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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问中国文化与信仰


来源:凤凰国学

宗教是信仰的一种表达方式,虽然大多数中国人的宗教观念比较淡薄,但中华民族的信仰表达却是非常深刻的,不逊于任何一个民族。如果我们按照宗教学对于世界宗教,基本宗教是什么,信仰是什么,这样一个理念来审视,我们对中国文化,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有一种新的认识。

 一、基督教是否可以“中国化”?

卓新平:我研究基督教快四十年了,最近我们国家倡导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最早也是我们在基督教发展中提出基督教中国化背景下形成的,为什么要提基督教中国化?就是在目前中国存在的各种宗教中,应该说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张力是最大的,其中国化的过程,从利玛窦开始,但走得很艰难,到今天没有真正的问题,所以说,它与儒家的对话是非常早的,但它没有延续下来,另外我们在外来文化与中国文化的融合中有一个好榜样——佛教,它没有达到佛教的境界。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对基督教是持开放态度,但基督教融入中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外在的原因是当年佛教之所以融入中国,它的根在印度社会已经消失了,所以它没有一个外在的氛围和影响,而基督教一直到今天有强大的外在氛围。明末清初,基督教融入中国为何没有成功?就是我们后来说中国礼仪之尊,西方社会,包括教宗对中国礼仪持有排解态度;儒家方面也不含糊,对基督教也有一种排斥。从这个方面来讲,双方的互动还应该继续,而且我不认为今天的互动是剑拔弩张的,应该回到明末清初利玛窦的状态。

二、中国的“士”与政治的关系?

卓新平:这个问题至今尚未解决,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视教育的传统国家,教育始终贯穿人类一生,教育是什么?就是让你成为士人,但这个“士”和家人的那个“世”不一样,儒家强调“学而优则士”,你要优秀才能去议政,但在今天的文化或是以往的文化中曾出现过这样的现象,叫“学而士则优”,就是你为官从政了,在各方面才是优秀之辈,应该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有潜能和智慧,但在过去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今天同样潜力很大,也就是说我们在教育的认知上出现一些偏差,将来能否纠偏,将会决定中国“士”的命运,也会决定整个中国的命运。

三、假如儒家成为一个宗教会怎样?

卓新平:如果儒家出了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命运会不一样,但今天的精英社会,包括刚才讲到的蒋庆,实际上他是以儒家为宗教组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今天中国,儒家作为一种形态是一种边缘化的出现,与主流意识形态有很大差别,虽然蒋庆有种帝王师的抱负,但他会怀才不遇,今天的中国,一方面儒家非常重要,但儒家不可能再以过去的形态,承担今天中国社会发展的需求。

所以,我个人认为中国文化信仰的重建,是以儒家一些极其优秀的元素作为基础,然后融合中国意识文化传统,包括孔子遗忘的元素,融合当今世界文化的精华,这样形成新的海纳百川,新文化的共建,在这个共建中,儒家会发挥其重要作用,但不可能独尊,这样的话,在儒家研究中,应持有清醒、冷静地分析,切忌头脑发热。

整个中国文化的体制,从古到今,顶层设计都非常重要,到今天,我们看到这种顶层设计的重要性和决定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要面对这个现实,根据顶层设计,然后为顶层设计提供一些积极的、正确的、有影响力的建议或策略。

我们作为中国知识分子传统,不可能也从来没有走到顶层的最上方,只是起一个古代的模式的作用,所以中国的知识分子有远大的抱负,但要有自知之明,我们知道以前的知识分子保护更大,柏拉图时候还想到哲学王,从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开始,王当不了,就当帝王师,一直到亚历山大帝,为知识分子带来一些警醒和兴奋。

四、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是否出现了信仰危机?

卓新平:中国的信仰问题有一个不言而喻的现状,无论是宗教信仰,还是政治信仰也好,都出现了一种非常值得关注的危机,有的说中国不是在出现宗教复兴,你怎么谈危机,但是在宗教复兴的过程中,今天宗教的追求,很多已经使中国出现了一些嬗变,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状况,往往把很多中国本真的东西遗弃,而且存在一些表层的、次要的因素,这个就不谈。

政治信仰方面的危机,应该说这种冲击跟文革有关系,文革中间,全民的政治信仰达到一个顶峰,大家都非常亢奋,因为我们是从这个时代走过来的人,但文革结束之后,人们开始深刻反省,而这种反省又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从这个方面来讲,我认为这种政治信仰的危机,在今天依然存在,能否根本改观,我们还要看,但不能旁观,要积极争取。

五、对当今政教关系(中国政府与佛教、基督教等)的看法?

