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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杰:清末民初的外交官群体从何而来?


来源:澎湃新闻网

对清末民初外交的得与失进行反思,我们须首先回答一个问题,即近代中国外交官从何而来?他们是如何被选拔出来的?中国的驻外外交官群体是如何产生?

总理衙门正门

在以重大事件为线索的近代史研究领域,几乎全部的重大事件皆与外交问题相关,或侧重于外交问题。我们从中国史学会编辑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目录即可明显地看到这一特点。这一丛书中涉及1911年前史事者,包括《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捻军》《戊戌变法》《回民起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洋务运动》《清末教案》《义和团》《辛亥革命》。探寻晚清民国外交的历史真相,进而检讨其中的得失,是学术界常议常新的话题,也是学术界之外的读者关注的热点。

对清末民初外交的得与失进行反思,我们须首先回答一个问题,即近代中国外交官从何而来?再进一步追问,可细化为系列问题:在传统的官僚系统之中,在推崇“君子不器”、淡化专业技能和职业分类的科举制度下,外交官是如何被选拔出来的,这种选拔方式对外交实践有怎样的影响?中国的驻外外交官群体是如何产生,他们的实际权力与功能如何?科举制度停废之后,又如何选拔外交官?

本书就是为解答这些疑问而进行的尝试。基本的思路是,将晚清总理衙门及由其改组而成的外务部官员,以及驻外使团成员这一庞大的外交人员群体作为考察的对象,通过发掘、搜寻、整理总理衙门大臣、章京,驻外公使、参赞、随员、翻译官,外务部大臣、丞、参议、司员的众多履历及生平史料,探究他们的来源、选任、迁擢、群体演进等诸多问题,论述近代外交官出现和初期成长的经过,为观察清末民初的外交提供一个制度史的视角。

总理衙门:排斥书吏,章京办稿

两度主持军机处与总理衙门事务的恭亲王奕䜣

1861年,根据留京办理“抚局”的恭亲王奕䜣、大学士桂良、军机大臣文祥的奏请,身在热河的咸丰帝批准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办外国事务”。总理衙门是新式的外交机构,被各国公使翻译成中国的外交部。

总理衙门体制仿照军机处。与军机处人事制度一样,总理衙门官员也分为两级:总理衙门大臣(堂官,部长级)、总理衙门章京(司官,司员级)。大臣从内阁大学士、各部尚书、侍郎及京堂中选派,三至十余人不等。因大臣权责并无太大的差别(无今日正副部长的区分),使得后来在大事上无人敢于担当。章京从内阁与六部司官(内阁中书及各部主事、员外郎、郎中)中考选,总额定为48人,满汉各半。其中,总揽庶务者四人,称为总办章京。与军机处一样,总理衙门大臣、章京各带原衙门的职务,这些职务也各有品级,因此,他们在总理衙门的工作是一种差使。他们的升迁,与本职的品级挂钩。他们的时间和精力,也因兼差制度而受到分散。

在总理衙门官员中,负责办理庞杂的日常事务的,是章京群体。他们从各部院的司官中,经由简短的作文考试考选而来,其中最得力者——汉员,皆出身于科举正途。科举制度所选拔的官员长于阐释经典,故而在六部衙门,日常事务实际由官员之下,熟悉则例、富有经验的书吏承担。在士人眼中,官、吏区分流品。书吏未经历科举选拔、未受过圣人训诲,往往重利轻义。书吏把持政务,常被看作清代行政系统的弊政而饱受批评。

然而,总理衙门仿军机处体制,特别重视日常事务的保密,所以,排斥书吏,不让他们染手政事。这样,就迫使出身科举的总理衙门章京亲自办稿,外交事务由此避免像六部那样操诸书吏之手的命运。而科举出身的章京得以借此历练,从修撰档案、收发文书开始做起,之后分股办事,起草各式外交文书,经过数年的历练,交涉经验逐渐从无到有,积少成多,能成为一方面外交问题的专家。他们中间,产生出一批视野开阔、熟悉成例、办事明练的外交人员。

总理衙门三大臣成林〔章京升〕、宝鋆、文祥

总理衙门章京日常分班办公名单

总理衙门总办章京致驻外公使函件

“歪打正着”:丞参制度与职业化

1901年,清朝将总理衙门改组为外务部。废除原来总理衙门的兼差制度:外务部设立专职尚书、侍郎;总理衙门章京开去在六部的本职,专任外务部司官。由于历史传承,外务部由司官直接办事,而将书吏排除在外,避免了书吏操持政务这一清代传统弊政。

清例,六部堂官(部长),尚书、侍郎分别为从一品、正二品;而堂官之下的司官,最高为郎中,正五品,中间有较大的鸿沟。司官位至郎中之后,大致有三种上升途径:外放知府、道员;保送京堂;考选御史。这三种途径皆须司员离开原有机构,故而无法长久任职,无法积累和传承专门的行政经验。

外务部成立后,总理衙门章京改为专职的外务部司官;另外,为了安置总办章京,设立左右丞、左右参议职位。左右丞各一,正三品;左右参议各一,正四品,充原总办章京职掌,这样,就突破了传统的六部体制,外务部郎中无须像六部郎中那样,在职务上升时无须离开本部。一位优秀外交官员可循外务部主事(正六品)、员外郎(从五品)、郎中(正五品)、参议(正四品)、丞(正三品)、侍郎(正二品)、尚书(从一品)的阶梯晋升,从制度上保证了外交官职业化的可能。

