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病态”为雅器：文房的瘿木因缘

大凡树木都会结瘿生纹的，只是其中楠木居多，其瘿子纹最妙者，就是《格古要论》所谓的“满面葡萄”也。瘿木的斑纹，涵有视觉感性上的莫名其妙，入良匠慧眼，无须刻意造奇，便可成一雅器。这也让人顿然领悟：天工哪能“夺”得出来，不过一“巧借”而已。

明代楠木瘿材方形笔筒（个人收藏）

友人王传斌有一次去扬州赶地摊，在一家店子里碰到了一件方形笔筒，价格自然不菲，当时思量一番后，还是放弃了。但次日人已经在南京了，总觉得不爽，又赶长途车折回扬州，拿下了那件笔筒。

他回到武汉后没几天，几个玩友聚到他的木器工作室看他远行的收获。见到那笔筒，我赞说这东西“奇好”，来回的一番折腾也真值。王传斌也很感慨，能让他念念不忘的离开了又转头回去，一定就是一件很好的东西了。不知哪头因缘触动，他说：你既然这么喜欢，就让给你吧。

真有这么好的事儿？既然义气，我就不客气了，“物常聚于所好”嘛！

笔筒为四方形，比例合度，通高12.8cm，上边8.8cm，下部收分为8.2cm。外观包浆醇厚凝重，四方加底板以不露痕迹的“闷榫”结构卯接而成，故其形制简洁、光素古雅，只沿周边起阴线，底四足。材质也好：楠木瘿子。年份嘛，大约可以进明代了。

明代楠木瘿材方形笔筒（个人收藏）

文房用具首先讲质地，其次看形制，比如文震亨说“文具，以豆瓣楠、瘿木及赤水椤为雅，他如紫檀、花梨等木，皆俗”。也就如这件笔筒的简洁而不单调，正是缘于瘿木的纹理独具，色、斑内含而不炫目。

瘿木，并不是某个具体的树种，而是老树盘根错节、结病瘤生瘿处之木材，其细密的旋涡状花斑，迥异于一般木纹的水波线，故明代以来也俗称为“瘿子”。大凡树木都会结瘿生纹的，只是其中楠木居多，其瘿子纹最妙者，就是《格古要论》所谓的“满面葡萄”也。

瘿木的斑纹，涵有视觉感性上的莫名其妙，入良匠慧眼，无须刻意造奇，便可成一雅器。这也让人顿然领悟：天工哪能“夺”得出来，不过一“巧借”而已。

有不少人撰文解释文人们钟情于瘿木、枯槎等材质、且应用于文房把玩，全然是缘于老庄之学的影响，比如庄子寓言中，隐士、大德、说客们，均在外貌形骸上存在着丑陋的缺陷，但他们内在的高尚品德，又让王公或百家们心悦神服。后来由此“比德”，又可以衍伸到人们对于器物的主观投射，那些磕磕巴巴而让人极不顺畅的东西，立刻就能引发一番隐喻，想到什么厄境、压抑、苦痛、励志等等等等。

王传斌也常开玩笑说我之所以喜欢瘿木，就是文人欣赏病态之美的通病。前不久他还发来一个短信，说马未都最近又发表了意见，说他把审美渐次分了四层：艳俗、含蓄、矫情、病态。明式家具呢，介于其二、三层之间，最高级是病态的，比如喜欢瘿木，嘿嘿！又把我不知是挖苦还是高抬了一下。

我说这其实不然。

国人历来“好道”，凡事凡物都喜欢作形而上的“载道”之论。其实其中的许多，并不是事物的本然，而大多是由于自己想得很多很多，且往郁闷之中想去，越想越不能自拔，真可谓“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而马未都之论，我想他或许也是受了西方人的影响，如什么“高贵的艺术一定是带着忧郁”等等。

说来说去，文房就是文房，真若那么苦涩了，还玩它干嘛？而正统弦音之外，求奇、求巧，甚至求怪诞，均在情理之中，只是趣味方向的不断摆动罢了。其中道理并不深刻，把中规中矩的匀称之形见得多了，就会转而欣赏天然残缺遗憾之美；或者，把大自然中极难得的纯净之质，如所谓“白璧无瑕”者疲惫了，也会去重新发现褶皱突兀的惊奇之处。

从这个角度上看，龚自珍的那篇《病梅馆记》，大抵也是出于“文以载道”之隐喻的苦心，而未必就是反艺术之雕琢，更不至于颠覆“虽由人事，宛若天成”的道理。

瘿木材性的认知，并非中国人所专有独有。其材质的油性、致密而少变形之虞外，其旋转的花纹，动感的色泽，透过其表层显示出了华美而令人愉悦的特质。如古代日本常以瘿木制为日用时尚，也颇为晚明人泊来所用，至今奈良正仓院所藏也不在少数。在西方，巴罗克艺术、尤其是洛可可艺术以来，瘿木也常常用于华丽风格的家具面料的贴饰，比如桌面、屉面、钢琴面等等。乃至现今的豪车内饰中，瘿木纹也是最为常见的。

王传斌之后北上南下的寻访中，再也没有碰到过这般品相的笔筒了，之前没有，将来恐怕也更难，平日聊天时，他偶尔也会念叨一下。看来，这东西哪天还是让他原价收回的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