卓新平:现在执政党提出一个积极引导与中国社会主义相适应,宗教也是采用一种积极适应的方式,但是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现在有诸多障碍没有超越,所以这种引导或适应,没有落到实处,今天的状况还是令人堪忧。为什么这么讲?因为讲对宗教的认知,应该说在全世界来看,中国对宗教的认知是最差的。

也就是对宗教这种现象贬损最多,在这种情况下,宗教的适应,它有一种内在的表达,在一个否定自我、贬损自我的社会,让我去适应它,它有内在的热情和能动吗?很难。我为什么说今天社会出现“两面人”的现象,就是这种现实的使然,从这个方面来讲,积极引导和积极适应,我们还有很多工作去做,最根本性的工作是改变中国社会、国人的思想观念,对宗教有一个层次的认知和反省。这个东西不能独立,要对话,彼此之间要有一些深入性、开明性、开放性的对话。

别的方面不能做起来,至少要在学术层面做起来,但学术方面也非常复杂和危险,我们非常希望宗教学成为一个显学,但还有漫长的路要走,我已经走了40年,但并不乐观,希望走上这条道的人要冷静分析,但还是希望要有人走这条路,为什么呢?现在谭嗣同越来越少,在关键时刻就跑,好汉不吃眼前亏,现在社会这样的人比较多,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上,真正坚持真理、披荆斩棘的人很少,所以我对整个形势并不看好,在中国的文化复兴上,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中国文化复兴也是一种分化。

今天,我们看到中国社会在经济上已经是世界第二,非常强大,而且整个世界对中国有呼唤,为什么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说法?联合国那么欣赏,为什么我们搞“一带一路”,本来国家只有65个左右,结果超过130多个,超过一倍,这就是对中国的期盼,但中国要自问,我们准备好了吗?首先是思想、文化方面,再不准备好,就会错失千年难遇的良机。

今天的时代应该是在过去几百年来说是最好的时代,不管是世界和国家来说都是最好的时代,应该说历史给了我们机遇。但能否抓住,要靠我们自己。解决民族宗教问题,就是我们重要的一个坎儿,如果过了这个坎儿,中国会顺利发展,若过不去,中国还会继续在现状中徘徊,我非常抱歉,对这个问题只能做一个相对保守和悲观的回答。

六、“绝对一神”宗教观与中国的“圆融和合”观念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卓新平:实际上我们看中国文化的发展,多神教跟我们现实输出相关联,我们说,民则信、民则办,有一种功利性的需求;第二个特点,中国人认为神、人之间没有绝对合理,人通过修炼、升华可以从人到圣贤,到仙到神,在西方的观念当中是不可能的,中间是隔断的,但是我们可以不断超越,这是中国的特点使然,这里有它的圆融和包含,但太过于功利,缺少一种超越自我的境界,这就是所谓的“形而上”的境界,这种境界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也是需要发掘的。

没有这种“形而上”,在中国文化对话中间有三个难题:首先是李约瑟的难题,我们有四大发明,为什么没有现代科学、工业革命?第二是黑格尔认为中国没有哲学,中国的那些东西没有达到系统性;第三大难题是利玛窦认为中国没有宗教,“儒教不是宗教”是利玛窦提出的,他认为中国人的信仰还在迷信状态,没有达到高度,像基督教那种信仰高度。

我们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我们可以考虑中国文化在思辨体系、形而上中间究竟怎样?因为形而上在中国是玄学的说法,但在西方跟哲学是一个体系的,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文化的特点,但要看到他们的差异,中国文化如果是扬长避短的话,这就涉及到“绝对一神”的观点,从今天来看是一种张力,但这种张力无论是从西方文化的审视,还是从中国文化的来讲,都是可以超越的,中国强调具像,但是没有在表达中得以具像化,基督教、天主教是上帝,佛教是佛,这种具像性的表达是受语言、地域、文化等因素限制,如果信仰在一定超越层面,不同宗教是可以共在的,如果我们达到这个层面,“绝对一神教”是不可能达成目的的。我们现在还处于问题之中。

七、中国人是否宗教观念淡薄?宗教与信仰是什么关系?

