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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新平:从古到今 中国人的核心价值离不开“士” (图)


来源:凤凰国学

今天的核心价值观如果脱离中华民族历史传承,社会共同认可的文化核心,就很难实现,所以这种传统文化的基本观念是起到我们国家和民族重要稳定的作用,发挥其众心所向的效果,离开这种历史悠久、世代相传的文化核心,核心价值则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讲堂实录之一】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国学研究院院长、教授 朱汉民,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 卓新平

习近平主席认识到中国文化的意义并进一步阐述了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化价值观的密切关联,培养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这种思考涉及到中华文化核心的问题,也就有必要探究中国宗教和文化核心的关系。所以,这种探讨应该说是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也有政治与文化的考量。

今天这堂课,我想从三个层面来谈谈我的理解:一是对中国文化核心的理解;二是对中国文化核心与信仰的理解;三是中国宗教传统与文化核心持守的问题。

讲座现场

一、中国文化核心与“士文化”精神

我们一直在讨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文化到底有何关联?2012年中共十八大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对当代中国文化核心的最新表达,旨在形成当代中国人的文化信仰,因此具有现实意义。

六十年来,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的表述应该是首次对其价值和对中国古代价值的展开,基本立足于中国文化传统的重建,也就是说,对核心价值的提炼是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精神的认识,这种观念可追溯到从个体梳理,从太极共融之“和”到美美与共之“统”,但我们能否抓住这次机遇,形势并不乐观。

从传统文化价值的提出到今天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中国知识分子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此,我特别想谈谈中国知识分子,但从孔子周游列国到当代知识分子“思想库”、“智囊团”作用的寻求,这种“帝王师”的理想抱负是否成功很难评价,知识分子虽有怀才不遇的悲剧,其匹夫有责的努力却从未放弃,这是中国文化命运及精神发展的一大特质,而中国文化新的理解及践行,则与之复杂交织。因此,中国文化核心的确立与“士文化”的展现有着不解之缘。

儒家思想造就了以“士”为标识的中国知识分子,成为中国文化精神的重要代表。儒学文化有着深厚的现实关切情结,以“成大事为己任”,使儒家本有的“敬天”这一超越精神落到实处,倘若这种“内在超越”没有一种超越自我、洞观天地的“天地境界”和博大情怀,则很难真正做到“内在超越”。因此,儒学文化的超越精神实际上是内外打通的,在经历复杂历史变迁的现实社会中由中国知识分子以其精神、抱负、使命展现出来,儒学文化已经浸润到每一位中国人的骨髓,尤其体现在中国文人的气质、精神、境界、抱负、行为、举止等方面。虽然经历时代风雨的吹打,政治历史的折磨,却一代一代顽强地生存下来,并在各种社会处境中突出展现。

在一定意义上,儒家思想已经成为中华文化之魂,其思想要素亦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潜意识”。今天,我们要开始理直气壮地提出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整个中华文化的历史进程来看,儒家文化存在着潜在的作用,这是马克思·韦伯的命题,它需要有潜在力量的支撑。那么,何为中国的潜在力量?答案是:儒家文化,使中国文化延绵不绝。

今天,儒家文化仍是世界认识中国的最典型的文化符号。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知识分子对己要求修身养性,以达洁身自好;在外则强调精忠报国,坚守政治责任和使命,以实现“舍小我、为大我”的价值理想和社会担当,这是中国仁人志士的使命、责任和义务,而且有着为国家兴盛“舍身成仁”的气魄。今天,人们呼唤儒家思想的复兴与更新。

强调“内圣外王”的儒家精神,一方面要求知识分子应有人格修养工夫,这就使其注重内在的德行涵养和外修琴棋书画、诗词歌赋等技能;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对政治忠诚的呼召则要求知识分子挺身而出,为国分忧,在治国安邦上有其作为。这样铸就了以“士”为称谓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及其人格特质。这种“士”乃以“天下”为己任,将坚持真理视为“替天行道”及“士为知已者死”的气魄,有“舍身成仁”、“精忠报国”这种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儒家对中国社会阶层的理解中,中国社会实际上是分等级的,提出“人有五仪”:庸、士、君、贤、圣。其中“士”是一种中的定位,可避免庸人之堕,守其“君子”之位,抵达“圣贤”之境,怀有弘愿大志,体现更多人文关怀。

