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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典:时代重心发生转移 人文研究的春天即将到来


来源:凤凰国学

12月16日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成立大会上,王学典教授在发言时表示,近百多年来中国曾经把精英、士绅、读书人底层化、草根化、乃至痞子化,而传统文化复兴的要义,是从本质上要把国民重新贵族化、君子化、文明化。随着时代重心的转移,人文研究的春天即将到来。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文史哲》主编王学典教授受聘为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12月16日上午,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成立大会上,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院长、《文史哲》主编王学典教授受聘为该高研院的高级研究员。他在发言时表示,对人文研究的前景抱持乐观态度,认为新旧时代之间的差异将主要体现在人文追求与人文含量上。近一百多年来中国曾经把精英、士绅、读书人底层化、草根化、乃至痞子化,而传统文化复兴的要义,是从本质上要把国民重新贵族化、君子化、文明化。随着时代重心的转移,人文研究的春天即将到来。

以下为发言实录:

刚才陈平原先生谈了谈他自己对人文整个现状的看法,我可能要发表一点不同的看法。

我个人认为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的成立恰逢其时。就像刘梦溪先生八十年代末期创办《中国文化》而获得巨大成果一样,我感觉同样是恰逢其时。《中国文化》的成功,反映了刘先生对时代、对文化变迁、精神变迁、学术气候变迁的一个异常准确的判断和把握。在《中国文化》、包括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基础之上,创办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我感觉刘先生的判断也同样会异常准确,这个研究院肯定会有光明的前途。我个人有一个判断,认为人文研究的春天已经到来,或者是即将到来。这是艺术与人文研究院将来可能获得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大家知道,将近40年前,1978年3月18号到31号,中国开了一个著名的大会:全国科学大会。在科学大会的闭幕式上,郭沫若先生(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有了一个书面讲话,题目是科学的春天。然后人民日报4月1号全文发表了郭先生的演讲。所以郭先生这个演讲之后,可以说在整个中国激起了一个学科学的热潮。当时流行一句话,叫“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个人感觉,科学毫无疑问和技术发展有关,和现代化有关,和近代化的事业有关,和“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个近代中国所面临的重大历史任务有关。科学也实现了这一点。经过四十年的高度发展,我有一个判断,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历史性任务在中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中国已经进入发展的快车道。

另外,大家都看到了,近40年的发展也导致了另一个大的结局,整个中国已经实现了温饱的转型。中国已经脱贫了,实现温饱了。所以我个人认为,我们即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古人有句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过40年的发展,“仓廪实”、“衣食足”的任务已经完成,当然中国还面临很多问题,但接下来要做的问题是要“知礼节”和“知荣辱”。无论是“知礼节”还是“知荣辱”,它所关乎的是价值观的重建,而价值观的基础就是人文。所以人文研究我和陈平原先生的判断有差异,主要是奠基在中国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最近一段时间大家都在学习十九大报告,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叫“新时代”。新旧时代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哪里?我个人认为,新旧时代之间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人文追求、人文含量的高低这个差异上。十九大报告发表之后,我们看到经济学家在做解释,政治学家在做解释,社会学家在做解释,而唯有人文学者解释不够。换句话说,十九大报告当中所包含的对人文的含量我们解释不够。进入新时代,那旧时代是什么?刚才有人谈到这个问题,认为旧时代是以财富为中心、以经济为中心,我感觉非常正确。而即将进入的这个新时代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以人文追求、人文含量的增加为特征的。

我有一点想法在此跟大家分享下,我认为,从中国共产党重心转移的角度,也能看出正在进入一个所谓的“新时代”。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是以暴力革命为纲、以夺取政权为重心。从1949年到1979年文革结束,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巩固政权为重心。这个我们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而在所谓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我们或者忽略了经济,或者把经济放在次要的位置上,而意识形态的追求成为最高的价值,革命成为目的。所以1979年之后,导致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仍然处在贫困时代,在经济上、在富裕程度上,我们仍然没能在经济生活上得到翻身。就是在这个背景下,邓小平开始了他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按照我的概括,是以经济建设为纲,以图富强为重心。中国的崛起大家有目共睹,当然中国还面临很多问题,那是另外的问题。在这个背景之下,在图富强的过程之中,我们所采用的发展模式存在着巨大的弊端。这个大的弊端在我看来,就是不加约束的功利主义,只问结果不问手段的实用主义,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这都导致发展过程中面临一系列问题。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崛起和发展了,但是中国人的精神水准和文明水准在下降,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一系列问题。我们为了吃饱放弃了信仰,为了成功放弃了底线,为了现实放弃了未来,导致出现一系列的问题。正是在这个特殊的时刻,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始了新的时代(重心)的转移。我个人感觉,这个时代(重心)的转移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纠偏性质。所以在我个人看来,习近平新时代最本质的一个含义,是这个时代的一个中心任务,是以文明复兴为纲,以信仰重建、精神重建、道德重建、伦理重建、规则重建为重心,而所有这些问题的一个基础就是人文精神、人文主义。

我个人感觉十八大、十九大之后,强调传统文化、强调儒学、强调中华文化复兴,一个很重要的针对性,就是我们社会发展议程出现了重大问题,精神文明的建设、人文精神的重建提上了日程。这是官方对于社会发展议程发生变化的一个回应。而民间的回应大家有目共睹,二十多年来,儒学的复兴,传统文化的复兴一直在民间蔓延。这就生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官方和民间同时瞩目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瞩目于中国的儒学?我个人感觉,儒学的本质是一种人文主义,是一种人本主义。所以儒学复兴就是要告别在一段时间之内占主流地位的物质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功利主义,它要告别这种状况。所以儒家的文化是一种精英文化,是一种贵族文化。人文主义的复兴,它的本质上是要再造或者说塑造有品格、有精神、有操守的这种人本性,重新恢复把国民君子化、贵族化、精英化。

我有一个观察,这个观察可能不太正确。就是近二百年来中国和西方走的是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西方是把平民、把草根、把下层民众精英化、贵族化,而中国近一百多年来走的道路恰好相反,就是把精英、士绅、读书人底层化、草根化、乃至痞子化。所以说传统文化复兴的要义,儒学复兴的要义,就是从本质上要把国民重新贵族化,重新君子化,重新文明化。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认为下一步人文的复兴、人文研究的高潮一定会到来,这一点我与陈(平原)先生估计有差异。

我个人之所以对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的成立抱有信心,对它的发展前景抱有乐观的态度,是因为它和中国发展的大趋势、中国的时代发生变化、社会议程发生大调整这样一个大背景相适应。

最后预祝艺术与人文高等研究院在刘先生的主持下、在各位先生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取得辉煌的成绩,为中国的人文复兴贡献自己卓绝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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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柳理 PN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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