卓新平:宗教是信仰的一种表达方式,虽然大多数中国人的宗教观念比较淡薄,但中华民族的信仰表达却是非常深刻的,不逊于任何一个民族,只是说我们在世界性宗教建构发展中,我们是内涵式发展,他们是外延式发展,如果把它深化的话,它是一种信仰精神,宗教是这种信仰精神的一种表述方法,但不是唯一,从这方面来讲,我们中国是既有宗教传统,更有信仰根基。不能笼统的说中国人的宗教观念淡薄,只是从今天的社会来看,这种现象比较明显,这与中国的历史有关,使我们在世界上看来比较特别,从这一点来讲,我觉得如果我们按照宗教学对于世界宗教,基本宗教是什么,信仰是什么,以这样一个理念来审视,我们对中国文化、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会有一种新的认识,这个需要我们发掘。

八、民间巫文化是否能上升为信仰?

卓新平:你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其实我们回顾人类宗教信仰的历史,最初都体现出一种巫文化的特点,中国有,其他国家亦如此,只是在宗教发展过程中,它把巫的层面不断扬弃、淘汰,形成一种与时俱进的发展,所以巫文化是我们对中国和世界宗教信仰远古的记忆和回忆。

从今天现象来说,我是不太同意的,一是我们国内有一些人认为宗教是出于迷信的状况,跟巫术差不多,尤其是道教上,处于术的层面;另一方面,西方一些学者根据他们的弘扬,贬称它为巫文化,无论是境内还是境外,我认为是把中国宗教贬损了,没有看到差异,实际上楚文化和巫文化是差不多的,你说巫文化就停止了,其实不是,它也在不断发展。

巫文化的想象力和浪漫色彩,在我们的文学、戏剧、艺术当中表现出来,其实这个东西也不是中国独享的,在古希腊文化当中有两个文化体系:一个是阿波罗文化体系,一个是神话体系。它是酒神境界,最高境界是“醉”,这是一种巫文化的表现,像古希腊文化乃至西方文化的悲剧意识,这种悲剧的发生,乃至对基督教是神学的发展都起到重要作用。尼采就强调过酒神精神,实际上就是巫,我们不要孤立来看,从全世界发展中,最早都有这个东西,同样阿波罗崇拜到现在也没有了,已经转化了,升华了,在文化当中提炼。

从这个方面来讲,我们不要把人类一下子设计成四五十岁成熟的人,他是从婴儿走过来的。所以说,宗教的认知有不同层面,有婴儿时期的发育、成年时期的发育,巫文化是幼稚的,但它可能给我们带来童年回忆的温馨,也不必要完全否定,谢谢。

九、基督教在中国的前景如何?

卓新平:应该说基督教在中国的文化前景非常深远,但要有华丽的转身。如果没有华丽转身的话,很难,现在讲上帝,也讲耶和华,它作为游牧民族,随水草而迁徙,信奉的是雨神,因为敬仰神不能直接称呼神明,所以用“阿布奈”来称呼,随着时间的推移,雨神变成绝对的神,出自于巴比伦之初,然后开始知识分子的反省,他说这个神不是一个民族的神,而是全世界的神。在这个过程中,西方的“绝对一神”观念也不是天然的,也是一个发展的阶段。我们要有变通思维,不仅是过去的宗教,也是今天的宗教,审视基督教,也是充满机遇和挑战,就看你能不能抓住。

十、儒家可能建立教派吗?

卓新平:儒家有“师法自然”的说法,它无论是创建学派还是创建教派,机遇很大,但我们扪心自问,有没有这样的人出来?你想宗教出现的话,马克思·韦伯讲,必须有卡里斯玛这种领袖式的人物才能创建教派,我们现在这种情况下,估计还没到这个时代,因此没必要拔苗助长,从整个社会自然而然的发展过程来看,历史自然会给它一个答案,至于我们想改变这种历史状态,需要我们自己的努力,要回归1911年儒家一教独大的传统,我个人认为几乎不可能,在今天还需要不断摸索。如果有这个机遇,那有可能开辟出一个崭新的时代,我们是一个“新儒家”的概念,但这影响整个大众,中华民族精英人士的儒家、新儒家的领袖式的人物还是凤毛麟角,我现在还没法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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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丁梦钰 PN031]

责任编辑:丁梦钰 PN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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