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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晓光:三十年格局大变 文化领导权重于统治权


来源:凤凰网综合

这三四十年,社会主义、西方自由主义、传统文化各提供了一个菜单,中国可以在其中挑挑拣拣,由此形成自己的一桌菜。这新的一桌菜就相当于新的文化。传统文化复兴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能不能把文化复兴放到更长的时间尺度来看?

【编者按】本文摘自知名学者、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院长、敦和基金会理事康晓光教授在2017年“敦和种子基金计划”首届年会上的“文化决定命运”主题发言,因篇幅较长,编者特辑录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观察与思考部分,并加注标题。

敦和基金会理事、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院长康晓光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本土文化走上了不断衰落的道路,整整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让我们痛心疾首。上世纪70年代后期,官方有组织、系统地破坏传统文化得以终止。尽管如此,在改革开放之后,民间对自身传统的批判,一点也不亚于官方。尤其是影片《河殤》的推出,集中反映了当时的整体氛围,对传统文化的误解、批判可谓登峰造极。

80年代末,政府层面开始有意识地推动“国学热”,但其考虑更多是为了抵御西方文化入侵,为了维护社会政治稳定,这种一厢情愿的“国学热”并没有热起来。真正有深厚基础的、民间发力的“国学热”,主要是从21世纪以后开始,势头非常迅猛,在民间和政府都体现得很明显。

从民间来看,首先比如学术研究、学术会议、创办期刊、图书出版如火如荼。我们走进任何一家综合性书店里,在最畅销、最宝贵的位置上,肯定摆放有中国传统文化书籍。再者是民间发起宣言、联署倡议、提交议案等也层出不穷,组建各种各样的学术团体,兴建民间的书院,建立网站论坛,开展联合行动,包括祭孔祭祖,还有大规模的读经、推广传统的服饰礼仪节庆等。从2004年到现在,这些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而且经久不息。

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上的中国风

我们也同样看到,国家对传统文化推行的力度也在不断加大,从官方媒体的宣传,到修复孔庙及各种各样的文化建筑,还有政府主持的祭孔,官方推动的读经活动,恢复传统节日,在海外建立孔子学院,还有国家领导人亲自发表讲话、参与活动等。在2008年奥运会的开幕式上,中国传统文化的要素成为了主旋律,儒家文化更是重中之重,通过汉字“和”、集体诵读《论语》等,清晰地向全世界表达了“我是谁”。2014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国际儒学大会上发表的讲话中,对传统文化的作用及其未来影响的评价,达到了党有史以来的极致。明确表明传统文化不仅是一种遣词造句的资源,也不仅是一种社会伦理道德,更是治国理政的重要理念和资源。

无论是在民间还是在政府,最近十几年的本土文化复兴,都可以用广泛深入这四个字来概括。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些现象?最近十几年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现象,和过去二三十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此强烈的反差是怎么造成的?我想先从“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样的尺度做一个短期观察。

三十年尺度的观察

传统文化在此时此刻的复兴绝不是偶然的,背后有一系列深刻的原因。从我们的研究来看,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这个社会面临着一系列深刻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价值虚无和道德沦丧、拜金主义盛行、贫富分化、官员腐败、民族缺乏文化魅力、西方文化入侵等。面对这些问题时,社会的各个群体都会寻找原因,而最后都不约而同地认为,传统文化的没落是造成这些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许多人都希望能够找回自己文化的本源,以此帮助解决眼下面临的个人身心安顿、社会伦理道德、国家发展方向等问题。

除了社会存在的重大问题产生对传统文化的需求之外,最近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也为传统文化复兴提供了相应的政治机遇空间,社会的自由度有了实质性的发展,国家也有重建社会道德秩序、抵御西方文化压力、重建官方意识形态的需求。

此外,很重要的原因是:大国崛起带来的文化后果。本土文化为什么能够在21世纪开始复兴?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迸发?美国当代政治学家亨廷顿认为,当一个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国家,进入到一个开放的现代世界时,在初期都要接受西方的文化,既要学习西方的经济、军事、科技等硬的东西,同时也要学习西方终极价值观。但是随着对科学技术的吸收,对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学习,军事力量的壮大等达到一定程度时,民族文化自信就会强势回归。这就是“改良主义”模式。亨廷顿认为中国已经走在改良主义的道路上,随着工具文化现代化的推进,终极价值观在早期会越来越西化,但随着硬力量的提升,终极价值观西化减弱并开始回归传统。我们针对10个城市的大型随机抽样调查,强有力地验证了亨廷顿的理论。

美国当代政治学家亨廷顿

这充分说明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绝不是短暂的现象,它背后有深刻的原因,这是一个历史潮流和趋势的开端。说明中华文化今天依然还活着,而且仍然在发挥很大的影响,尽管我们还“不自觉”。但是个人和文化的关系就像鱼和水一样,不管鱼知不知道自己生活在水中,水依然在塑造和影响着鱼。一条自觉和清醒的鱼知道自己生活在水中并且理解水,但绝大部分的鱼活在水里却不自知,它看到鱼缸外面的世界,觉得和自己息息相关,却把握不住它置身于其中,并且须臾不可分离的东西。

