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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和他经营的这所书院 在朝鲜竟被如此尊崇


来源:凤凰国学

朱熹在白鹿洞书院的作为,尤其是他所作学规的传入,确立了朝鲜教育史上兼具祭祀与教学两种功能的“正轨书院”的概念。不仅如此,由于李滉、黄仲举(俊良)等朱子学说学者的“考证”和“集解”,《白鹿洞学规》的原则精神亦为大多数朝鲜书院所接受,成为指导其师生教学授受的普遍准则。

 

白鹿洞书院

朱熹及白鹿洞书院对朝鲜书院的影响

在注重祭祀的朝鲜书院中,我们注意到一些中国先贤的牌位,兹据金相根先生统计,按时代先后将其姓名、奉祀书院数开列如后,他们是殷人伯夷1所,殷人叔齐1所,西周人箕子3所,东周人孔子8所,东周人颜子1所,三国人诸葛亮4所,汉人管宁1所,唐人苏定方1所,宋人胡安国1所,宋人程明道3所,宋人程伊川1所,宋人岳飞1所,宋人吕大临1所,宋人文天祥1所,宋人朱熹25所,宋人郑臣保1所,明人刘綎1所,明人李成梁1所,明人李如梅1所,总计共19人,奉祀于57所书院。这些为中国书院师生所熟悉的名贤、名儒,在朝鲜书院中享受香火与膜拜,说明其书院受到中国儒家影响颇大。明宗五年(1550,明嘉靖二十九年),朝鲜理学大师李滉上书请求为白云洞书院赐书、赐额时称:“惟我东国,迪教之方,一遵华制,内有成均、四学,外有乡校,可谓美矣。而独书院之设,前未有闻,此乃吾东方一大欠典也。”因此,“请依宋朝故事,颁降书籍,宣赐匾额”,倡建书院于“先正遗尘播馥之地”,“兴书院之教于东方,使可同于上国也”。

这无异于说,“东国”书院是模仿中国书院制度而形成、发展的。那么,朝鲜书院的发生、发展及其制度的完善是怎样的呢?又有哪些方面受到中国书院文化的深刻影响呢?这里我们以书院教育家朱熹及其经营的白鹿洞书院为例加以阐述。

白鹿洞书院内的朱熹像

在朝鲜,奉祀朱熹的书院有25所,占到所有奉祀中国先贤书院总数的43.8%,位居第一,号称至圣先师的孔子因为有各地文庙专祀而只有8所,屈居第二,由此可见朱子学说在朝鲜影响之大。这些书院分布在朝鲜八个道中的七个道,其中庆尚道星州的川谷书院建于中宗二十二年(1528,明嘉靖七年),早于号称朝鲜书院“嚆矢”的白云洞书院十三年,又可反映其影响之广与深。兹将各书院的基本情况列表如下:

另据韩国李春熙《关于朝鲜的教育文库研究》 所附《全国书院一览表》辑录,除上述25所书院之外,朝鲜尚有如下6所书院奉祀朱熹:

寒泉祠,在京畿道开城,纯祖丁卯(1707)创建,奉朱熹及高丽安裕等人。

朱溪讲堂,在全罗道茂朱,英祖丙子(1726)创建,祀朱熹。

新安书院,在全罗道任实,创建年代不详,祀朱熹,配宋庆元等人。

城南书院,在庆尚道永川,创建年代不详,祀周公、箕子、孔子、颜子、朱子、李衡祥。

新安祠,在平安道平壤,创建年代不详,祀朱熹。

府南书院,在成镜道宣川,肃宗辛巳(1701)创建,祀朱熹,配李朝李珥。

古代朝鲜八道区划图

以上两项合计,朝鲜奉祀朱熹的书院总数至少就有31所之多了。而据金相根先生统计,同时被10所以上书院奉祀的有14人,依次是宋时烈(34所)、李滉(31)、朱熹(25)、李珥(20)、赵光祖(17)、李彦迪(16)、郑逑(15)、金宏弼(14)、郑梦周(13)、赵宪(11)、金尚宪(10)、金长生(10)、闵鼎重(10)、郑汝昌(10),仅朱熹为中国先贤,居第三位。而丁淳睦的统计稍有差别,被10所书院奉祀的只有13人,依次是宋时烈(44)、李滉(29)、朱熹(25)、李珥(20)、郑逑(16)、赵光祖(15)、李彦迪(14)、宋浚吉(12)、郑梦周(12)赵宪(12)金长生(12)、金尚宪(11)、金宏弼(10), 仍然只有朱熹为中国人,排名仍居第三。由此可见,朱熹在朝鲜书院的地位和影响是何其重也。

