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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为何极力贬低杜甫:他的忧国忧民有点儿假


来源:什九湖湘

在王船山眼里,杜甫是一个虚声满纸,空话连篇,只知呼穷叫苦,不知忧国忧民的心术不正,人品不端的人物。除此而外,还在评初唐诗人王绩《野望》时还不忘捎带骂了杜甫“诲淫诲盗”。此前不管是黜李扬杜还是黜杜所李,抑或是李杜并驾论者,多从诗的才情和思想作结,而独独王船山,第一次明确提出李优杜劣,则是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出发的。

岳麓书院内的船山祠

王夫之(1619--1692)明清之际思想家。字而农,号姜斋。衡阳人。晚年居衡阳之石船山,学者因称船山先生。明亡,曾在衡山举兵起义,阻击清军南下。战败退肇庆,任南明桂王政府行人司行人。以反对王化澄,几陷大狱。至桂林依瞿式耜,瞿氏殉难,乃决心隐遁,伏处深山,勤恳著述,历四十年“守发以终”(始终未剃发),其爱国气节和刻苦精神,至死不渝。

其学于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均有研究,尤精于经学、史学、文学。善诗文,工词曲,论诗多独到之见。他的著作j被岳麓书社编为《船山全书》,其中《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等,在思想史上尤具重要意义。

第一个讥批杜甫诗品人品

这些为人熟知的东西我们就不详说了,这里要说的是一个长期以来为人们所难以理解的谜。

众所周知,凡读过杜诗的人,谁不为诗人对国事的关心,对人民的挚爱而动容呢?王夫之却是一个例外。

其例外之处何在?

其一,王夫之是第一个讥批杜甫诗品人格之人!

王船山批杜可以说是遍及杜诗。如在评杜甫《漫成》一诗说:

杜又有一种门面摊子句,往往取惊俗目,如“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装名理名腔壳,如“致君尧舜上,力(再)使风俗淳,”摆忠孝为局面:皆此老人品心术学问器量大败阙处。或加以不虞之誉,则紫之夺朱,其来久矣。《七月》、《东山》、《大明》、《小毖》,何尝如此哉!(《唐诗评选》卷三,《船山全书》第14册)

又说:

杜陵忠孝之情不逮,乃求助于血勇。丈夫白刃临头时且须如此,何况一衣十年,三旬九食耶?

一件衣服穿十年,一个月吃九顿饭,穷愁潦倒的杜甫凭什么来行忠孝?船山的质疑直接针对现实。

继而船山还对杜甫忧国忧民之情提出了怀疑,如他在评《诗经·竹竿》时借题发挥,又说:“《书》曰:‘若德裕乃身’,裕者,忧乐之度也。是故杜甫之忧国,忧之以眉,吾不知其果忧否也。”(《诗广传》卷一,《船山全书》第3册)

在船山看来,忧之以眉,就是假忧。

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历来被人称为杜甫“平生第一快诗”,格调之快,心情之快溢于纸上。王夫之却认为:

杜有“剑外忽传收冀北(当为蓟)”诸篇,大耍此一法门,声容酷肖,哀乐取佞口耳,大雅之衰也。”(《唐诗评选》卷4)

这类快诗,在船山看来,正是他大耍忧之以眉的法门的例子,也是大雅之衰的明证。

总之,在老先生眼里,杜甫是一个虚声满纸,空话连篇,只知呼穷叫苦,不知忧国忧民的心术不正,人品不端的人物。除此而外,还在评初唐诗人王绩《野望》时还不忘捎带骂了杜甫“诲淫诲盗”。

“大都读杜诗诗学杜者皆有此病,(不绍古响),是以学究、幕客,案头、胸中皆有杜诗一部,向政事堂上料理馒头馓子也。杜于歌行自是散圣、庵主家风,不登宗乘,于他本色处拣别可知。(古诗评选卷一)。”

第一个提出“李优杜劣论”

其次,他是第一个提出“李优杜劣论”的人。

第一个提出“李杜优劣论”的是谁,《渔隐业话》指是元稹,元稹先杜而后李,引得韩愈不快,作“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来回应,提醒大家要对李杜并重。此后,唐有白居易、宋有葛立方,则明确黜李扬杜;宋有杨亿、明有杨慎,则黜杜扬李,有宋一代,虽然出现过“西昆体”这样一种以杜为宗的诗派,但在主流上仍然以扬李者居多。元明两代,基本上是李白的风头要远远超过杜甫。

李白

到清代,乾隆帝撰《唐宋诗醇》认为:

