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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齐勇谈中庸:在动静虚实之间保持弹性(图)


来源:珞珈书生郭齐勇

希腊哲学、印度佛教中也有中庸或中道的观念。亚里士多德说:“德性是两种恶即过度与不及的中间。”据余纪元先生研究,亚里士多德与孔子一样,肯定中庸是德性,是美德,是品质中的“内在中庸”,也包含感情与行动中的“外在中庸”,同时强调人要实践德性中庸,正确处理情感与行为。

原标题:【经典释读】论《中庸》思维方法论及意义

编者按:“中庸之道”是中国古人最基本的价值观、方法论。时至今日,它仍然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概念。但是,正如黑格尔所说,“熟知不等于真知”,中庸的内涵意蕴仍有待我们深入探究。对于《中庸》的当代诠释中,从思维方法论入手,是相较而言“可实践”的“知识”。五四运动以来,中庸一直被当作折衷主义加以批判。在这个“过犹不及”的时代里,严肃认真的研究《中庸》,或能收获非凡。

 

本文节选自国家图书馆编:《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2013》,(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

 

中庸辩证法的品格

“和”与“中”。这两个概念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和”主要指“和谐”及“多样统一”。孔子讲“和而不同”。“和”不是“同”,也不是“不同”。西周末年史伯讲“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中庸》讲“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和”是强调保留差异,容纳相异的人才、意见,保持一种生态关系。

中国哲学关于天、地、人、物、我之间的“和谐”思想、“宽容”思想,不仅为人类自然环境的生态平衡和人文环境的生态平衡提供了睿智,而且是现代社会管理和企业管理的重要思想资源。

 

现代管理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物、人与内在自我的协调关系,强调一种宇宙一体、普遍和谐的整体观念。

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王阳明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儒家观念中的宇宙家族思想及推己及人、仁民爱物的意识,在未来世界具有越来越重大的作用,对于事业与企业单位之间及内部人际关系的处理,乃至效益的显发有着重大的意义。

“中”是天下最重大的根本,“和”是天下通行的道路。将“中和”的原理发挥到极处,天地就清宁了,万物的生长就茂盛了。这里的“和”或“中和”,是人生实践中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它具有通过实践追求以使现实与理想统一的意味。

“中”的意思是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即适度。在哲学上,这又是对立与统一、质变与量变、肯定与否定之间的“关节点”或“度”,越过这一界限,事物就会发生大的变化。

“和”的意思,如前所述,一方面是多样统一、和谐的意思,另一个意思则与“中”一样,指恰当、适度。如《论语》中有子说的“礼之用,和为贵”,《中庸》中的“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这里的“和”是调节、事之中节、恰到好处。

中国哲学家强调整体的和谐和物我的相通。他们不仅把自然看作是一和谐的体系,不仅争取社会的和谐稳定,民族、文化与宗教间的共存互尊,人际关系的和谐化与秩序化,而且追求天、地、人、物、我之关系的和谐化。儒道诸家都表达了自然与人文和合,人与天地万物和合的追求。《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周易 系辞传》说:“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其宽容、平和、兼收并蓄、博大恢弘的品格,正是和谐或中庸辩证法的品格。

精致的利己主义其实不好

“执两用中”,其中有权。中国哲学讲偏反,讲对立,但只是把偏反、对立当作自然、社会与思维运动长链中的过渡环节。相比较而言,更喜欢“中和”、“中庸”及“两端归于一致”。“中和”和“中庸”不是否定矛盾、偏反、对立,而是在承认矛盾、偏反、对立的基础上不走极端,求得一种动态的平衡,保持弹性,追求一种整体的和谐,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统一起来。在今天的管理工作中,对于统一与多样、集中与分散、创新与守成、放与收、宽与猛、变与常等,都有“两端归于一致”的方法论问题。

 

 

 

孔子有“叩其两端”之说,意即如果有不明事理的人来问我问题,我就从首尾两端去盘问,从中发现矛盾,然后把问题综合起来予以回答。所谓“执两用中”的方法论,“执”就是把握,“两”就是统一体中矛盾着的两个方面、两种力量或方向。这种方法论主张把握事物中两方面的多重联系,运用无过无不及的中道原则行事。

孟子强调“执中”,即坚持中和、中庸的原则。孟子认为,“执中”还必须与“权变”相结合:“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知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孟子·尽心上》)。这里,“中”指原则性,“权”指灵活性。孟子认为,主张中道如果没有灵活性,不懂得变通的办法,便是偏执一端。