西方也有“士”,它是一种骑士传统,加上僧侣教士和经院教师共构近代西方知识阶层,有牛仔的异化。西方中世纪贵族文化中出现过“骑士”阶层。西方是长子继承权,从小要求读骑士学校,掌握游泳、投枪、击剑、骑术、狩猎、弈棋、诗歌等“骑士七技”,并培育出忠君护教、保护妇孺、如强扶弱、英勇善战等“骑士精神”,这种精神要求骑士必须具备谦卑、荣誉、牺牲、英勇、怜悯、诚实、精神、公正这八大美德。当冷兵器时代结束后,西方的骑士精神则逐渐转化为绅士风度。

“士”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具有广延性:为政方面,有谋士、策士、察士;用武方面,勇士、战士、装饰;学术方面,有儒士、学士、博士;宗教方面,有术士、方士、教士;仕途之外,则有游士、方士。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之“士”,起初多为“士无定主”的“游士”,但其“天下”观和使命感往往会使他们找寻一种政治的依附,故此使“士”通常会依附于“政”,而中国的政治家自古以来则有“养士”的传统,“士”依附于政、为政所用。对中国“士”的理解,不能仅仅局限于琴棋书画、诗赋曲艺的修养及才艺,更应将其与政治密切关联。这样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士”,就很难免去其政治上的担当。

“士”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使之具有一种“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积极有为的社会参与姿态,将“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作为其政治信仰和抱负。在“士”的践行中会充满政治热情和激情,甚至可以舍弃一切,如孔子为“礼崩乐坏”而奔走呼号、不怕落得“丧家犬”的下场,屈原为国破家亡而投江殉国、因此浩气永存。由于“士”具有其思想和人格上的相对独立性,虽有因遇明君而“国师”。

有时“士”会为国家、君王之忠而忍辱负重,虽命运多蹇(舛)却仍在这种苦涩中保持其苦恋,体现“士”之韧性。我们谈到中国文化的复兴,这种“士”文化的复兴和对“士”的重新定义特别重要,当然更注重其阶段性发展,在政治上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境界,我们也要看到在政治氛围中,如果在政治上做忠良,会形成中庸、稳健的气质,成就“淡泊以明志”的精神,我们研究今天的知识分子也应该看到,所谓知识分子要明德修道,有社会担当。

“士”主张其内在工夫和外在工夫的有机结合,孟子所言“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以“事天”达天下太平为政治追求,不仅在政治上克己复礼,而且在生活上追求洁身自好,注重修行养性。实现这种社会实践的根基和动力,在于其“事天”的自我审视和自我超越。就其本质而言,这就是一种宗教信仰。中国知识分子在其政治传统中舍“小我”为“大我”的奉献精神,进而体现为中国人的集体意识和团队精神。这种政治理念与中国传统的“家”、“国”观念密切关联,源自儒家传统“克己复礼”的政治哲学和忠贞孝悌。

知识分子在传统的政治关注上,一方面有着中国观和天下观(即世界观),旨在推行一种“大同”理念;另一方面则有其社会秩序观,为力挽礼崩乐坏的颓局而克己复礼,旨在恢复礼仪之邦的“仁政”。我们讲匹夫有责,也看到中国与天下的观念是发展变化的,这是反映中国自古对国家和世界到底是什么关系?自我认识可以不断扩张,所以中国是一种对自我的表达,这是相对的,天下、四海是当时中国开始扩展它对世界的认知,当时的世界观很难超越这个范围,随着对世界的扩大,开始对天下有更多的想象和追求。所以我们从这个方面来讲,之所以看到“天下为公”实现社会“大同”,这是中国传统世界观的扩大,追求大同的政治信仰要超越现实状况的努力,其政治理想的实现朝向未来,尽管人类在此可能会以“怀旧”的方式来表达,如相信远古社会曾有一个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黄金时代,但现在逐渐遗失了,我们也要努力,实际上怀旧还是一种“未来观”,它憧憬一种美好、理想的未来社会,不管是向前看还是往后溯都是没有真正实现的社会。

