款。更没有到年终时突击花钱的纷乱景象，因为今天的财政预算，当年不花完，马上就会被收回去，而且因为今年没花完，明年还会减少预算拨款。好像要从制度上肯定并保证胡乱花钱的合理性一样，真是造孽！

潘兴嗣上面的说法，绝对不是美化周敦颐，他真的就是这样一位勤政爱民、廉洁奉公、急人之难、解民倒悬的好官。

*本文系王立新教授《好干部周敦颐的行政事迹》一文第一部分，凤凰国学经授权发布，未经授权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