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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是陶渊明 五柳先生到底是谁?


来源:凤凰网综合

如果说《五柳传》在陶渊明的文学世界中处于核心位置的话,那么,通过对它的科学解读,或许我们可以找到进入这个世界的一把秘钥。在这里,我提出一个有关《五柳传》的基本问题:谁是五柳先生?

如果说《五柳传》在陶渊明的文学世界中处于核心位置的话,那么,通过对它的科学解读,或许我们可以找到进入这个世界的一把秘钥。在这里,我提出一个有关《五柳传》的基本问题:谁是五柳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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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认为,五柳先生等于陶渊明

先看人们普遍尊奉的传统解说。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语文》第三册对《五柳传》所作的《阅读提示》说:“本文是陶渊明托名五柳先生写的自传,五柳先生的形象就是陶渊明的自画像。全文不足二百字,语言朴素洗练,看似平淡却寓意深刻。”近一百年来出版的所有《中国文学史》,大致也作如此说。

而宇文所安在其著名的《自我的完美镜像——自传诗》一文中更是盛赞《五柳传》(Biography of Five Willows)为“first great autobiographer”(“第一篇伟大的自传”),代表了西方学术界对这篇作品的基本认识。

五柳先生等于陶渊明,乃是古人与今人的共识,这种共识也构成关于《五柳传》的基本常识。

有趣的是,1928年胡适游庐山,在探访陶渊明故里的途中阅读《庐山志》,他看到宋人周必大《庐山后录》中有一首前人的题诗:“五字高吟酒一瓢,庐山千古想风标。至今门外青青柳,不为东风肯折腰。”于是适之先生在《庐山游记》中写道:“我读此诗。忽起一感想:陶渊明不肯折腰,为什么却爱那最会折腰的柳树?今日从温泉回来,戏用此意作一首诗:《陶渊明同他的五柳》。”这就是他后来赠送给顾廷龙先生的墨宝。

多年前,一位中学生曾经问我:为什么“不慕荣利”“忘怀得失”的陶渊明会为自己作传,并且借古代一位贤妻之口赞美自己?《归园田居》其五说“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五柳传》却说“环堵萧然,不蔽风日”,这两种自述是否有矛盾?我在语塞的同时,也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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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柳先生传》是“自传”吗?

众所周知,与《南史·陶潜传》不同,《宋书》《晋书》的两篇《陶潜传》,萧统的《陶渊明传》以及宋人辑录的《莲社高贤传》,并没有陶宅五柳和陶渊明“号五柳先生”的记载,大致都是说陶公“作《五柳先生传》以自况”。“自况”当然就是自比的意思。很多文化名人都喜欢以古人自比。如《蜀志·诸葛亮传》:“亮躬耕陇亩,……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许身一何愚,自比稷与契。”陈寅恪《自比陶潜·重九日作》:“错认穷秋是晚春,重阳风雨送萧晨。黄花不见何由采,空负东篱自在身。”如果把诸葛亮、杜甫和陈寅恪与其借以自比的古人划等号,无疑是荒唐的。有鉴于此,邵明珍撰文指出:“《五柳先生传》与其说是一篇‘自传’,还不如说是一篇貌似自传的带有小说意味的‘自况’文。”(《陶渊明〈五柳先生传〉非“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但更早的质疑来自康熙时代的著名学者张廷玉(1672-1755):

余二十岁时读陶渊明《五柳先生传》,以为此后人代作,非先生手笔也。盖篇中“不慕荣利”、“忘怀得失”、“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诸语,大有痕迹,恐天怀旷逸者不为此等语也。此虽少年狂肆之谈,迄今思之,亦未必全非。(《澄怀园语》卷一)

他认为《五柳传》不是陶公的亲笔,而是他人的代笔,在他看来,以陶公之为人风范,绝不会充当一个顾盼自雄的传主。因为作为一代“天怀旷逸”的大诗人不会在“自传”中大量袭用前人的语言。事实上,《五柳传》几乎是字字有来历,语语有根源,我们试将此传与《汉书·扬雄传》加以对比:

1. 闲静少言(《五柳传》)/(1)为人简易佚荡,口吃不能剧谈,默而好深湛之思(《汉书·扬雄传》)(2)清静亡为,少嗜欲(《汉书·扬雄传》)

2. 不慕荣利(《五柳传》)/自有大度,非圣哲之书不好也;非其意,虽富贵不事也(《汉书·扬雄传》)

3. 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欣然忘食(《五柳传》)/雄少而好学,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博览无所不见(《汉书·扬雄传》)

4. 性嗜酒,而家贫不能常得。亲旧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五柳传》)/家素贫,耆酒,人希至其门。时有好事者载酒肴从游学(《汉书·扬雄传》)

5. 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五柳传》)/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晏如也(《汉书·扬雄传》)

6. 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此自终(《五柳传》)/顾尝好辞赋(《汉书·扬雄传》)

7. 赞曰:黔娄之妻有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极其言,兹若人之俦乎!酣觞赋诗,以乐其志,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五柳传》)/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汉书·扬雄传》)

以上7例,有四位学者在其论著中大体上已经指出,他们是:川合康三(《中国的自传文学》,蔡毅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吴国富(《“五柳先生”及“无弦琴”的守穷守默——从扬雄看陶渊明的“愤宋”》,《九江师专学报》2001年第2期,简称“吴文”)、李剑锋(《〈五柳先生传〉渊源新论》,《九江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简称“李文”)和于溯(《互文的历史:重读〈五柳先生传〉》,《古典文献研究》第十五辑,程章灿主编,凤凰出版社2012年7月版,简称“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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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加以补充。

例句2,与《五柳传》对应的还有:(1)“哀帝时丁、傅、董贤用事,诸附离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时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2)“当成、哀、平间,莽、贤皆为三公,权倾人主,所荐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谈说之士用符命称功德获封爵者甚众,雄复不侯,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括于势利乃知是。”(《汉书·扬雄传》)

例句3,与《五柳传》对应的还有扬雄《答刘歆书》:“雄少不师章句,亦于五经之训所不解。”

例句5,陶渊明《劝农》:“儋石不储,饥寒交至。”古直注引《汉书·扬雄传》:“乏无儋石之储。”(《重订陶渊明诗笺》,李剑锋整理,山东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3页,下引古直注只标本书页码)陶渊明《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古直注引《汉书》曰:“扬雄室无担石之储,晏如也。”(第88页)

例句6,与《五柳传》对应的还有扬雄《答刘歆书》:“少而不以行立子乡里,长而不以功显于县官,着训于帝籍,但言词博览,翰墨为事,诚欲崇而就之,不可以遗,不可以怠。”例句6,是对扬雄一生文章事业的檃栝,与《五柳传》对应的还有:(1)“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又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自崏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离骚》;又旁《离骚》作重一篇,名曰《广骚》;又旁《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名曰《畔牢愁》。”(2)“孝成帝时,客有荐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以求继嗣,召雄待诏承明之庭。正月,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3)“其三月,将祭后土,上乃帅群臣横大河,凑汾阴。既祭,行游介山,回安邑,顾龙门,览盐池,登历观,陟西岳以望八荒,殷周之虚,眇然以思唐虞之风。雄以为临川羡鱼不如归而结罔,还,上河东赋以劝。”“雄从至射熊馆,还,上《长杨赋》,聊因笔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为主人,子墨为客卿以风。”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繇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此三事都是汉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事件。根据《汉书·扬雄传》“雄之自序云尔”的表述,班固此传是完全抄录扬雄《自序》原文的。

根据上举7例,川合康三“对《五柳先生传》作了逐字逐句的解析”(《中国的自传文学》,第59-65页);针对“闲静少言,不慕荣利”,他特别指出:“这里开始叙写五柳先生的为人,首先概括其性格的总体特征,一曰静默,一曰寡欲。而静默和寡欲的反面,即世俗社会的饶舌和贪婪。这与《汉书》扬雄传所说‘默而好深湛之思’,‘清净亡为,少嗜欲’的扬雄性格显然相合。……五柳先生这一人物形象身上,有着扬雄浓重的投影”(同上,第59页)根据《饮酒》二十首其十八“子云性嗜酒”,他进一步指出:“以扬雄自拟,是渗透《五柳先生传》全篇的底蕴。”(同上,第61页)“《五柳先生传》的赞语,习用的是扬雄传的措辞。”(同上,第65页)但是,由这些精彩的分析以及种种卓见,他却得出了这样一个令人惊讶的结论:

《五柳先生传》作为自传文学的独有特色,……就是作者佯称不知道五柳先生是谁,但恰恰因此而露出‘马脚’,告诉人们五柳先生就是他自己。

这个结论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说详下文)。吴文则指出:

陶渊明生平读书众多,《汉书》是他精熟的一种。……陶渊明对扬雄特别关注,《饮酒》诗有一首专门咏扬雄事迹,并仿照《扬雄传》的一节写成《五柳先生传》。

李文也肯定:“扬雄《自叙传》是一篇直接影响《五柳先生传》的传记作品。”于文则从互文性文本建构的角度阐发以《五柳传》为核心的复杂的文本关系。这些学者的研究在客观上已经触及了“谁是五柳先生”这一核心问题,而以川合康三的阐发最为到位,可惜的是,由于他对“前见”的恪守以及出于对自己整部书学术体系的考虑,最终和一个重大的学术发现失之交臂了,由此他的那部学术名著也可能难免要遭受被颠覆的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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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柳先生传》是传记,传主是扬雄

根据上举各例,我可以断定,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不是自传,而是汉代著名学者和作家扬雄的传记,该传的传主是扬雄,而不是陶渊明。对此,我们将予以更充分的论证。

首先,我们把陶渊明《五柳传》的局部和他的《饮酒》二十首其十八的前五句加以比较:

1. 性嗜酒/子云性嗜酒

2. 而家贫不能常得/家贫无由得

3. 亲旧知其如此/时赖好事人

4. 或置酒招之/载醪祛所惑

5. 造饮辄尽,期在必醉/觞来为之尽

就此5例而言,诗、传之间是完全对应的。古直注曰:“《汉书·扬雄传赞》曰:‘家素贫,耆酒,人希至其门。时有好事者,载酒肴从游学。’此诗首四句即隐括赞语,靖节以雄自况者亦在此。”(第131页)但更有力的证据在于《五柳传》的“赞曰”和《饮酒》其十八最后5句的对应关系。对此诗,宋人汤汉注云:“此篇盖托子云以自况,故以柳下惠事终之。”(《陶靖节先生诗注》卷三)古直注曰:

《汉书·董仲舒传》:‘昔者鲁公问柳下惠:吾欲伐齐,何如?柳下惠曰:不可。归而有忧色,曰:吾闻伐国不问仁人,此言何为至于我哉?’此诗末四句本此。盖《法言》云:‘或问:柳下惠非朝隐者与?曰:古者高饿,显下禄隐。’姚信《士纬》曰:‘扬子云有深才,潜知屈伸沉浮,从容玄默,近于柳下惠朝隐之风。(《御览》四百四十七引)。子云以柳下惠自比,故靖节亦即以柳下惠比之。《抱朴子》曰:‘孟子不以矢石为功,扬云不以治民盖世。求仁而得仁,不亦可乎?’靖节称为仁者,亦当时之笃论矣。班固赞雄‘恬于势利,好古乐道。用心于内,不求于外’,此岂肯言伐国者哉?不言伐国,从容朝隐,以希柳下之风,显默之际,窅乎远矣。靖节所以赞之曰:仁者用其心,何尝失显默。”(第131页)

也就是说,扬雄在其《法言》中,曾暗中以柳下惠自比,突出自己的朝隐之风,而陶渊明也以柳下惠比扬雄,称之为仁者,可谓深知其用心,同时,陶公又以扬雄自比,表达个人的仰慕情怀和不凡心志。显然,如果我们把“子云性嗜酒”改成“五柳性嗜酒”的话,这首诗在内容表达上与《五柳传》就更加吻合。这一传一诗之间的动如影响、若合符契的文际关系,足以证明《五柳传》的传主就是扬雄。