在这种追求中,中国政治理念也是中庸、温和、不走极端的,因此并不会忘其对其现实处境的改进,它有两个层面:一为小康,一为大同。我们今天说要争取达到小康政府,但是在实现小康以后,看到社会中的自我、自私、自爱也仍然存在。要达到一种大同,小康是基于家,大同则为公,追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的大同社会的政治信仰对中国历代统治者和知识精英都是深有影响的,在中国变革时期,不少人谈到大同,像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天下为公”思想等,都是这种探究的明证。当形成以汉文化为主、涵括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华夏文化之后,古代中国的概念就扩大为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天下大同实际上体现为中国人的信仰。

中国古代王权政治主张一种礼、乐文化,我们对“礼”开始强调,但对“乐”较为忽略;“孝”是中国社会主义家庭观念之纲,现在到处强调要恢复孝文化传统;“忠”则是中国社会政治关系之纲。因此,中国有“忠君”、“报国”的政治传统。其中孝道乃尽忠的逻辑前提和认知基础,只有打好尽孝的基础,才会自觉实现对国家、君王的忠诚,这就是我们谈到的诚信原则。古代的家与国有密切关联,因此才会有“国家”合称,对个人而言,家是小家,国则为大家,所以形成了舍小家,为大家的社会秩序,从保家卫国到舍家为国,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甚至当忠孝不能两全时,要舍小家,为大家。

在这种社会秩序的维系中,大致有礼、仁两维,其中礼乃客观性的,针对社会,即人们必须遵循的社会规范,所以要用法来保障,从这方面来进,就把一种客观的社会秩序与主动结合起来,这样也使中国人具有超强的自我克制能力,这种特性也是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得到延续,这是我们了解今天中国知识分子的特征。要了解中国现实文化及社会精英的并行,可以从儒学中找到答案,深入探究儒学文化其铸就的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当下或许也就有着极为独特的意义。中国社会复兴的真正可能性及可行性在于中国的文化复兴,而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这种文化的复兴,这是我想谈的第二个层面。

中国文化核心的概念在《周易》中已有阐述,太极阴阳图表达了“圆融统一”的整体观,与西方思维“二元分殊”对比,西方强调的绝对和相对,此岸和彼岸不能完全通融,是对立关系,而我们强调二元是可以合一的。对于西方的核心观念,它强调的是真善美,从而达成西方的自由文化,中国文化在《易经》思想中体现出和谐、共构、统一、美美与共。我们的思维,尤其是哲学思维、整体思维;我们的意志、尤其是国家意志是统一意志;我们强调的是团结,国家的团结、民众的团结;我们的结构,不管是宇宙结构,还是社会结构,都强调和谐,我们对于命运的追求,强调的是“共同体意识”,现在特别倾向于生命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精神共同体,这样就跟西方的观念,尤其是其文化观念形成了鲜明对比。

我们谈到中国文化,脱口而出是仁、义、礼、智、信,体现对国家的态度,这是政治层面体现孝对于家庭的态度,伦理层面体现诚对于社会的态度,尤其是在我们处理公共关系时非常需要,我们现在很多都消失了诚的原则,社会的维系危机四伏,仁就体现了一种对他者的爱,这是一种人际之间的关系,博爱、慈悲、宽恕,利他思维,义是社会公义、强调社会正义、公平、公正的精神,还有一种信是宗教敬畏,对超越的向往、追求,有一种自我升华精神。但是我们现在的“信”失去了很多,过去老百姓说举头三尺有神明,自然而然有一种“信”,现在这种“信”不存在了,由于没有信,没有这种绝对的审视和监督,认为什么都可以做,这是我们的问题。

我们的文化体现出一种超越与现实的结合,回到一种真诚、纯洁、实在、返璞归真,中国宗教的底蕴是以信仰精神,将此文化核心观念作为“绝对命令”来自觉践行,把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元素融入到我们的信仰文化中间,这样能达到一种诚信自由,可以看到中国文化传统强调一种道统,一以贯之的“道”。所以,随着历史的发展会出现文化的核心和创新,回归文化核心,就是我们经常强调重建中华文化道统,要有新仁学,诚信哲学,等等。

我们今天的核心价值观如果脱离中华民族历史传承,社会共同认可的文化核心,就很难实现,所以这种传统文化的基本观念是起到我们国家和民族重要稳定的作用,发挥其众心所向的效果,离开这种历史悠久、世代相传的文化核心,核心价值则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责任编辑:丁梦钰 PN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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