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鹏评点史记人物：晋文公的价值观魅力

重耳：第二位春秋霸主

大家好，这是掌上国学院“杨鹏评点《史记》人物”。今天我们评点晋文公重耳，讲讲重耳价值观的魅力。重耳是晋国国君，他的出生地大概是现在山西运城附近。重耳是晋献公的儿子，大约生活在公元前697年到公元前628年。重耳出生年月，学界有争议，我们遵照《史记》的说法。重耳去世以后几十年，老子和孔子才相继出生。

重耳（约公元前697年~公元前628年）

《史记·晋世家》载： 晋文公重耳，晋献公之子也。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贤士五人：曰赵衰；狐偃咎犯，文公舅也；贾佗；先轸；魏武子。

晋国是春秋五霸之一，晋文公重耳是继齐国齐桓公以后的第二位春秋霸主。重耳的历史形象主要由两件事构成：一是他熬过了长达19年的流亡生活，返回晋国成为晋国国君；二是在城濮之战中，他率领晋国联军战胜楚国联军，扼制了楚国北进的势头，成为中国北方各国的盟主。这一战奠定了此后长达150多年的晋楚争霸的春秋国际秩序。

重耳43岁时避祸流亡，在外流亡了19年，直到62岁时，才在秦国的支持下返回晋国当上国君，把晋国发展成春秋时期的中国霸主，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励志传奇。

这张图是重耳流亡图。43岁的时候他从晋国逃到翟国。翟国的“翟”《史记》中也写作“狄”）是重耳母亲的国家。12年后，因被追杀，从翟逃亡到齐国。到齐国的时候55岁。在齐国待了5年以后，又到楚国，最后到秦国。62岁的时候，在秦国的支持下，重返晋国，成为晋国国君。

城濮之战奠定春秋国际秩序

重耳当政期间的公元前632年，在今天山东鄄城西南面，爆发了晋国联军和楚国联军之间的城濮之战。

城濮之战（公元前632年）

城濮之战被后世称为中原争霸第一战，此战奠定了其后150多年的春秋国际秩序。《史记·楚世家》载：夏，伐宋，宋告急于晋，晋救宋，成王罢归。将军子玉请战，成王曰：“重耳亡居外久，卒得反国，天之所开，不可当。”子玉固请，乃与之少师而去。晋果败子玉于城濮。成王怒，诛子玉。

大家注意看图，城濮之战就是晋国、秦国和齐国联合，攻打楚国、陈国和蔡国联军。陈国和蔡国是小国，所以城濮之战实质是晋国、秦国、齐国三个北方大国联合打一个南方大国楚国。重耳在流亡期间，秦国、齐国和楚国都有恩于重耳。重耳并不想与楚国开战，楚成王本人也不愿意打。主要是楚国一个将领子玉咄咄逼人，使得晋国、秦国、齐国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楚国。城濮之战，可以说楚国在内政外交上皆有失误，所以失败。

城濮之战，北方三个大国联手遏制了南方楚国北进的势头。这一战对中国历史影响深远，其后晋、楚两个春秋时期的超级大国互有胜败，形成两大国际联盟间的军事平衡，形成了各国的均势外交。可以说，城濮之战奠定了此后一百五十多年中国春秋的国际秩序：一个太极图秩序。

司马迁在《史记·晋世家》评价晋文公说：“古所谓明君也。”这个“明君”，“明”在什么地方？

重耳的故事很多，人物形象很丰富，但因为课程时间有限，我们今天只集中讲他的四个方面的事情，希望大家能从中体会到司马迁心中明君的特征。第一是天命意识，第二是如何对待贤才，第三是如何对待履鞮，第四是如何对待赏赐。我们逐一分析。

被认为天命在身的重耳

我们先看第一点，天命意识。重耳最大的特点就是得人。所到之处总有人积极主动的帮助他。自周朝以来，中国人认为天助者人助，因此讲究“尽人事待天命”、“修德以配天”。大家认为天命降临，这个人身上会有一种神秘力量，给人巨大的信心。重耳最大的特点就是招人喜欢，让人信任，众贤士愿意追随他。他的妻子们也愿意帮他。齐桓公、楚成王和秦穆公都很看好他，愿意鼎力相助。重耳身上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