其次,“五柳先生”的名号也与扬雄有密切关系。扬雄的姓氏有杨、扬两种写法,扬姓几乎被公认为他的本姓。《汉书》本传:

扬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人也。其先出自有周伯侨者,以支庶初食采于晋之杨,因氏焉,不知伯侨周何别也。扬在河、汾之间,周衰而扬氏或称侯,号曰扬侯。会晋六卿争权,韩、魏、赵兴而范、中行、知伯弊。当是时,偪扬侯,扬侯逃于楚巫山,因家焉。楚汉之兴也,扬氏江上,处巴江州。而扬季官至庐江太守。汉元鼎间避仇复江上,处崏山之阳曰郫,有田一廛,有宅一区,世世以农桑为业。自季至雄,五世而传一子,故雄亡它扬于蜀。(校点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册,第3513页)

传载其《反离骚》也说:“有周氏之蝉嫣兮,或鼻祖于汾隅,灵宗初谍伯侨兮,流于末之扬侯。”如班固所言,《扬雄传》取自扬雄本人的《自序》。中华书局出版的《汉书》校点本,所依据的底本是清人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底本“晋之杨”,不作“晋之扬”,晋国无扬地。扬雄先人的食采之地是“晋之杨”,实际就是古杨国——杨姓是以国为姓的产物。古杨国存在于两周时期。根据2016年洪洞坊堆——永宁堡遗址出土的青铜器杨姞壶和“四十二年逑鼎”判断,古杨国的核心区域位于今山西省洪洞县中部,这就是扬雄说的“在河、汾之间”,即黄河与汾水之间。因此,子云的姓氏当以杨为正,而扬则是其先人为躲避仇家改姓入蜀的结果。《文选》卷四十载杨修《答临淄侯笺》有“今修家子云”之说,即以扬雄为其先人,如果子云姓扬,杨修就不会有这样的表述了。

明确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古时杨、柳二字经常通用。例如,《诗经·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这里杨、柳不分。梁元帝《折杨柳》:“巫山巫峡长,垂柳复垂杨。”“垂柳”就是“垂杨”。徐陵《折杨柳》:“妾对长杨苑,君登高柳城。”长杨即高柳,高柳即长杨,二者互文见义。汉代有长杨宫,扬雄曾作《长杨赋》,长杨是指连绵的柳树。汉朝还有五柞宫。扬雄《长杨赋》:“振师五柞,习马长杨。”扬雄《羽猎赋序》:“至长杨、五柞。”长杨宫、五柞宫都是扬雄亲历之地。故陶渊明笔下的“五柳宅”,可视为对五柞宫的套改,借以暗示传主是汉廷之人。

不仅如此。《淮南子·说林》“柳下惠见饴曰”一句下,《艺文类聚》卷八十九引许慎《淮南子注》曰:

展禽之家树柳,行惠德,因号柳下惠。

展禽是柳下惠之名,因家中种植柳树并广施惠德而得名(一说柳下为地名,展禽食采于此,广施惠德),正是“宅边有五柳树,因以为号焉”的隐文。这也强调了扬雄以柳下惠自比的特征。因此,“五柳先生”的名号暗用的表达方式正是以柳代杨,“柳先生”就是“杨先生”。类似的例证还有柳如是,改“杨”姓为“柳”,初名杨影怜,后更名为柳隐。杜甫《可叹》诗:“河东女儿身姓柳。”所以钱谦益号之曰“河东君”。那么,陶家住宅附近是否有柳树呢?答案是肯定的。陶诗:“榆柳荫后檐。”(《归园田居》其五)“梅柳家门植。”(《蜡日》)皆是其例。但问题尚不止于此。“五柳先生”的“柳”还可能是“留”的谐音字。王维《老将行》:“昔时飞箭无全目,今日垂杨生左肘。路旁时卖故侯瓜,门前学种先生柳。”“垂杨”就是柳。根据清人赵殿成的注释,柳是留的谐音,留通瘤。“左臂生柳”的典故见《庄子·至乐篇》。倘若此说不失之于穿凿的话,那么,“五柳先生”深层的隐文就是《汉书·扬雄传》所说的“自季至雄,五世而传一子”,五柳者,五世各留一子也。据《责子》诗序,陶公有五子,由此五子上溯至陶侃(陶公曾祖),也恰好是五世。可知“五柳先生”的名号正表现了扬雄的以柳下惠自比,陶公又以扬雄自比的情况,史传所谓“作《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正是此意。而所谓“先生”者,在中古时期也可能是“雄”的合音字,“宅边有五柳树”的“树”也可能是“蜀”的谐音字(扬雄为蜀人)。姑志疑于此,以伺通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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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次,《五柳传》采取了虚实结合的描写手法,实的部分是对扬雄的暗写,可称为虚中之实,貌似纯粹虚笔的是“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的表述,因为这不符合古代传记写作的传统,如陈寅恪所言:“大凡为人作传记,在中国典籍中,自司马迁班固以下,皆首述传主之姓氏名字。”(《柳如是别传》)“何许”是中古时期的习语。如陶渊明《读〈山海经〉》十三首其四:“丹木生何许?乃在峚山阳。”又陶渊明《圣贤群辅录》:“求仲羊仲”条:“右二人不知何许人。”这一表述方式的远源是东汉赵歧的《三辅決录》:“蒋诩归乡里,荆棘塞门,舍中有三径,不出,惟求仲、羊仲从之游。二人不知何许人,皆治车为业,时人谓之二仲。”(清张澍辑《三辅決录》)《归去来兮辞》“三径就荒”,《与子俨等疏》“但恨邻靡二仲”,皆用此典。而近源则是东晋皇甫谧的《高士传》。在《高士传》中,至少有石户之农、 商容、荣启期、长沮、桀溺、荷蓧丈人(此三人并见陶渊明《扇上画赞》)、老商氏、东海隐者和汉滨老父者等9人的小传称“不知何许人也”。依据此类人物别传通例,采用这种表述方式,意味着所述之传主是古人,《五柳传》当然也不例外,这也是一种虚中之实。至于《五柳传》“亦不详其姓字”的表述方式,则源于阮籍《大人先生传》:“大人先生盖老人也,不知姓字。”故“亦不详其姓字”一句的隐文就是“大人先生盖老人也”,这位老人就是扬雄,这也是虚中之实。因此,《五柳传》开篇两句貌似缥缈的表述就绝非可有可无的废话。实际上,这是陶渊明有意制造的“文学迷雾”,其中暗含着充满善意和智慧的“文学诡计”。

当然,更为“奇幻”的是《五柳传》结尾的“赞曰”。这段文字来自西汉刘向的《列女传》。《古列女传》卷二“鲁黔娄妻”:

鲁黔娄先生之妻也。先生死,曾子与门人往吊之,隐门而入,立于堂下。其妻出户,曾子吊之。上堂,见先生之尸在牖下,枕墼席藁,缊袍不表,覆以布被,手足不尽敛,覆头则足见,覆足则头见。曾子曰:“斜引其被,则敛矣。”妻曰:“斜而有余,不如正而不足也。先生以不斜之故,能至于此。生时不邪,死而邪之,非先生意也。”曾子不能应,遂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终也,何以为谥?”其妻曰:“以‘康’为谥。”曾子曰:“先生在时,食不充口,衣不盖形,死则手足不敛,旁无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荣,何乐于此而谥为‘康’乎?”其妻曰:“昔先生,君尝欲授之政,以为国相,辞而不为,是有余贵也;君尝赐之粟三十钟,先生辞而不受,是有余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于贫贱,不忻忻于富贵,求仁而得仁,求义而得义,其谥为‘康’,不亦宜乎?”曾子曰:“唯斯人也,而有斯妇。”君子谓黔娄妻为乐贫行道。《诗》曰:“彼美淑姬,可与寤言。”此之谓也。

颂曰:黔娄既死,妻独主丧。曾子吊焉,布衣褐衾。安贱甘淡,不求丰美。尸不掩蔽,犹谥曰“康”。(《丛书集成初编》)