李杜二家,所谓异曲同工,殊途同归者,观其全诗可知矣。太白高逸,故其言纵恣不羁,飘飘然有遗世独立之意。子美沉郁,其言深切著明,往往穷极笔势,尽情事之曲折而止。

乾隆的出发点是李杜不分轩轾,因而,后世就以“诗不可以论劣”为李杜优劣论作结。

其实,此前不管是黜李扬杜还是黜杜所李,抑或是李杜并驾论者,多从诗的才情和思想作结,而独独王船山,第一次明确提出李优杜劣,则是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出发的。

李独用本色,则为“金陵送别”一流诗,然自是合作。杜本色极致,唯此《七歌》一类而已,此外如夔府诗,则尤入俗丑。杜歌行但以古童谣及无名字人所作《焦仲卿》、《木兰诗》与俗笔赝作蔡琰《胡笳词》为宗主,此即是置身失所处。高者为散圣,孤者为庵僧,卑者为野狐。

既然大家都说本色,王船山也从本色入手评议李杜,但他认为杜甫真正称得上本色的,只有《七歌》。至于其他类诗,孤、卑参杂。

他讥杜诗《石壕吏》是“于史有余,于诗不足。”认为誉杜诗为诗史者是“见驼则恨马背之不肿,是则名为可怜闵者”(《古诗评选》卷4),指斥杜陵“三别”是“偨厓灰颓,不足问津风雅”,偨,是参差不齐;崖,是水边;灰颓,是灰心颓丧。意指是诗堆砌事实,缺少气骨,乖离风雅之旨。

评《千秋节有感》说:

杜于排律极为漫烂,使才使气,大损神理;庸目所惊,正以为是杜至处。

评《后出塞》之一“献凯日继踵”时说其“直刺而无照耀,为讼为诅而已”,“杜陵败笔有‘李瑱(李鼎)死歧阳,来瑱赐自尽’,‘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种诗,为宋人漫骂之祖,实是风雅一厄。道广难周,无宁自爱。”

那么,王船山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贬杜批杜呢?为什么他要逆无数杜甫的粉丝们的喜好,把杜甫从诗品到人品全盘否定呢?

这几乎成了众多研究杜甫和王夫之的学者们郁积在心的一个谜。

我们今天就来为大家解开这个谜。

第一个对杜甫由爱生恨

说起来,王船山对杜甫是情有独钟的。王船山贬杜批杜并非随兴所为,从上文列举的例子来看,他是熟读杜诗并为杜诗作了厚厚的评点的。可以说,他与这位相隔900余年的前辈诗人杜甫是由爱生恨,爱恨到了难以融解的地步。这里只需举一个例子:

杜甫有一首题为《月》的诗:

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

尘匣元开境,风帘自上钩。

兔应疑鹤发,蟾亦恋貂裘。

斟酌嫦娥寡,天寒耐九秋。

杜甫对于“月出”来说是非常敏感的,他的诗里曾反复出现月的意象,每一次写月都感受到一种新生般的体验。这首诗,苏东坡曾给予高度的赞美:“杜子美云:‘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此殆古今绝唱也。”可见此诗的不凡。

反清复明失败后藏身衡阳的王夫之,写下了《读文中子》二首,其中第二首云:  

天下皆忧得不忧?梧桐暗认一痕秋。

历历四更山吐月,悠悠残夜水明楼。

大家看,这不是异代诗人千秋印心么?王夫之在诗中完全袭用了杜诗,把那句被东坡先生誉之为古今绝唱的两句直接引入诗中。这难道不能说明王船山对杜诗的喜爱么?

杜甫

船山瞧不起杜甫原因有二

既然如此,船山为什么又要以近乎诛心式的攻击杜甫呢?在我看来,原因有二:

一、忧国在眉与忧国在心

船山攻杜,与船山的哲学思想有关。

船山攻击杜甫的人格,源于船山躬行实践,强调知行统一的哲学主张。应该说,杜甫所处的是安史之乱的混乱时局,而船山所处的则是明亡清兴这一民族生死存亡之转折关头,二者有很多的相近性,但船山所处的时局有过之而无不及。船山以为,在安史之乱那样的时代,杜甫既然作为一个有着满腔报国热忱的诗人,就不能只说不做,而应该化为实际行动,去拯救盛唐文明免遭毁灭。而杜甫恰恰只是把他的那种爱国热情化入诗中,故而船山判定杜甫是一个虚声满纸,空话连篇,只知呼穷叫苦,不知忧国忧民的人,他的忧国是忧在眉上而未忧在心头。仅仅把满腔忧愤洒于纸上,这样的忧国谁不会呢?船山先生自己则恰恰是一个知行合一者。事实上,也只有像船山先生那样经历过那样的时势那样的痛苦的人,方才懂得忧国在眉与忧国在心的区别,这也就是别人无法理解船山先生批杜的根本原因。

