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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鹏程:为何独此“红观音”被称为大悲胜海观音?


来源:凤凰网综合

藏传佛教的红观音名号为「大悲胜海」,意即观音的慈悲愿力,如殊胜不可思议的大海一般无量无边。其形像为一面二臂,站立,左手持莲花,右手作与愿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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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音信仰文化,非常复杂。其中有十一面观音、千手千眼观音、马头观音等,也有一种红面观音。

有些红观音就跟白衣大士一样,只是指穿红衣服的观音而已,并无太复杂的宗教意义,如广东地区流行的红观音即是。但一般说来,红面观音与藏传佛教的观音或红度母有极密切的关系。

一、藏传佛教的红观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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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的红观音名号为「大悲胜海」,意即观音的慈悲愿力,如殊胜不可思议的大海一般无量无边。其形像为一面二臂,站立,左手持莲花,右手作与愿印。

此外,藏密有绿度母、白度母、红度母等等二十一尊度母的修行法门。要财得子、增福延寿,乃至悟道成佛,都有对机之法可供修习。这二十一尊度母皆非女相。其中红度母就叫红观音,白度母是白观音,绿度母是绿观音,名目不一,都是观世音的化身。

红观音之所以是红色,是因他是诸佛至语之化身。身色红光照耀,摄世间自在;双眼炯炯,悲光视一切众生;口出咒声,表说法偏三千;鼻出智慧,表消散诸烦恼;双耳表方便,智慧作调伏;本原二元,表法界与般若智合而无二;身六宝饰庄严,表具六度波罗密。

信仰者又谓:红观音佛父佛母是极为特殊的观音法门、是无上瑜伽的法门、是一切法的总集,也是不共的大法。能见到此法,即会有大乐、智慧、光明、精华,亦即遇见此法即会解脱,听见即会解脱,接受此法灌顶可以往生极乐世界。修持此法,此世即可得到佛果。 这是大解脱的特殊法门,能接受此法灌顶,业障及因果病会迅速消除,修行会顺利,会出现大菩提心、慈悲心,天神及护法神会大力护持,可利益到许多众生,更可得到观音菩萨之大加持,最终可往生极乐世界,成就佛果等等。总之是极好的。

红观音咒,在藏传地区也非常普遍。是在六字大明咒之前,加上om ah hum(唵哑吽)及hrih(哩纥哩)。om ah hum(唵哑吽)一般通称为三字明,在藏密或唐密中常见此咒。hrih(口纥哩)是观音的种子字,义即用此一字可代表观世音菩萨,如西方人用T代表Tony一样。藏传常将此字念成shi。换言之,就是:三字明+观音种子字+六字大明咒=红观音咒(大约音如:唵、阿、红、喝立喝、唵、妈你、趴的妹、红)。

此咒在藏传佛教中,不只常口诵,在唐卡的背面,也常会以此三字分别安于头顶、口、心等三部位,代表身、口、意三密。《佛光大辞典》说:在密乘修行法中,此三字是极为神圣的字音,若行者能随呼吸不断念诵,及至不念自念、念不念了无差别,毫不间断,就能与本尊合一,契入理体法性。

日本密教也常用此咒,并常被当做问候语。很多密教道场,员工拿起电话来,回答的第一句话就是om ah hum(唵哑吽),就像汉传佛教的问候语「阿弥陀佛」一样。

汉传无此咒,但《密教大辞典》中,列有红莲观音的真言,来源于《千光眼观自在菩萨祕密法经》(唐·三昧苏嚩罗译),即:唵嚩日罗二合达磨一矩索萨婆鉢纳么红莲萨嚩提婆嗢蘖多生一切天娑嚩二合贺。另《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其所列的红莲华手真言则是:唵引商揭二合萨嚩二合贺。

二、藏密观音信仰起于何时?

