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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新:好教师必须要有感召力


来源:凤凰网综合

教师扮演着“传道受业解惑”的重要角色。一名好的教师,必须要有感召力?如何提升自我感召力?值得每一位教师深思。

王立新(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

今年是《爱莲说》的作者、理学开山周敦颐先生诞生一千周年。

周敦颐,学者称濂溪先生,他不仅是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更是一位富有魅力的教育家。

周敦颐不但有自己丰富独特的教育思想,而且“课”也讲得极有感召力。

周敦颐

说濂溪先生“讲课”有感召力,至少有以下三个事实依据。

第一件事,是感召了他的顶头上司李初平,使李初平“老而向学”,明白了事理,离开人世时,竟然满脸笑意,差不多算是“朝闻道,夕死可矣”了。两人当时的身份,周敦颐是湖南郴县的县长,李初平是郴州市的一把手。周敦颐能够感动自己的顶头上司,使得李初平完全放下官架,心悦诚服地拜他为老师,跟他讨教,听他讲解,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当然,这件事情跟宋代的官场和社会风气也有重大关系。宋人喜欢读书明理,宋人重视对天地、人生和社会的理解,而不是像其他专制王朝那样,只看重等级和官位。好像谁官大,谁就有理,无论在什么方面属下都不如他,更不能超过他,都得听他的,他才是老大。宋朝人强调“道理”最大,谁有学问,谁懂道理,谁就更受尊重。尽管如此,宋代毕竟也是家天下的专制王朝,所以这种事情既属难能可贵,也确实表现了周敦颐作为理学大家的超凡感召力。

第二件事情,是教导程颢、程颐兄弟的事情。

二程的父亲程珦,只是周敦颐在江西虔州(今赣州)担任通判时的同事,没打过几个照面,程珦就执意将自己的两个儿子——程颢和程颐,送到周敦颐那里去学习,这件事情至少表明了在程珦的心目中,周敦颐不仅学识渊博,而且善于教导人、启迪人,否则的话,程珦不会轻易将两个儿子一起交给他。程珦让两个儿子去跟周敦颐学习,可不是为了巴结领导,周敦颐不是程珦的上司。而两个不大的孩子,都能被周敦颐牢牢地吸引住,看来周敦颐确实具有特殊的感染人的本领。程颢后来自己回忆说:“自再见周茂叔之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快乐得忘记了快乐以外的事情,并且从此放弃参加科考,专心于成圣成贤的伟大事业之中,达到了流连忘返的程度。

看来周敦颐不仅善于用崇高的理想激励人,而且还善于用亲切、生动的教育方式感染人。

既能让年迈的上司诚心求教问学,又能使十几岁的少年由此立志,并就此走上崇高的人生道路,这可不是一般的教育本领,光是自己“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还不行,还必须有不同凡响的“诱导”和感化功夫。正是因为周敦颐的这种“功夫”,才使得李初平能在临终前含笑而逝,感觉跟周敦颐学习,心窍渐开,没有枉来世间一回。而程颢也在再次跟随周敦颐学习之后,境界大增,心胸顿朗。“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 ,正是程颢这种在审美中获得善的启迪的自我表白。周敦颐不仅为他们揭示了圣贤的目标和人生的意义,而且通过讲说善的目标和人生意义,又给他们带来了无尽的心理快慰。

有关这一点,后来侯仲良的亲身感受,可以作为一个更好的说明。这就是前面说的第三件事情,也就是启发侯仲良的事情。

侯仲良是程门高足弟子,跟从程颢和程颐学习,程颢过世后,追随程颐问学。程颐虽然也是教育高手,但是很多问题的讲说并不灵动,侯仲良跟从既久,有些问题仍然不能彻底明了和贯通,于是就私自去找周敦颐解决问题。周敦颐留他在家中。两人对榻而卧,每天晚上都谈到很晚。三天后,当侯仲良回来时,脸上的郁结和烦恼,变成了绚烂的花朵。程颐开口就问:“你是从周茂叔那里回来的吧?”如此看来,程颐之所以能看出这一点,是因为在程颐所处的时代里,只有周敦颐,才能给受教育者带来那样的冰消雪解,同时又快活欢愉的受教育的感受。这也表明程颐当年在周濂溪先生那里受教时,至少有过类似于侯仲良的综合“收获”。当朋友们问起向周敦颐求教的实际感受时,侯仲良只说了一句话:“如在春风里坐了半年!”

瞧这感受!谁能做到!