《左传》上记载楚成王说重耳：“天将兴之，谁能废之?”说重耳是有天命护佑的。赵衰是重耳的谋臣，追随重耳流亡19年。《史记·赵世家》记载赵衰要出来做事,事先进行占卜看到底应该跟随谁，他对晋国的晋献公和诸公子都进行占卜，结果都不吉利。占卜重耳，吉利。《史记-赵世家》记载：“赵衰卜事晋献公及诸公子，莫吉；卜事公子重耳，吉，即事重耳。”占卜可否事奉公子重耳，结果是大吉。赵衰就死心塌地事奉重耳，跟定重耳了。赵衰追随重耳是占卜过的，结果也证明这个占卜是正确的。

楚成王认为重耳有天命在，赵衰等追随者认为重耳有天命在身，重耳的妻子齐国的姜氏也认为重耳有天命在身。《国语·晋语四》中记载，重耳的齐国妻子姜氏劝他说：“晋之无道久矣。”晋国无道很久了，你不要在齐国贪图生活享受。“君国可以济百姓。”回到晋国担任国君，你可以救济百姓。还说“上帝临汝，无贰尔心”。上帝降临于你，你不能有二心。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你已经被上帝拣选了。

我在看这些史料时就在想一个问题：楚成王、赵衰、齐姜氏为什么都认定重耳有天命，而且决心帮助他成就天命？重耳的言行是怎么传达出一种天命感的？应该说，天命是中国精神中最神秘最难理解的核心，可以说是中国精神的灵魂。今天我们习惯说“自助者天助”，但对中国春秋时代的人来说，是“天助者人助”。

性情中人重耳

第二，我们来看看重耳如何对待贤士、对待贤才。重耳逃离晋国不是一个人，跟随他的有二十多个人。其中有五位晋国的贤才，《史记》记载有赵衰、狐偃、魏武子、先轸、胥臣等。这些人才华出众，有国家情怀。他们追随重耳流亡十九年，其中赵衰的后代建立了赵国，魏武子的后代建立了魏国。

追随重耳流亡的贤才

《史记·晋世家》载：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国也。是时重耳年四十三。从此五士，其馀不名者数十人，至狄。关于五贤，另一种说法包括贾陀，不包括胥臣。

爱好人才，这是做大事的前提。重耳有这个特点，重耳手下都蛮特别的。《史记》记载，重耳离开翟国逃往齐国，中途经过卫国的五鹿这个地方，饿了，向野外农夫讨饭吃。野人把泥巴土放在碗里面给他，重耳很愤怒。但是赵衰就说：哎呀,这是土，这是要拥有土地，你赶快去稽拜接受吧。”（赵衰曰：“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

这个故事《左传》是这么记载的，子犯曰：“天赐也！”稽首受而载之。子犯就是狐偃，子犯说： 这是上天要赐予这块土地给你。行礼，然后把泥土放到车里面去。

从这个细节看，重耳并非总有经营天下的自觉，倒是他的手下像赵衰、子犯这些人是一直有的。他们追随重耳逃亡12年，路上都吃不上饭，心里还在想着上天要赐予晋国土地。但重耳是性情中人，听从劝告。也是明白人，一听就懂，马上行礼受土。

可见，要能够得人就要能听道理，知错就改。后来重耳当上国君以后，很快就占有了五鹿。在《国语》上记载，子犯当时说：“天事必象。”上天的安排、上天的事情，必先有征象。他说，不出十二年，当岁星运行到寿星和鹑尾星之间的时候，我们晋国一定会拿到这块土地。这群人在逃难途中，心里想的尽是未来的大事。

