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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人文学没落是不争的事实 学者不该成深宫怨妇


来源:凤凰国学

12月16日上午,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成立大会上,著名人文学者、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陈平原先生受聘为高级研究员。他指出,人文学在当下的没落是不争的事实,人文学者不应该成为“深宫怨妇”,不能被“造大船”的风气所裹挟,要学会大声地、准确地、雅致地发声。

 

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陈平原先生受聘为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12月16日上午,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举行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成立大会上,著名人文学者、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陈平原先生受聘为该高研院的高级研究员。虽然是抱病出席活动,但陈平原教授的致辞保持着一如既往的犀利。他指出,人文学在当下的没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人文学者在整个社会的声音还很小。人文学者不应该成为“深宫怨妇”,应该学会大声地、准确地、雅致地发声。艺术与人文高研院礼聘的16位高级研究员,院长刘梦溪先生认为都是个性鲜明、“极特殊之人”,陈平原则用“歪瓜裂枣”一词自嘲,认为人文学者不能被“造大船”的风气所裹挟,人文学也不应该随大流往智库的方向走。

以下是讲话实录:

刘梦溪先生打电话告诉我要成立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因为去年我不断地谈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人文学的没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你不承认不行。比起八十年代,比起五十年代,比起十九世纪,今天人文学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是逐渐被边缘化。比起科技的突飞猛进,甚至社会科学的发展,都比人文学要强得多。今天在大学里面教书的也能感觉到这一点,八十年代招生,中文系招的可以说是文科里面最好的学生。今天北大还好,但我知道好多大学其实是有第二次录取,因为他们考上这个大学,不见得会愿意来念文史哲。所以大学里面文史哲的没落,你可以理解到它在整个社会中的位置。

之所以不断地有谈人文精神、人文学、思想复归等等,其实都是问题重重,才需要有这么多人来谈。去年我说了一句话,人文学者本来就比较内敛,一般不太愿意吹牛,或者好的人文学者大多是这个样子的。而比起社会科学家的侃侃而谈,比起自然科学家的霸道、经济学家的蛮横,你会觉得人文学者在整个社会中的声音很小。所以我去年说了一句话,就是人文学者应该学会大声地、准确地、雅致地说出人文学的好处。为什么需要人文学?人文学者自己都说不清楚,你还埋怨别人?所以人文学者不应该成为深宫怨妇,我们应该站出来说人文学是做什么的,我们为什么对这个社会有贡献,我们对人类的未来到底能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因此,对于那些能够挺身而出做这些事情的人,我都表示景仰,表示支持。所以,当时刘先生话还没说完我就答应了,这是第一。

第二,我看了刘先生发来的高级研究员的名单,我一看就觉得可以接受。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有好多“歪瓜裂枣”。为什么这么说?用他的话说,就是性格上有特别之处的人物,而这些人是没办法组成一个团队的。我特别担心的是参加到一个团队里面,被“造大船”这样的风气所裹挟,你当船头,他当船尾,他当桅杆,然后我们合起来撑起一个重大课题,然后成为国家的智库。我特别不喜欢人文学也往智库这个方向走,其实人文学者他们的才华主要不在一时一地,他们的能力也不在这个地方。奥运会来了,我们成立一个奥运会研究中心;“一带一路”来了,我们成立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一旦这类的机构充斥在大学里面,拉了很多“金柜”,我不知道能做多少事情。我甚至说,社会科学相对来说能承担智库的一些责任,人文学基本上不是做智库的。而且我们说出来的那些话,其实领导是不知道的,所以基本上没有用处。所以我一看这个名单(高研院高级研究院名单),每个人都跟每个人不一样,这些人都是有性格的,这些人合在一起,刘先生要是想让我们去申请一个什么国家重大项目,那是做不到的,我们是不参加这种活动的。所以说,把这些“歪瓜裂枣”,或者说不太主流的、一肚子不合时宜的人文学者合在一起,我们来对话,我们来思考,我们来表达,我们来做出我们对当下的社会的贡献,这是我想我可以接受,而且也愿意接受的。

第三,艺术研究院的领导也说了,艺术研究院是在艺术方面有很大的造诣,但是人文学方面不是他们的长项。而这一点在综合大学里面恰好相反。我们有很强的人文社会科学的院系,反而大学里面艺术、新闻这些都是很弱的学科。其实把艺术和人文放在一起,尤其是在教育部的学科群里面,每回文学、语言、新闻和艺术是在一起的,那个群里面也发现一点,艺术非常的边缘。在大学里面,在大的学科体系里面很边缘。所以这个场合恰好可以让人文学者更多地理解一下艺术、以及艺术史、艺术研究这些学者们的工作。所以艺术研究院和综合大学来做这个(艺术与人文研究)还是挺好的。

最后我想说一个我很佩服刘先生的事情:他经常是“无中生有”。九十年代他办《中国文化》的时候,正是我和汪晖、王守常办《学人》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同时起步。我很佩服他“无中生有”,就是他能不断地变出一些东西来,而这些变化恰好跟我的思路不一样。我觉得我们做不成,因为当初我特别信任或者说特别相信章太炎的思路:学在民间。所以我们希望在民间坚持学术,基本上不跟“官府”打交道。九十年代我们基本上走的是这条路,因为那时候国家穷,没有什么钱来资助学术。新时代以后,国家越来越富,体制越来越坚强,制度规定越来越严密,成果也越来越多。这个时候就发现一个问题,早年刘先生告诉我说,不能够这样老想着在体制外运作,长期在体制外运作是没办法坚持下去的。日后证明他的判断是对的。像我这样的一批学者们,进入新世纪以后,各自在发展过程中会受到很多限制。刘先生在艺术研究院这棵大树下,又很好地吸纳了民间的力量。《中国文化》杂志的编印,像九十年代就同时在几个地方印,这都不是一般的机构能够做到的。然后到新世纪我们知道他“变”出了中国文化研究所,现在又“变”出了一个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都是在政府或者体制的里面和民间达成某种合作,而这种能力是一般人做不到的。有的人能做民间的,有的人能做“官府”的或者体制的,而像刘先生这样把一些民间的力量、民间的学术,包括资源和艺术研究院的支持这种体制的力量结合在一起,来做这种学术试验,在当下的中国是很少见的,所以我表示佩服。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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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柳理 PN030]

责任编辑:柳理 PN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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