据南怀瑾、张尚德说,六字大明咒是四臂白观音的心咒,西藏还另有四臂红观音的传承。此四臂红观音法,据说是由莲花生大士传至西藏。又说西藏人持诵六字大明咒,至少比汉人早了三百多年。

这种见解是错的。

观音被尊为雪域怙主、松赞干布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念诵六字真言“嗡吗呢叭咪吽”便可得观音菩萨的救渡和庇佑等等,虽然现在几乎成为“共识”,但事实上这类说法均出现于十二世纪之后。之前的证据和相关史料十分匮乏。

而且松赞干布时期的佛教流行状况本身就是备受质疑的,敦煌发现的早期史书Old Tibetan Chronicle和old Tibetan Annals几乎对佛教毫无指涉,松赞干布与观音关系的记录当然也就从缺。有关的东西,只有十一世纪为大班智达阿底峡发掘的《松赞干布的遗训——柱间史》、年代争议较大的《拔协》,以及十一、二世纪的宁玛派伏藏《玛尼全集》。但都不能证明为观音在吐蕃时期已备受崇拜。

因此,现今大部分学者认为吐蕃时期的观音崇拜乃是后弘期宗教重构运动的一部分,实际上当时观音崇拜远不是后世文献所描述的那么普遍且重要。

早在斯坦因伯希和时代,即根据《大乘庄严法王经》译者天息灾死亡的时间,认为六字真言的出现不会早于公元1000年。拉露( Marcelle Lalou)“以她本人对敦煌藏文写本的研究为基础,肯定了伯希和的见解”,又指出“在千佛洞发现和在巴黎收藏的成千上万的藏文写本和残卷中,都没有发现有关这一咒语存在的任何一个例证。”

后来今枝由郎《敦煌藏文写本中六字真言简析》虽然认为含有六字真言的《大乘庄严法王经》在六、七世纪即有梵文本,敦煌藏文文书《调伏三毒》(ITJ420 和ITJ421—1号)中也有“类六字真言”,又在Pt.37—1号中发现了第三种六字真言。但当时的六字真言仅作“清除邪恶道路”之用,而非像后弘期的那样“每一音节是一种摆脱轮回转生和六道的职能”。另外它在敦煌文书中只是零星地出现,且与后来普遍流传的六字大明咒不同,说明了真言和观音崇拜在当时并不流行。要待到《玛尼全集》时,六字真言才成为最重要的咒语,置于全书开篇。

不过,这并不是说观音信仰是后来才流行的。依敦煌藏文文献观察,观音崇拜在9-11世纪已经流行了,只是实用性较强,是民众祈福消灾等世俗诉求的主要对象,与王室还没挂上钩。

三、藏密观音信仰是怎么来的?

以此为基点,我想继续推论的是:西藏的观音信仰主要是由汉地传播进去,或受汉传观音信仰所强化的。

密教最早传入敦煌是在西晋时期。在敦煌佛爷庙湾发掘出西晋早期白象画像砖,而且“敦煌菩萨”竺法护译出《密迹力士经》、《八阳神咒经》等多部陀罗尼密典。太康七年(286年)竺法护又将梵文《正法华经》译成汉文。

唐写本佛说八阳神咒经

此后,自十六国北凉至于初唐,敦煌杂密信仰相当流行。七佛信仰、药师佛信仰、十一面观音信仰、神僧信仰以及以毗沙门天王为代表的天龙八部护法神信仰在敦煌石窟中均有深刻的痕迹。《开元释教录》(730年)中收录了39部观音密教经典,而据牧田谛亮考证,开元26年唐玄宗颁赐沙洲的一部大藏经就是以此为目录编成的。

所以在吐蕃占领之前,敦煌汉密观音已经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并且受到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崇拜。

从前有些研究,强调敦煌的密教主要是受了吐蕃的影响。如日本田中公明认为“吐蕃松赞干布尊奉十一面观音与敦煌出现十一面观音图像几乎是在同一个时期。吐蕃占领敦煌以后,将吐蕃流行的十一面观音信仰引入敦煌壁画,从而丰富了十一面观音像的表现形式,一些吐蕃密教的内容也留在这一时期的十一面观音图像中”。