重耳手下贤明之士很多，这给人印象很深。楚成王评价重耳说：“从者皆国器，此天所置。”追随重耳的都是治国的大才，都是治国的才器之人，这是上天安排的。所以，看一个领导人的水平如何，看其追随者的水平就知道了。后来刘邦总结自己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自己善用人杰。什么是领导人的工作？领导人的工作就是找人才、用人才。治理国家就是找国器、用国器。重耳有善用人杰的优点。

公私分明，不念旧仇

第三，我们看看重耳怎么对待履鞮。履鞮又名勃鞮，寺人披，是晋国的一个宦官，一个杀手。《史记·晋世家》记载，他曾经受命于晋献公和晋惠公先后两次追杀重耳。原文为：“献公二十二年，献公使宦者履鞮趣杀重耳。”“惠公七年，畏重耳，乃使宦者履鞮与壮士欲杀重耳。”

履鞮受命于晋献公追杀重耳，重耳翻墙逃跑，履鞮砍下他的袖口。重耳逃到翟国第十二年，履鞮又受命于晋惠公远远的追到翟国追杀重耳。

有意思的是，重耳当上晋国国君以后，这位履鞮要求见他，重耳不愿见履鞮，也没派人杀履鞮，他只是让履鞮反省，问履鞮：为什么追杀我的时候你那么用心？履鞮回答说，事君要忠心，自己只是忠实执行公务而已。现在我要向文公您效忠，我有要事相告。重耳见履鞮，履鞮把有人要谋反的消息告知重耳。结果重耳得以及时平叛。

重耳跟履鞮之间私人恩怨很深的，履鞮差点要了他的命。但重耳在对待履鞮的问题上，真是大公无私，以国事为重，把私人恩怨和公务分得很清楚，因此得到了履鞮的重大帮助。履鞮追杀过重耳，重耳成功返国当上国君，履鞮没有逃跑反而找重耳报信，前提是他对重耳有信心，相信重耳会公事公办、公私分明，不会公报私仇。

从对待履鞮这件事，我们也能看出重耳之所以能够得人。相比重耳不杀履鞮的道义文化，在重耳死后400年，公元前222年，秦始皇打败赵国进入邯郸，把跟他母亲家有私仇的人都抓来活埋了。可以说，从重耳到秦始皇，中国的道义底线全部崩塌，这真是文明的堕落。我特别喜欢春秋时代的中国人，觉得春秋以后不是中华文明的进步和上升，而是中华文明的退步和堕落。

赏赐功臣体现出价值魅力

第四件事，我们来看看重耳如何赏赐功臣。重耳当上国君后，要赏赐功臣。有一个人叫壶叔，是跟随重耳的仆人，来找重耳说： “君三行赏，赏不及臣，敢请罪。”您已经赏赐三轮了，我跟您19年，还没有得赏。重耳是这么回答他的：

第一句话是：“夫导我以仁义，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赏。”就是说用仁义来引导我，用德惠来防止我的过失。“德惠”就是能有德带来实惠，给老百姓带来实惠这就是德。“导我以仁义，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赏。这是最高的赏赐。也就是说，对重耳来说，最大的功劳是什么？首先是国家价值观建设。

把历史放长一点，所有执政者终将死去。执政者能够在历史中留下来影响后世的，就是他留下的经验教训和价值传统。执政者的一言一行都在塑造国家传统，在这个意义上，执政治国其实就是建立国家价值传统。君王的根本任务就是建立国家的价值传统。有这种意识才会认为“导我以仁义，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赏”。

重耳再说：“辅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赏。”也就是说，行动上辅助我，最后把事给做成了，这是受次赏的，次一等的奖赏。这个行指的就是政治、外交、国家管理方面有功。有政治之功，这是“受次赏”。

重耳又说：“矢石之难，汗马之劳，此复受次赏。”就是冒着敌人的飞箭，敌人的石块，艰难的前进。有骑着战马战斗的汗马之劳，也就是说，有战斗的军功，受次赏，这是第三级的赏赐。