 

 

 

为什么大家厌恶偏执一端呢?因为它损害了天地间整体和谐和人事间仁义礼乐综合的大道,只看到一个片面,而废弃了其余多个方面。孟子反对杨朱极端的利己主义,又反对墨翟的极端的利他主义,保持中道。

 

 

儒家的中道

“两端一致”,保持弹性。“中庸”只是平常的道理,于平常中见“道”。“尚中”、“执中”的管理方略,对“过”与“不及”之两端持守动态统一,使各种力量与利益参和调济、相互补充,在大小、刚柔、强弱、周疏、疾徐、高下、迟速、动静、进退、隐显之际保持弹性,具有一种节奏感,实在是一门高超的管理美学。这与现代管理学可以互动。

 

 

 

作为标准的“中”并不总是固定的,它不是僵死的原则。“中”不是处于与对立两端等距离的中点上,也不总是在某一点上,而是随具体情况、具体条件的变动而变动的。中国思维方法不承认对立、矛盾双方之间有一条僵硬不变、截然不可逾越的界限。“时中”指随时节制,合于中道。儒家讲“趣时”,即根据时势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常规,采取适宜的措施。这里的“时中”,其实也包含了“趣时更新”的一部分内容。中庸也是道德最高的标准,在道德领域中含有中正、公正、平正、中和的涵义。因为中是正道,所以不偏。

“庸”又是“常”的意思。古人说,用中为常行之道,中和为常行之德。“中庸”具有普遍的方法论的意义。这种方法论亦取之于自然。大自然的阴阳是相辅相成、动态平衡的,不偏向一个极端。中庸的方法吸纳了天地自然对立调和、互动互补的原则,并以之调和人类自身与天地、与万物的关系,达到中和的境地,使天地万物与人正常地发展。中庸之道又是人间之道,可以调节伦常关系、社群关系。

 

中庸思维方法论强调矛盾对立的中和,使两端都可以同时存在,都可以保持各自的特性,促进两端彼此互动、兼济、反应、转化。世界上的矛盾不一定都发展到一方消灭另一方的地步。在多数情况下,矛盾的统一取中和的状况,既有矛盾、偏反、对立、斗争,同时彼此渗透,共存共荣。这种方法论重视对立面的同一性,强调依存和联结,以及两极或多极对立间的中介关系及其作用。

经济学家向松祚在《经济学里的“中庸”——全球金融反思系列(一)》中指出:“经济学数百年的发展,一言以蔽之,只不过是《中庸》伟大哲理的小小脚注。经济增速太高不行,太低亦不行;收入分配太平均不行,太不平均亦不行;通货膨胀不行,退货收缩亦不行;完全市场化不行,完全政府化亦不行;税率太低不行,税率太高亦不行;利率太高不行,利率太低亦不行;完全封闭经济自然不行,完全开放经济亦不行;金融不发达不行,金融过度发达亦不行……举凡经济学所有命题,皆必须符合《中庸》首创的“致中和”原理。”

 

 

中庸之道就在我们的生活中。例如,官员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要学会保持中道,即孔子所谓“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太亲近或太疏远都不好。就我们的身体与心理的健康来说,我们也要在有为与无为、动与静、虚与实之间保持弹性。

在思想方法上,孔子尊重客观事实,反对主观偏执。“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这是为了防止私意揣测、绝对肯定、拘泥错谬、自以为是。在管理工作与公司文化中,在处理人与人、事与事的关系中,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自身内在的身心关系中,在家庭内部与外部,在处理国家之间、民族之间、宗教之间、文化之间等复杂事务中,我们如学会了中庸的方法论与境界论,就有了大智慧,就可以坦然对待。

 

 

希腊哲学、印度佛教中也有中庸或中道的观念。亚里士多德说:“德性是两种恶即过度与不及的中间。”据余纪元先生研究,亚里士多德与孔子一样,肯定中庸是德性,是美德,是品质中的“内在中庸”,也包含感情与行动中的“外在中庸”,同时强调人要实践德性中庸,正确处理情感与行为(余纪元:《德性之镜》,第79—90页)。在佛祖释迦的原始佛教中,就有“不着一边”之论,主张在两端中抉择,得到中道。大乘佛教龙树菩萨著《中论》,提出“中观”,形成“中观学派”。龙树从真俗二谛出发,让人们不执着于实有、虚无两边,讲缘起性空,这与儒家的中庸有很大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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