然而,这类论者都忽略了观音信仰在南北朝时期早已流行于中土,密教之传入中原也比吐蕃早得多,包括十一面观音在内的密教观音,在初唐已经屡见不鲜。而吐蕃占领时期的敦煌观音造像,大部分还是在继承汉密观音传统的基础上再予改造的。

因此敦煌的密教观音造像非但不是由吐蕃传来,反而更可能是由汉地所传。传来后,又渐影响到后期西藏观音信仰;并在以敦煌为中心宣教动力下,藏密观音崇拜逐渐转向宗教内部,并为政权所用,替后来卫藏佛教复兴后的观音崇拜奠定了基础。

当时敦煌是我国西北宗教中心和交汇地,汉密自晋朝就已存在,并占绝对主流的地位,所以会有这种情况。刘真《吐蕃占领时期敦煌观音信仰研究》采用文本与图像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也印证了这一推测,认为此期的敦煌观音经典传入并影响了吐蕃本土,促进了六字真言在藏区的流行。近期李婵娜的宏文《九至十一世纪的吐蕃观音崇拜——以敦煌藏文文献研究为中心》,对此论证尤详。

林世田《敦煌密教文献集成》则指出:“数量较多的写经是与观世音信仰有关的千手千眼观音、如意轮观音、十一面观音、不空羂所观音的经咒,表明盛唐及中晚唐时期观世音信仰在敦煌地区非常盛行”。显示在敦煌汉人中,观音崇拜是实现世俗诉求的最流行方式。

但藏文观音经书相对较少,《妙法莲华经·观音品》仅存区区几页,而汉文《妙法莲华经》据方广锠先生统计却多达7800条,位列敦煌汉文群经之首,《观音经》和其注疏的数量也极为可观(见方广锠《敦煌遗书中的<妙法莲华经>及有关文献》)。显然汉人观音崇拜的热情和程度要高于藏人。

在这种情况下,藏人的观音信仰颇受汉人感染,甚至直接以其经典为汉语教材。敦煌就发现有汉文《妙法莲华经·普门品》的藏文注音PT1239和对音本PT1262。PT1239为卷轴装,27 x141(cm),正面《大般若波罗蜜经》,背面六行藏文。这两个文本都是为当时藏人学习汉语而做的,侧面反映了汉文《观音普门品》的流行。同时,以此为汉语教材,也说明观音是藏人所接受的汉人信仰之一。

另外,在敦煌汉文密教观音文书中,我还注意到有《观世音及世尊符印十二通及神咒》、《观世音菩萨如意轮陀罗尼、真檀摩尼判行法咒、观世音掷鬼法印第二、梢印法第四、降魔法印第五》、《观世音菩萨符印一卷》之类。用符用印,都显然是受汉人道教传统影响而然的。

其中,题《观世音菩萨符咒一卷》的S2498号,子目有19种经咒。先请各方神灵拥护,并云正月一日清晨焚香朝东方拜佛礼佛诵咒,可得神验。随后图符印有洗眼符、难产符、金刚童子随心印、都护身命益算符、观音菩萨印、玉女奉佛印等。符印后注用法,如以观世音菩萨印印身可使万遍病随消散,印后启请文请观音菩萨化作大头金刚,摧伏鬼病。还有观音菩萨随心符、禁刀咒、观世音菩萨坛法、观世音应现身与愿陀罗尼及大悲坛别行法等。后两种坛法还画出草图。

P2620卷亦题《观世音菩萨符印一卷》,符印更多。前亦请诸方神灵,接有“观世音菩萨如意轮陀罗尼并别行法……如意轮王摩尼宝袄陀别行法印通”,“尔时观世音菩萨承如来神力即前而说印曰”内容。卷中画十二种符印,皆有详注。后又标写出多种印。

P3874号题《观世音及世尊符印十二通及神咒》。卷前残,其内画出诸多符印,每印旁写出用桃木或檀木或菩提木等,其下有详注,现存约有十二通符印,但卷中还有不少残空。诸印下皆云“世尊”或“观世音”如何如何。如现存第后第十印文中可见“释迦牟、阿弥陀”字样,下注有“尔时观世音菩萨甚大欢喜……”,后面亦讲“观世音菩萨心印”等。