谁不愿意在和煦舒爽的春风里坐上半年?莫说是坐在河边或者山畔,就是随便坐在哪里,哪怕是田垄地头,或者窗前屋后,都会感觉身暖神愉,就算化在春风里,都不会感到惋惜,也不会因为吝惜自己的健康,而舍弃这样的感受。

今天的老师们,真要好好向周敦颐学习学习,就算不能彻底学得来,至少也会在育人方面有很大的提高。

不过今天影响“讲说”效果的,已经不局限于“念讲稿”“演绎PPT”,还有很多学生方面的原因,诸如玩手机游戏,最要命的就是不停地看微信。单纯的知识传授式的教学,讲得无论多么投入,都很难引发学生的热情了。因为手机就是图书馆,学生每天看手机,并不需要纯粹知识的讲说了。

数日前,我被邀出去讲座,接我的主持者,怕来听讲的人少,“损伤”鄙人的“身价和声誉”,在路上就给我事先打了“预防针”:“实话跟您说,现在讲座的场地不难找,就是听讲的人难找。只要不是他自己花钱的,或者像行政任务一样布置下来的,能不来的,就都不来了。”我听了以后感觉挺好笑,过去都是“能来的都来了”,现在是“能不来的就都不来了”。鄙人讲课的水平不差,从前讲课,真是“能来的都会来”,以至于楼梯上、窗台上,甚至门外和窗外还围了好几层。讲台边上都是人,我几乎没有转身的余地。而且是大热天,没空调,莫说学生,我自己也通身是汗。可是现在鄙人讲课,“能不来的真都不来了”,如果不是必修课还得拿点名要挟。大教室里能有一多半人,缺四五分之一的情况,已经不算寒酸了。

几天前的那次讲座,去的是个只有三十来人的小单位,领导下了指示,除了外出公干和正在忙业务实在不能脱身的都来了。在一间小会议室里,竟然凑了二十来个人,还有七八个保安。

我这还是第一次给这么多保安讲课,他们就坐在我的对面,整齐的装束,严肃的表情,眼睛直直地盯着我。我侧身对主持人低语说:“这要是拍个照片,发到网上去,很多熟人会以为我被‘双规’了。”不过还好,保安们听得很认真,还提出了问题,也挺在行的,真是不简单。我想着现在的很多大学生,听讲的热情真不如这些保安。这是为什么?都怪学生吗?是不是我们的教育和教育者,抑或是教育者的教育方式出了问题?

但是不管哪里出了问题,讲说总是要有感召力的。讲说的魅力,提升一点高度来说,很可能来自讲说者的综合人格感召力。从周敦颐的身上,我们确实看到了这一点。不仅周敦颐,南宋的理学大家们,很多人“讲课”都很有感召力。南宋的陆九渊讲课,也是极有感召力的。听过他讲课的人都会感觉到震撼。

其实今天看来,周敦颐和陆九渊等人讲课的感召力或者魅力,完全不是信息量大、知识点明晰、逻辑严谨等客观指标,甚至不是幽默风趣、妙语连珠,而是因为他们的气概,还有他们鲜明的个性特征。比如陆九渊讲学,与朱熹等讲学就有很大不同,这种鲜明的个性特征,就足以招引大家来听他讲说了。

一次陆九渊讲课,有一位儒者正在自己的朋友家里对坐喝茶。朋友说要去听陆氏讲课,这位儒者不想去,并不认为陆九渊能讲出什么高深的见解。朋友却说:“听此公说话,自是不同。”两人就这样一起去听陆九渊“说话”去了。听陆九渊“说话”,肯定是一种享受,鄙人粗读陆氏的一些东西,感觉就像听他现场说话一样。假使我生在那个时代,是一定会不断地去听他“说话”的。这就是陆九渊的魅力。他的魅力不在他讲的内容,也不都在他思想的深刻和警敏,而在于他能唤起人们听他“说话”的热情,又能使听过他“说话”的人,产生心灵的震撼。

不只周敦颐和陆九渊,程颢、谢良佐、胡宏、张栻等,也都是“说话”极有感召力的人。他们都能给听过他们“说话”的人,留下终身难忘而又恋恋不舍的印象。宋代的理学能够那样发达,使得满天下的人都心向往之,跟这些大师们的魅力,是有莫大关系的。这种魅力,不是单一的道德人格魅力,更不是简单地讲说技巧,而是他们生命中的综合“品格”魅力。

其实,禅宗也一样,禅宗的兴盛,跟那些和尚们能够直指人心和简明扼要的训诫有直接关系。他们能在瞬息之间,点亮听者的心灵之火。如果不是那些高僧大德们综合人生“品格”的感召力,禅宗的门徒就不会遍布四海,香火自然也就没有那样旺了。

当然,我们无法指望所有从幼儿教师一直到博士生导师的教师们,都有这样的魅力。但是增加新旧知识的积累,提高分析的水平和表达的能力,以诚待人,跟学生讲心里话,而不是只讲条纲,只做形式上的教学功夫,把教育当成接洽人心、温暖人心、融化人心的事业,显然是十分重要的。同时,更要努力提升自己的生命涵养。这种教师的“综合生命感召力”,才会使我们的教育进入真正的化境,使受教育者们,感受到春风化雨的魅力。到那时,就不是老师找学生,而是学生找老师了,就像侯仲良去找周敦颐一样。另外,也不要单纯责怪学生们不爱学习,而是要认真细致地去分析导致这种情况的诸多可能性原因,从而为改善当下这种“授”“受”不亲的教学现状,做点有的放矢又有实际成效的努力。

本文刊发于《新课程评论》2017/09(总第15期)「名家」栏目。

[责任编辑:李志明 PN032]

责任编辑:李志明 PN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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