重耳最后说：“若以力事我而无补吾缺者，此受次赏。”就是靠力气在我身边事奉我，但是不能弥补我的缺陷的，再次受赏，这是第四等了。

不少领导人喜欢提拔在身边事奉过自己的人，这是考虑自己人好控制，不是考虑国家利益。重耳不同，他施行赏赐是国家利益至上的。对晋文公重耳来说，赏赐是有等级的，赏次背后有价值考量。我把晋文公重耳在进行赏赐时的价值考虑总结如下：首功，也就是说受上赏的是价值之功。就是要对国家的价值观建设，对价值传统的塑造要有功业；其次是政治之功。在政治方面有成就的；再次是军事之功，就是战争之功；最后是事奉之功。就是在自己身边做事奉工作的。

晋文公把功业分为这四个等级，而且按照这四个等级去论功行赏，这真不是说空话。《史记》记载，城濮之战以后论功行赏，晋文公把首功给了狐偃。有人说城濮之战是先轸的策略，首功应该给先轸。晋文公重耳说：城濮之战时，狐偃劝说我不能失信于楚国。“城濮之事，偃说我毋失信。”提醒我要遵守对楚成王的承诺，一旦与楚军开战，晋军一定要先退避三舍，以示报恩和礼让。先轸跟我说要优先考虑军事的胜利，“军事胜为右”。我采用了先轸的策略取得了胜利，但是先轸的看法是“一时之说”，是短期的利益。狐偃所说的话是“万世之功”，有构建万世价值和利益的功绩。也就是说，这会构建一个价值传统。我们不能够把军事上一时的获利，放在能够构建万世价值传统的功业之上，所以得首先赏赐狐偃。

《史记·晋世家》原文为：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说我毋失信。先轸曰‘军事胜为右’，吾用之以胜。然此一时之说，偃言万世之功，柰何以一时之利而加万世功乎？是以先之。”

对重耳来说，论功行赏要考虑万世之功，这个万世之功就是国家必须建立起重义守信的价值传统。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形成重义守信的价值传统重要，还是在一场战争中赢了重要？对重耳来说，通过赏赐来塑造一个国家重义守信的传统，这才是根本利益，是国家长远的重大利益。

重耳打压一下有军功之臣先轸，是有先见之明的。先轸是重耳重要的谋臣，晋国名将，先轸是主战派、鹰派。公元前633年的城濮之战，按他的策略打败了楚国。在公元前627年，重耳刚去世一年不到，先轸力排众议，在崤之战全歼秦军。这在军事上是重大胜利，但这只是一时之利，在道义上留下了很严重的问题。

楚国和秦国都有恩于重耳，尤其是秦国。重耳得以返国当政靠的是秦国的鼎力支持。晋国在崤之战中如此翻脸不认恩人的做法，破坏了中国春秋的道义传统，带来了秦国、楚国的仇恨。秦国尤其仇恨晋国。

后来秦国统一中国之战，最早消灭的就是三晋。秦国进入三晋之后非常残暴，秦将白起活埋了四十万赵国的降卒。秦国这么干是因为有历史仇恨，要去报仇，出手非常残暴，这这把中国的文明拖到了底线之下，完全丧失了底线。追根溯源，就是有先轸这样的人，在精神上结束了有道义底线的春秋时代，开启了不讲道义，只讲胜败输赢的战国时代。

重耳之价值追求非常宝贵

我们回头再看重耳赏罚时的价值等级，一个国家的赏与罚，一个国家的激励机制，表达的是国家的价值导向。从价值之功、政治之功、军事之功最后到事奉之功的排序来看，重耳是真有价值追求的人。他会把自己的政治行为，放在国家政治传统的构建，放在国家价值和精神传统构建的基础上来思考，这非常宝贵。

我们再重温一下重耳这几句话：

文公报曰：“夫导我以仁义，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赏。辅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赏。矢石之难，汗马之劳，此复受次赏。若以力事我而无补吾缺者，此受次赏。三赏之后，故且及子。”晋人闻之，皆说。

来源：掌上国学院微信号Sinoacade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