此外,特殊的护身符P3835背面,《佛说大轮金刚总持陀罗尼法》记有多种符印。“波头摩印”威力无比,其印图中正有观世音字样。其如意轮印也即“观世音如意印。”

总之,此数种《观世音菩萨符印卷》格式略同,都是先请诸神灵,续录符印,并加注说明,后面还有坛法。

观音经卷中还有疗病方。一为P2637《观音菩萨最胜妙香丸法》,此卷还有涌泉、吃草、出毒虫等药方。S6978号题《观世音菩萨治头痛咒》,是梵文咒语,还有一种《观世音菩萨行道求愿咒》。这些符印、药方与道教的关系是不言而喻的。印,多非手印,而是属于道教文字崇拜的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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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观音信仰在藏区的王权化与国族化

也就是说,吐蕃虽已有观音信仰,但是在敦煌地区才逐渐发展扩大了,并渐影响于全藏。扩大之机,则与藏族的民族认同之形成有关。

因为西藏地区虽然早有历史、有人类活动、有象雄王国等,但后来成为藏王的,却非本土人士。南北朝时期,鲜卑族秃发氏樊尼才率众入藏,成为西藏赞普(btsan-po)王朝的第一位藏王。其后,樊尼与其所率部众跟当地民族再一次融合,始形成今日藏族。《旧唐书·吐蕃传》记:

吐蕃,......或云南凉秃发利鹿孤之后也。利鹿孤有子曰樊尼。及利鹿孤卒,樊尼尚幼, 弟傉檀嗣位,以樊尼为安西将军。后魏神瑞元年,傉檀为西秦乞佛炽盘所灭,樊尼招集余众以投沮渠蒙逊,蒙逊以为临松太孚。及蒙逊灭,樊尼乃率众西奔,济黄河,逾积石, 于羌中建国,开地千里。樊尼威惠夙着,为群羌所怀,皆抚以恩信,归之如市。......以秃发为国号,语讹谓之吐蕃。

《新唐书·吐蕃传》则说:

或曰南凉秃发利鹿孤之后,二子曰樊尼、曰傉檀。傉檀嗣,为乞佛炽盘所灭。樊尼挈残部臣沮渠蒙逊,以为临松太孚。蒙逊灭,樊尼率兵西济河,逾积石,遂抚有群羌云。

依上记述,鲜卑族拓拔氏的北魏太武帝消灭了北凉的沮渠氏(公元439 年)后,秃发樊尼率众入藏,成为藏地之王。此处也指出「吐蕃」一词是来自「秃发」的语讹。傉檀被炽盘灭时为公元414 年,此时樊尼率众投奔北凉的沮渠蒙逊,当上临松太守,应是受到重用,一直到439 年蒙逊被灭,樊尼在北凉住了25 年,而后才赴西藏。由于北凉沮渠蒙逊父子是有名的佛教推动者,所以樊尼及其部众当时难免不受佛教的熏陶。

由于樊尼率众入藏后,当地文化颇有提升,又由于他们信仰佛教,因此,藏地后代传说就变成了这样:「西藏人种为观音菩萨化出之猴与罗剎女两相交合而生出之后代。」「类父性的孩子思想敏锐,悲心广大,内心善良;类母性的孩子多是赤面,恶业深重,禀性顽强。」 「众敬王的后裔百军王的儿子,被驱逐到西藏雅陇地区,被当地十二个苯教徒看见,迎接为王,称作尼赤赞普。」(第五代达赖《西藏王臣护法记》,佛教出版社,1985年)

以上这类传说,应即是樊尼入藏为尼赤赞普后,后代神化所形成(赤是座位,赞普是王的意思)。观音菩萨化出的「猴」,象征外来文化较高的樊尼部属, 属于王族;而「罗剎女」象征当地文化较差的原有藏族百姓。