对这个故事,陶渊明《咏贫士》七首其四有专门的传写:

安贫守贱者,自古有黔娄。好爵吾不荣,厚馈吾不酬。一旦寿命尽,弊服仍不周。岂不知其极,非道故无忧。从来将千载,未复见斯俦。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

“从来”二句,表达的就是《五柳传》“极其言,兹若人之俦乎”的意思。但是,最令人回味的是,在《古列女传》中,居“鲁黔娄妻”故事之上的就是“柳下惠妻”的故事。《五柳传》既然突出扬雄以柳下惠自比的特征,为何不用柳妻之言赞美传主,却偏偏用黔妻之言赞美传主呢?唯一的答案就是,为了回应《汉书·扬雄传》“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的表述,从而更充分地凸显传主安贫乐道的精神情操,当然,这也与这种表述本来就出自扬雄本人之口这一事实分不开。而“柳下惠妻”的言论,主要是彰显夫君“忧民救乱”的美德,与黔娄的道德特征存在差异,既非扬雄之自比,自然也就与《五柳传》互不相属了。《文选》卷五十七颜延年《陶徵士诔》:“黔娄既没,展禽亦逝。其在先生,同尘往世。”颜氏称陶公与黔娄和柳下惠“同尘”于既往之世,则是兼赅《五柳传》和《咏贫士》其四,可见他是深知“谁是五柳先生”的。

因此,《五柳传》所谓五柳之宅,本质上乃是道德之宅,是仁义之宅,是精神之宅。《世说新语·赏誉》第20条叙述在东吴灭亡后,吴中名士蔡洪赴洛,有人问“吴旧姓何如”,其答辞盛赞东吴诸君,有云:“以洪笔为鉏耒,以纸札为良田。以玄默为稼穑,以义理为丰年。以谈论为英华,以忠恕为珍宝。著文章为锦绣,蕴五经为缯帛。坐谦虚为席荐,张义让为帷幙。行仁义为室宇,修道德为广宅。”“以玄”句,本于《长杨赋并序》:“且人君以玄默为神,澹泊为德。”“玄默”、“澹泊”乃是扬雄所推崇的清静无为的君主理想。“行仁”二句,本于《解嘲》。在“世异事变”(《解嘲》)中,只有“守德之宅”(《解嘲》)才能趋向永恒,趋向宁静。

显而易见,《五柳传》是由两套话语构成的:表层的晋人话语是陶渊明的,深层的汉人话语是扬雄的。两套话语互为表里,从而充分实现了陶公与扬子的精神对话。与古人对话是陶公的一贯追求。“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遥谢荷蓧翁,聊得从君栖。”(《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咏贫士》七首其二)“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有会而作》)他不仅追寻古代高士的行迹,而且探求他们的心灵。对他而言,历史不是过去,未来也不会到来。他同古今一切高贵的灵魂对话。他用自己的意志和心灵去感受去扩张,去发现古人独特的精神气质,借助这种发现,他确认、丰富、拓展了自己的精神领域,建立起支撑自己生命的精神柱石;他也由此将自我置于历史的河流中,在历史性的永恒存在中找到自我存在的根据和理由,找到立足于此生此世的存在感。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而在陶渊明努力探寻的古代贤者与先哲的人物谱系中,扬子无疑居于核心的位置。《五柳传》的创作,为陶公与扬子建立了深度的精神关联,并由扬子推进到柳下惠。

要之,陶渊明穿越了四百年的时光隧道,发现了扬雄,又在扬子的指引下,发现了一代道德典范柳下惠,最后借五柳先生以自况,从而完成了对自我生命的诠释和人生价值的界定。因此,就本质而言,我们可以把《五柳传》视为陶渊明的“精神自传”,其所张扬的精神我们亦可称之为“五柳精神”。

谁是五柳先生?拥有“五柳精神”的人就是五柳先生!

(作者:范子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本文原载2017年9月13日《中华读书报》)

[责任编辑:丁梦钰 PN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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