1901年,光绪帝明发上谕,改组总理衙门为外务部,并任命外务部主要官员

外务部丞参与司官办理外交文书

驻外使馆的选任制度

近代外交系统的另一端是驻外使馆。晚清驻外公使的派遣与使馆建立,有着内外两层促动因素。在19世纪中期,因国内人口过剩及全球劳工市场短缺,大量华人漂洋过海,外出谋生,备受欺凌。在外国领事与公使的提示和建议之下,清朝逐渐意识到保护侨民的必要性;同时,东邻日本的迅速崛起与蛮横挑衅,极大威胁着国家安全,在屡经讨论之后,清朝向海外派出常驻使团,试图通过这种西式的外交模式因应上述问题。然总理衙门并未储备相应的外交专才,加之清流横议,遣使一事阻力尚存,于是总理衙门采用了以南北洋大臣为主的督抚保举、总理衙门推荐的公使选任方式。一大批对外部事务有所留心的官员,或在洋务上有一技之长的督抚幕僚、部属、同乡被保举为驻外公使,经军机处、总理衙门斟酌推荐后成功上任。

晚清驻外公使的选任有其机制与程序。第一步先由官员保举使才,京中、外省高级官员多依派系来源并考虑洋务能力来保举使才,为公使选任提供可供采择的合理范围。而后再经军机处与总理衙门的肯定,确认建议人选,形成“使才记名清单”。每逢有驻外公使三年差满回国,由军机处呈递“记名清单”,交皇帝从中圈选钦定。

公使之下的参赞、随员、翻译官等,则由公使自行遴选。驻外使团以三年为期,期满回国,可获得保奖,便利获奖者仕途的升迁。所以,多有凭借私人关系进入使团者,他们多半出身杂途,与总理衙门章京出身于科举正途形成鲜明对照。

选任公使的依据——使才记名清单

外交人员:从两分到合流

总理衙门大臣与章京,是传统士大夫的一部分;而驻外公使及驻外使团成员,在资格上并未严格限制,驻外使团遂成为公使私人属性较强的幕僚团队。由于有劳绩保奖带来的升迁好处,一些杂途人员或借助与公使的特殊关系,或经由朝中大员的请托而进入驻外使团。他们被任命为驻外参赞、随员,襄助公使办理日常事务;或被任命为领事官,独立负责保护一方华侨。他们成长于国内环境,多不通外语(驻外翻译官除外),也未经历过职业训练,并无专业能力可言;又因远离国内,义理名教、清流言论对他们而言,少有约束作用。由此而形成了晚清外交人员的两分:一类是总理衙门章京与大臣,大致源出科举正途;另一类是驻外公使及其下属,他们经由大员保举、请托等方式得以上任。

1901年外务部成立后,着意糅合以上两类群体,使得外交官可得以内外互用:外务部丞、参可以出任驻外公使;外务部司官可外任驻外参赞、领事、随员,这样,经过多年的持续推动,就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职业外交官培养系统。

外务部在选人用人方面,先是沿用总理衙门章京考试的老办法。到1906年后,改用奏调。从此,进入外务部的新人,在结构上发生重大变化,他们不再是科举正途出身,而更多是从驻外群体、外语人才中调用。在专业化方面,外务部逐渐意识到对官员进行职业培训的必要。1906年,外务部候补员外郎张元济在部内高层支持下,起草改革方案,成立外交官调用、培训及储备的机构——储才馆,作为合理选官的制度保障,奏调“娴习各国语言文字,或研究中外政法条约”的中级官员入馆学习,其中,“应先就兼习各国语言文字、曾经出洋或曾在各省办理洋务者,择尤调取”,官员经初选调部,须进馆学习,期满后,根据成绩和表现决定是否留部。

张元济(前总理衙门章京,外务部候补员外郎,参与1906年外务部改革)

继承与开新:从晚清到民国

晚清最后十余年,建立起一个大体完善的职业外交官的培养制度,外交官不再附庸于科举制度,也独立于清末改革后较为混乱的文官制度。一批通晓外语或经验丰富的外交官,获得体制内赋予的名分与级别,在本领域成长进步,并依据独立的人事系统,在国内外外交机构任职,依据成绩与表现,依次上升。在旧有条件的培养以及新制度的促成之下,一批出色有为的外交官迅速成长起来。这些人历经清末民初的更迭,被新成立的民国政府留用,成为外交界倚赖的台柱。旧的外交制度及其改革后的新制度,并未能将多数人培养成优秀的外交官;然少数的成功者,依据其良好的业务能力,却有可能引领此后中国外交的改革与发展,将其在清末所见所得的经验与教训,化作导引中国外交的智慧。国体革命之下的制度延续,也由此显示出合理性与必要性。

1912年,南北和议告成,清帝逊位。统一后的中华民国政府接收了前清外务部,却沿用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之名,重新聘用外务部官员,调整外务部的内部结构。名曰新造,实为继承。晚清建立的职业外交官体制,得以继承和完善;在这一体制下成长的职业外交官,亦由此成为民初外交的主角。

汪大燮(历任总理衙门章京、外务部参议、驻英国公使、外务部侍郎、驻日本公使,中华民国教育总长、外交总长、国务总理)

陆徵祥(上海广方言馆学生,历任驻俄使馆翻译官、参赞、驻荷兰公使,中华民国外交总长等职,率中国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

 

本文摘录自《中国近代外交官群体的形成(1861——1911)》一书,三联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

[责任编辑:丁梦钰 PN031]

责任编辑:丁梦钰 PN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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