具体而言,朱熹与白鹿洞书院对朝鲜书院的影响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朱熹学说的传入、传播,继而成为指导李朝政治的哲学思想,为朝鲜书院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新罗初期,儒家思想与佛教教义同时传入朝鲜,并很快与其武士道式的“花郎徒”结合而成为官方哲学。新罗后期,受盛唐文化的影响,佛教思想渐渐兴盛。随着高丽王朝代替新罗的统治,佛教也就成了朝鲜的国教,遍布全国乡村都邑的丛林寺院,名副其实地变成士大夫政治的思想背景。但这深涉尘世的僧侣政治的腐败,也正是王氏高丽王国亡国的最大原因之一。因此,承续高丽的李氏王朝,朝野上下都痛恨佛教,转而以儒教经典作为其政治的思想指导了。

李朝建立时,明太祖朱元璋立国才二十五年,正在大力提倡程朱理学,作为当时明朝属国的李氏朝鲜所接受的儒教思想,自然也就是集大成的程朱学说了。同时,李朝的统治者感到,新的官方思想的确立需要设立研究机构,而类似寺院式的儒教书院也就应运而生地取代了高丽寺院的地位。柳洪烈在《关于朝鲜书院的成立》中曾指出:“寺院虽然消灭,支配者仍存,供给支配者哲学的机关仍颇需要。所以有似寺院的儒教之书院,高扬招牌而登场。”而李氏朝鲜“所有文物制度,皆始终模仿中国,且已自国初,上下君民以朱子思想为一大支配观念。朱文公《家礼》为国家社会百般礼仪上唯一之准则,遵奉《小学》为律身经世修道之大法”。因此,我们可以说,朱子学说是这种“高扬招牌登场”的书院的思想先导。   

《白鹿洞书院学规》

第二,如前所述,朱熹在白鹿洞书院的作为,尤其是他所作学规的传入,确立了朝鲜教育史上兼具祭祀与教学两种功能的“正轨书院”的概念。不仅如此,由于李滉、黄仲举(俊良)等朱子学说学者的“考证”和“集解”,《白鹿洞学规》的原则精神亦为大多数朝鲜书院所接受,成为指导其师生教学授受的普遍准则,从深层影响和规范着朝鲜书院的发展,如全罗道长城的笔岩书院,至今还悬挂着《白鹿洞学规》。

不仅如此,它还被传到日本。如日本庆安三年(1650,清顺治七年,朝鲜孝宗庚寅年),日本京二条通本屋町刊山崎嘉的中文本《白鹿洞学规集注》,其序称:“近看李退溪(滉)《自省录》,论之详矣。得是论反复之,有以知此规之所以为规者,然后集先儒之说,注逐条之下,与同志讲习之。”

第三,作为朝鲜书院“嚆矢”的白云洞书院,是仿朱熹的白鹿洞书院规制而建立的。朝鲜《明宗实录》卷十载:“明宗五年(1550,明嘉靖二十九年)二月丙午,领议政沈涟源、右议政尚震、礼曹判书尹溉、礼曹参议徐国议:丰基白云洞书院,黄海道观察使周世鹏所创立,其基乃文成公安裕所居之洞,其制度规模,盖仿朱文公之白鹿洞也。凡所以立学令,置书籍田粮供给之具,无不该尽,可以成就人才也。”同书卷十三亦称:“丰基郡有绍修书院,一道儒生济济相聚,如朱文公之白鹿洞。”

资料图

第四,朝鲜书院的赐额制度,深受白鹿洞故事的影响。在朝鲜书院的发展史上,有一个重要的制度,那就是朝廷赐额。接受赐额的书院,叫“赐额书院”。据统计,朝鲜有这种类型的书院269所,占总数的40%强,它推动了书院在半岛上的蓬勃发展。而这种制度的形成也与朱熹有着渊源联系,《增补文献备考》卷二一○《学校考九》载:“明宗庚戌(1550,明嘉靖二十九年),文纯公李滉继莅本郡,以为教不由上,则必坠废,以书遗监司请转闻于上,而依宋朝白鹿洞故事,赐额颁书给土田臧获,俾学子修藏。监司沈通源从其言,启闻,赐额绍修书院,命大提学申光汉作记,仍颁‘四书’‘五经’、《性理大全》等书。书院赐额始此。”

第五,朝鲜书院是儒家思想,特别是朱熹学说传入的产物,反过来,又为朱子学说的发扬光大作出了重大贡献。和中国书院一样,朝鲜书院既是教育场所,又是学术中心,培养了大批人才,使以朱子学为主的儒学在朝鲜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鼎盛之势。正如金相根所说:“书院制度产生以前,儒学家们往往视政治与学术为一体而不分,自书院制度发达后,学者则以书院为乐园,舍政界而归书院,专心修治,使学术相当有限度地脱离政治而独立发展。结果,培育出徐敬德、李彦迪、金麟厚、李滉、曹植、奇大升、李珥、成浑、张显光等一批优秀的儒学家,而确立朝鲜儒学之体系。尤其他们受朱子的影响最大,对性理之论,树立空前绝后的成绩。故后人认为此期为朝鲜儒学之黄金时代。” 

作者:邓洪波,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中国书院研究中心主任,研究书院三十余年,人称“邓书院”本文系邓洪波著《中国书院史》第五章“走向朝鲜:中国书院制度的移植”下部,凤凰国学经作者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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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丁梦钰 PN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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