二、崇尚风雅与知行统一

船山攻杜诗则与船山的文学思想与政治主张有关。

船山讥评杜诗,认为李白优于杜甫,源于他文学思想主张特别是他的风雅观。船山一贯以为,“三国以降,风雅几于坠地。”因而,船山推崇秦汉而贬抑唐宋,他的文学思想是典型的厚古薄今的。他崇尚本色,而对杜甫诗中那种过于沉郁的风格非常不满。这一点与后世的毛泽东的看法完全一致。

而船山的政治思想主张却是“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的,他强调知行统一。这也是导致他对杜甫几近诛心式攻击的一个方面。

因此,结合上述二大原因,我们不难理解船山对杜甫的责难实实是异代萧条不同时。

事实上,正是有了王夫之,湖湘文化中那种浸透千年的悲情才得以爆发,冲决于纸上、外化为知行统一。从此开始,肇启了湖湘士子经世致用的崭新风气。在王船山的身体力行和教化下,湖湘文化中那郁积多年的悲情开始慢慢地消溶于洞庭烟波之中。

巧合的是,与王船山讥杜贬杜类似,毛泽东也扬李抑杜。从各种史籍文献来看,毛泽东对杜诗是非常熟悉的,他自己的诗中不仅常常点化杜诗,而且还不时借用杜诗。但具体到对杜甫的评价和喜爱时,毛泽东始终一贯的是抑杜。

1942年4月,毛泽东邀集鲁艺文学系和戏剧系的党员教员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到杨家岭谈话,“当严文井问毛泽东喜欢唐朝诗人李白还是杜甫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我喜欢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气。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场。”

近来有一些学者认为,毛泽东并没有抑杜,他们举出下面的例子:

1949年12月,毛泽东与费德林在开往莫斯科的列车上谈到《诗经》、屈原、李白、杜甫、蒲松龄等时说:

杜甫(8世纪)——他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人民诗人。他的作品是中国后人艺术欣赏的不朽文献。杜甫的诗,代表了中国人民天才的独特风格,也是给全人类留下的优秀文学遗产。

从这段话的语气看,显然是《光明日报》1996年2月11日发表时有所修饰的,真正的谈话应该不会是这样,即便原话如此,也只能说明这是毛泽东对杜诗的一种客观评价,并不包含他个人的情感在内。

事实上,毛泽东对杜诗的看法始终是一贯的。

1957年1月毛泽东与臧克家、袁水拍谈话时说:“杜甫的诗有的好,大多数并不怎么样”。

1958年1月16日,毛泽东在南宁工作会议上讲话中说:

不愿看杜甫、白居易那种哭哭啼啼的作品,光是现实主义一面不好,李白、李贺、李商隐,要搞点幻想。太现实就不能写诗了。

1958年3月7日毛泽东借参加成都工作会议时拜访了杜甫草堂,会议期间,印发了一批材料给与会者,其中就有《杜甫草堂楹联集》,“光借阅杜甫草堂各种版本的‘杜诗’就有12部、108本之多”,还将李白的6首诗以及杜甫的《剑门》等25首诗编入《诗词若干首(唐宋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和词)》印发给与会人员。“毛泽东在看完了各种不同版本的杜诗后,望着陈列在橱内的诗集说道:‘是政治诗!’”

从上述情况来看,毛泽东抑杜确是事实。

从毛泽东与湖湘文化的渊源来看,他的抑杜除了个人性格上的原因外,不外乎还有受到船山先生的影响。在毛泽东题为《讲堂录》的早期笔记本中,对王夫之,他这样写道:“王船山: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圣贤,德业俱全者;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这也是王船山反对把杜甫看成“诗圣”的思想根据。在船山看来,杜甫显然不是一个德业俱全之人。

毛泽东又在记曾国藩一条中说:“涤生日记,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发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对不谈过高之理,他又说:“心知不能行,谈之不过动听,不如默尔为愈。”“古者为学,重在行事,故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那么比对杜甫,显然与船山、毛泽东的思想相去甚远。杜甫的名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在后者看来,就是心知不能行而发出的动听之辞。杜甫一生连自己的茅草屋都不能得,怎么可能得广厦千万间以庇天下寒士?徒以取悦天下人耳。正是出于这种思想,杜甫在王船山、毛泽东那里都不是理想的楷模、心中之俊士。(本文摘自作者刘绪义新著《后门观史》)

原标题:王夫之为何瞧不起杜甫?他的忧国忧民有点儿假

[责任编辑:李志明 PN032]

责任编辑:李志明 PN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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