这三十多年来,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文化格局的变化。毛泽东时代是典型的一元文化格局,改革开放之后西方自由主义文化长驱直入,进入21世纪之后传统文化强势回归,中国由此形成了三元文化的格局。这是我十几年来对中国文化变迁和文化格局研究的基本结论。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三十年的文化变迁相当于中国在三个菜单中进行要素的选择和组合:这三四十年,社会主义、西方自由主义、传统文化各提供了一个菜单,中国可以在其中挑挑拣拣,由此形成自己的一桌菜。这新的一桌菜就相当于新的文化。问题是,这三种文化的冲突、竞争和融合,到了今天是不是形成了新的文化?新的文化形成的规则是什么,如何进行取舍和组合?我们的研究发现了三个取舍规则,这也是文化变迁的三大原则:

第一,只有与主导阶层的利益相符的文化要素,才有发展的空间。以慈善领域为例,毛泽东时代认为“市场是坏的”、”慈善是伪善”,今天大家已经不认同这些观点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就是因为经济基础、社会主导力量、政府方针政策变了,因而关于慈善、市场的价值观也相应发生了转变。

第二,与现代性严重冲突的传统文化要素也将被淘汰。比如我们问:在女人手下工作,是否很丢脸?很多人说不是。对于这个观点,即使是强烈认同儒学的人也是拒斥的,充分说明男女不平等的观念已被抛弃。再比如,我们对于孝顺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关于“顺”,如果父母说得不对,我们是不是也要照做?许多人都不同意。这些都是和现代性有着严重的冲突的文化要素。

第三,在最根本的核心价值层面,中国传统文化仍然占有相当大的优势。比如说到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原子式的存在,中国人一般不会接受。但如果说每个人是处于一系列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中国人会认可。如果说理想社会是实现个人自由、或者理想社会是和谐社会,多数人会选后者。所以在深层价值观方面,包括社会理想以及对终极价值的判断,中国人还是中国人,还是有着中国人独特的气质。

以上研究结论给我们一个启发,如果用“体用”二元模式思考问题,从目前来看,中国文化的“体”,保留得不错;西方的“用”,也被普遍地采纳;更为关键的是,“体用”之间还可以比较好地整合到一起。举个例子,“权利”是现代西方非常重要的概念,但是中国文化中没有这个概念,那么从孔孟的立场、价值、原则出发,是否可以顺畅地推衍出这个概念?完全可以!尽管传统儒家没有讲到权利这两个字,但是儒家认为,每个成功的君子必须修齐治平,如果没有今天所说的政治权利,没有思考、发表、决策、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怎么可能参与公共生活、怎么可能治国平天下呢?如果孔孟复生,一定会认为今天的中国人应该享有最基本的政治权利。我们不能苛求2500年前的古人必须说出与当代严丝合缝的东西,我们需要的是,根据他们一贯的立场态度,判断他们活在今天会怎么做。

刚才我以30年为尺度,探讨了我们面对的问题,以及是什么样的动力促使了本土文化的复兴,这样的复兴有可能带来一些什么样的结果。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怎样面对其他文化,怎样在别人的交流和碰撞中锻造我们新的文化?现在看来,“中体西用”不但是我们可以接受的方案,也是当下实实在在的现实,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研究来理解现实,并且影响和贡献于现实。

百年尺度的预测

传统文化复兴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能不能把文化复兴放到更长的时间尺度来看?放到中国面临的更长期、更广阔的历史性转轨过程来看。

事实上,从改革开放之初一直到现在,中国的发展问题一直困扰着所有的中国人。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到底如何发展?当时自由主义盛行,凡事喜欢拿中国和美国比较,只要和美国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的问题,解决的方案就是仿效美国。大家的心态、理想很简单,道路也非常清晰。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新权威主义思想兴起,倡导分两个阶段解决问题,首先在权威主义政府庇护下完成市场化即经济基础的改造,然后再完成上层建筑的变更即政治的民主化。实际上,这套想法深层次的理论基础来自马克思主义的二元论思想,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文化因素只是作为一个附属品存在,作用十分有限。然而,现实背离了新权威主义的判断。

对马克思主义最大的发展来自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他提出完整国家的概念:一个完整的、强大的国家,不仅仅要在政治领域中建立强制性的统治,还必须在市民社会中实现对民众的思想领导,即文化领导权。文化领导权是通过宗教、道德、社会科学理论来实现的,是基于同意而非基于强制,必须让大家心悦诚服地接受。葛兰西认为文化领导权比统治权更加重要。上世纪90年代的苏东剧变充分证明了葛兰西思想的重要性。前苏联的垮台,并不是没有强大的军队,也不是监狱或者是警察不够,而是在经济和文化领域被打垮了,失去了人心。

意大利共产党领袖葛兰西

从葛兰西的理论出发,可以看到国家大的变迁轨迹,第一个转型是经济基础转型阶段。第二阶段是在经济基础之上,建立起一套新的文化和价值观念,而且要让适合于新的经济基础的文化成为主流,然后才能谈得上政治领域的建设。葛兰西的这套理论对儒家来说,早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为什么要德主刑辅?为什么讲王道,反对霸道?为什么讲“定于一”?都是在讲文化,没有牢固的文化根基,其他什么都谈不上。

中国未来的转轨也要遵循上述理论逻辑,在第一阶段变革最主要的领域是经济领域,而后是我们当前所处的第二个阶段,即在社会领域推动传统文化复兴,重建传统文化的领导权。最终中国文化才能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造福于全人类。

*本文来源于“敦和基金会”微信公众号,有所删节,经作者授权转载。

[责任编辑:柳理 PN030]

责任编辑:柳理 PN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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