依此,本来在秦陇一带活动的部族,原先就信仰佛教,入藏以后,成为了王氏,遂自附于观音信仰以自尊隆,便不难理解了。

观音被尊为雪域怙主、松赞干布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念诵六字真言“嗡吗呢叭咪吽”便可得观音菩萨的救渡和庇佑,乃渐渐宣扬起来。西藏被说成是观音菩萨开国之处,曾经君临西藏的君主或佛教教主,便被信为观世音的化身,曾住过的拉萨宫殿,便叫做布达拉山,即普陀洛山,观音的净土。

早先,北魏魏文帝(453-465在位)在云冈开凿著名的昙曜五窟(云冈第十六窟至第二十窟)时,每一窟中都有一尊大佛。五尊佛是仿照在他之前的五位皇帝(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景穆帝、文成帝)的相貌、身形雕刻而成,象征他希望创造佛权统治。

同属鲜卑族,却与北魏有过对抗关系的秃发樊尼,对此绝不陌生。他依托当时流行于西北的观音信仰,方法正相类似。结果他本人也就成为了观音的化身。

无独有偶的例子,是云南白族在南诏与大理国时期(相当于中国的唐、宋两代),也有相同的情况。阿嵯耶(Acuoye)观音,被视为该国的创立者及皇室的守护神,因而民众同样将观音作为皇室的象征。

瘦长的阿嵯耶观音

范德康(Leonard W. van der Kuijp)“the Dalai Lamas and the Origins of Reincarnate Lamas”从另一个角度判断观音成为雪域怙主是11世纪的创造,而其与松赞干布的关系可能追溯到更早。这与噶当派宗教活动,尤其是仲敦巴('Brom ston pa Rgyal ba'i 'Byung gnas)的弟子将其作为观音的化身有很大关系。该崇拜,被阿里王室迅速接受并宣传,以使自己置于西藏佛教文化的中心。而在这个新的信仰崇拜形成的过程中,《松赞干布遗教》和《玛尼宝训》起了很大作用。

热琼巴·多杰札巴(Rechung Dorjetrak,1084-1161)则以文献Thugs rje chen po phyag rdzogs zung 'jug gi dmar khrid为例,说明当时对于观音崇拜还需要进行辩护,直到《玛尼全集》才明确化。而松赞干布与观音菩萨确切关系的记录最早也要迟至1167年,并需由《玛尼全集》进一步发展这一传说。

所以:虽然吐蕃时期已有观音信仰,但雪域怙主等崇拜却是十一、二世纪之后才产生的“后弘期教法”(bstan pa phyi dar)。同样,后弘期松赞干布才成为观音菩萨的化身。观音地位的抬升,是由当时混乱的社会政治形势所决定的,统治者必须借此稳定统治秩序。

这类研究与我的说法均不矛盾,显见观音信仰已越来越国族化、王权化。

五、早期红观音修行法门

回到红观音。

敦煌所出ITJ754/6红观音文书,很类似无上瑜伽密续,并且与敏珠林伏藏的不共大红观音(thugs rje chen po)传承仪轨近似。卷轴装,七十二行。其中说道:

圣自在观世音身体呈红色,上身着红衣,下身着遮裙(bati),(饰以)冠冕、耳饰、颈饰、璎珞、双股链、臂环、手镯,俱是黄金镶珠宝,右手施施无畏印,左手于头之正前方持光明宝灯,得“唯我”之我慢,坐于日轮莲花座上,获得我慢,又观想“hri”字,于十方放射光芒中升起诸佛之誓愿,除一切众生之障,复又汇聚。母(光?)中有一白衣天母,装束与主尊一致。观想其居于己之左边月轮内,在父母之三位中,安立于最胜之三字咒(oṃ ah huṃ)。父母无二之方便智慧大喜乐生出之菩提心,向十方放光明,升起诸佛之誓愿,除有情之障,复又汇聚。从其中于东方之辐条上生起白色金刚窈窕母,佩冠冕、耳饰、颈饰、璎珞、双股链、臂环、手镯,俱以黄金宝饰庄严,以宝饰庄严,双手握金刚拳,常置髋侧。观想其居于月坛城莲花座内;东方之金刚窈窕母,南方之金刚花母,身体呈蓝色,双手于中间持宝;于西方金刚歌母身体呈红色,双手持琵琶;于北方金刚天母舞蹈女,身体呈绿色,手呈舞姿状;于东南隅,金刚妙香天母,身体呈浅蓝色,手持香炉;于西南隅,金刚供花天母,身体呈紫色,手持鲜花;于西北方,金刚天母供光女,身体呈浅绿色,手持供灯;于东北隅,金刚妙涂天母,身体浅绿色,手持妙涂,严饰、装束及座次与窈窕母等同,观想其居于月坛城莲花座上,父母无二之喜乐之菩提心,于十方放光明,念诵“mahaṭakihuṃphaṭ”,复又汇聚。东门为忿怒明王阎罗(Yamāntaka)坏者所护,身体青色,三眼独牙,戴噶巴拉头冠,佩新鲜头颅项饰、毒蛇之项箍、臂环,旺火中央之金刚石上呈伸屈状,虎皮下衣,象皮上服,右手持金刚钩,左手铜号角; 南方忿怒尊大力明王(Mahabala)所护,身体深蓝, 右手持绢索;西方之门为忿怒尊马头明王(Hayagriva)所护,身体呈深红色,右手持链;北方之门由甘露漩明王(Amṛtakuṇḍalī)所护,身体呈青黑色,右手持剑,左手亦持,观想诸忿怒尊明王严饰、装束与宝座亦与阎魔明王同,如此于心间明净观修,在此月轮之上,置密咒之光明种子字,念诵父母之修习仪轨一千零八遍以上直至无穷,念诵供养天母与忿怒尊明王一百零八遍以上,竭尽所能,若欲以咒与手印迎请本尊,以歌舞供养,忏悔恶作,发下誓愿,祈请成道证果,本尊与越量宫变光明,收聚于身,为无分别之观修。且通过念想将字观修为本尊,以密咒与手印护身。

该文本的本尊是一面二臂红观音。据宁玛派谈锡永上师说,在教授无上瑜伽时,鉴于其甚深和秘密性,上师会只公开导引法,而后口授仪轨。或者先公开导引法,令信众修习熟练,而后教授仪轨。而该文本开头结尾十分完整,仪轨却仅记录了加行和生起本尊,没有更多的仪轨内容,故此可能为红观音仪轨导引法。

同时该文本的前半部分,应为宁玛派本尊生起教授中的不共加行。据嘉初仁波切《宁玛巴本尊生起教授——无二双运明穗要解·正行根本瑜伽修法之初分》所述,在建立坛城、生起本尊座的过程,有一个步骤就是观想三角锥形的“法源”(dharmadayo)。并在此倒置的三角法源上,“先出现一Yaṃ字,其后转为一风坛城。其中央有一十字金刚杵,四周有呈暗绿色的风烟旋绕流动。风坛城上生起一Raṃ字,后转面为红色三角火坛城,外有火焰围绕。火坛城上出生一Baṃ字,转为白色圆形水坛城,其为白光所绕。水坛城之上出现一Laṃ字,转为金黄色方形的地坛城,其为金色光明环绕。地坛城上再出生一Suṃ字……随着便是生起越量宫”。这显然与敦煌文本中的加行部分吻合。

在红观音与佛母、属于五部空行的白衣天母双运中,白衣天母居于本尊之右而非与本尊拥抱。这说明本尊本身已为智识双运,故不与佛母性交。同时该曼荼罗内有瑜伽密续十分普遍的八供养天母(东方白色金刚窈窕母、南方之蓝色金刚花母、西方红色金刚歌母、北方绿色金刚舞母、东南浅蓝金刚妙香天母、西南紫色金刚供花天母、西北方浅绿金刚天母供光女、东北浅绿金刚妙涂天母)。这些天母既是对本尊的供养,又是修法者心性所显的识境,故该修法很可能已经到达阿底瑜伽的层次。

这显示:作为修行者的密修内容,观音修法当时已然成熟,阿底峡入藏之前就已经有成熟的观音修法存在于敦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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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土观音信仰的东西分化

观音在不同文化中的象征意义颇不相同。上述藏密的情况似乎可以让我们发现观音信仰发展的东西两型分化:一种是向西北西南,与国族、与王权结合;与汉地东方偏于民众、世俗化、个体救济的形态颇不相同。

我国华北东南地区,乃至日本、韩国与越南,皆视观音为禅修者的智慧典范,同时也是特别照顾孤苦与妇女的慈悲女神。关心的是世俗人生的生老病死、生儿育女、吉凶祸福。

像日本就甚至还有“泷见观音“。说是观音像倚岩而坐、眺望飞瀑,造型优雅,犹如杨贵妃,所以又昵称为“杨贵妃观音”。京都泉涌寺及横须贺青云寺均有供奉,膜拜后可让女人愈来愈美,遇到好姻缘。

还有种“如意轮观音”,六臂像、单腿盘坐,姿态优美,是女性追求性感的表征,大阪观心寺及京都醍醐寺是朝拜胜地。

若想要让恋爱百发百中,则要拜“不空羂索观音”。羂索指的是猎捕鸟兽鱼类的绳索,女性向不空羂索观音祈求,希望她们相中的猎物也同样插翅难飞。

除此之外,日本馆林市见性寺还供奉一尊特殊的观音,是裸露下体像。馆林市当地的男人更把去看脱衣舞戏称为去见观音。

这看起来有些荒唐,但试想一下中国也有“锁骨菩萨”的故事便可了然了。锁骨菩萨人尽可夫,以济人色欲之需,而一向被视为观音化身。其实是同一个道理,讲观音总是跟穷苦卑贱的人在一起,降到社会最底层去救人度众。

但在西藏,乃至西南方向的斯里兰卡、东南亚,观音跟王室的关系却非常密切。观音主要是跟权贵在一起的。国王常被神格化,视为观音化身或后裔;观音则被塑造成具袪邪能力的宇宙性大神,而这些神又保护着王室。

例如柬埔寨真腊时期的波婆跋摩二世将观音称为“世自在”或宇宙主宰,当作是他的神,为祂造像,予以崇拜。阇耶跋摩七世又在安哥城(Angkor  Thom)中央建造巴戎寺,且定佛教为国教。巴戎寺中,耸立着刻有「神王」巨大雕像的高塔,仿世自在的模样。不仅国王本身被视为菩萨的化身,他的第一位夫人阇耶跋阇德毗王后,死后也被铸成菩萨的胁侍的雕像。

同样,十五世纪后的锡兰国王与十三至十五世纪的前伊斯兰爪哇国王,都信奉观音为护佑家国的神祇。南越南的占婆国的因陀罗普罗诸王(约875-920)也奉观音。因陀罗跋摩王二世也于公元八七五年建庙供奉观音,并以混合着他与观音名字Sri LaksmindralokeZvara为这栋建筑物命名。

敦煌地区的观音信仰,本来也属于世俗性的,后来才逐渐与吐蕃王权结合,而渐成为西藏守护者,走向王权与神权。

红观音崇拜及其修行法门,乍看之下似乎仅属于个人修行之事,但放在这个大架构中看,就绝不只是个体修行这么简单。

因为重视修行正是神秘化的一种征象,表示要通过修行,且修此法门,才能获得某种权力。在世俗化的观音信仰中,就不会重视这些修行,法门也会越来越简单。例如只要发心、只要称名、只要唤苦,观音自然就会来救你等等。甚至观音会在你有难时主动伸出援手,不论你是否信仰祂。

所以即使也念大悲咒、六字大明咒,咒语或修持的功能也不是“获得”(获得大乐、智慧、光明、精华、珠宝、富贵、神通、此世即可得到佛果等等),而是“解除”(解除一切苦厄)。

就此而言,广东厦门的红观音信仰,与西藏红观音恰为两种不同型态。

龚鹏程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现为世界汉学中心主任。擅诗文,勤著述,知行合一,道器兼备。

*原标题:龚鹏程丨红面观音

*来源:微信公众号“龚鹏程大学堂”(微信号culture_gpc)

[责任编辑:丁梦钰 PN031]

责任编辑:丁梦钰 PN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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