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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达到“最低限度”?百年前胡适梁启超的国学书目


来源:禅机

梁在开列自己的书目同时,对“胡目”还作了尖锐的批评。任公先生在《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一文中,开首就明确地说:“胡君这书目,我是不赞成的,因为他文不对题。”两位文化领军当年开列的国学书目和关于国学书目所作的讨论,对二十年代的国学推动产生的影响作用,自然可想而知。

 

国学在上个世纪20年代,可以说是一种流行。许多与国学有关的比较大的事件,都发生在20年代。章太炎的上海系列国学讲座,在1922年夏天。然而几乎与章氏上海演讲的同时,另两位当时最著名的文化闻人各自开列一份自己认可的国学书目,并因此引发一番争论,这在上世纪20年代,不能不认为也是关乎国学的一件不小的事情。

主要是两位当事人的身份影响不比寻常。一位是大名鼎鼎的胡适,一位是鼎鼎大名的梁启超。他们在1922年和1923年,分别开了两个不同的国学书目。胡适开的书目,题目是《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刊载在1922年《读书杂志》第七期上,是应清华学校胡敦元等四人的要求而开列的。所列书籍共184种,其中工具书14种,思想史92种,文学史78种。此书目刊布后,首先受到《清华周刊》的一位记者的来信置疑,认为胡适所说的国学的范围太窄,只包括思想史和文学史,而单就思想史和文学史而言,又显得太深。这封来信说:“先生现在所拟的书目,我们是无论如何读不完的。因是书目太多,时间太少。而且做学生的,如没有读过《大方广圆觉了义经》或《元曲选一百种》,当代的教育家,不见得会非难他们,以为未满足国学最低的限度。”(《胡适全集》第2卷,页125)我们今天来重新检讨胡适开的这个书目,不能不承认《清华周报》记者的置疑是有一定道理的。

可是胡适并没有被说服,他写了《答书》,重申只列思想和文学两部分,是考虑到“国学的最低限度”,拟的是一个“门径书目”,如果还要把“其余民族史、经济史”一一列出,“此时更无从下手”。他针对来书所提意见,作了反驳,他写道:

先生说,“做留学生的,如没有读过《圆觉经》或《元曲选》,当代教育家不见得非难他们。”这一层,倒有讨论的余地。正因为当代教育家不非难留学生的国学程度,所以留学生也太自菲薄,不肯多读点国学书,所以他们在国外既不能代表中国,回国后也没有多大影响。我们这个书目的意思,一部分也正是要一斑留学生或候补留学生知道《元曲选》等是应该知道的书。(《胡适全集》第2卷,页126)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无法不觉得胡适之先生有一点“强词夺理”。所以他说,如果一定要拟一个“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那么不妨在原书目上圈出一些,于是他圈出了38种,包括《书目答问》、《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哲学史大纲》、《老子》、《四书》、《墨子闲诂》、《荀子集注》、《韩非子》、《淮南鸿烈集解》、《周礼》、《论衡》、《佛遗教经》、《法华经》、《阿弥陀经》、《坛经》、《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王临川集》、《朱子年谱》、《王文成公全书》、《清代学术概论》、《章实斋年谱》、《崔东璧遗书》、《新学伪经考》、《诗集传》、《左传》、《文选》、《乐府诗集》、《全唐诗》、《宋诗钞》、《宋六十家词》、《元曲选一百种》、《宋元戏曲史》、《缀白裘》、《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另加上《九种纪事本末》。

梁启超的国学书目,是应《清华周报》记者的要求所开,题目叫《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写于1923年4月26日。他说是在独居翠微山,“行箧无书”,“竭三日之力,专凭忆想所及草斯篇”。我必须说,以我个人读饮冰主人的著作所达成的了解,他是最有能力在“行箧无书”的情况下,能够开出几百种适当书目的人。他的书目包括五大类:甲、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39种;乙、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21种(廿四史算做一种);丙、韵文书类,44种;丁、小学书及文法书类,7种;戊、随意涉览书类,30种。总共141种。不仅列出书名,每种书之后大都有导读式的说明。

例如在《论语》和《孟子》书名后写道:“《论语》《孟子》之文,并不艰深,宜专读正文,有不解处方看注释。注释之书,朱熹《四书集注》为其平生极矜慎之作,可读。但其中有堕入宋儒理障处,宜分别观之,”说来不好意思,我在读任公书目前,也是这样主张。读先秦经典,细读白文最重要。任公先生对朱熹《四书集注》的评价也极精到,一是大大好书,二是不免有时为“理”所障。又如对于《老子》,他说这是“道家最精要之书,希望学者将此区区五千言熟读成诵。注释书未有极当意者,专读白文自行寻索为妙。”诚哉斯言,自是白文细读慢悟最妙。对《周礼》,任公先生写道:“此书西汉末晚出。何时代人所撰,尚难断定。惟书中制度,当有一部分为周代之旧,其余亦战国秦汉间学者理想的产物。故总宜一读。注释书有孙诒让《周礼正义》最善。”

 

对《管子》,他概括说:“战国末年人所集著者,性质颇杂驳,然古代各家学说存其中者颇多,宜一浏览。注释书戴望《管子校正》甚好。”关于《管子》一书的来路、性质、价值及传注之优者,一一道明,虽只几句话。又如对顾炎武《日知录》和《亭林文集》,他说:“顾亭林为清学开山第一人,其精力集注于《日知录》,宜一浏览。读文集中各信札,可见其立身治学大概。”对曾国藩和胡林翼的文集,任公先生说:“信札最可读,读之见其治事条理及朋友风义。”只此一句,即给人无限回味。又如于《张太岳集》说:“江陵为明名相,其信札益人神智,文章亦美。”于《水经注》:“六朝人地理专书,但多描风景,记古迹,文辞华妙,学作小品文最适用”等等。列举书目的同时,并概述源流,撮以精要,给出阅读门径。

因此就其实用性和有效性来说,“梁目”显得道高一丈。如果我是读者,要我对“胡目”和“梁目”作出选择,我肯定投梁的票。“梁目”及其读法,即使在今天仍有参考价值。不是因为别个,主要就读中国载籍的多寡而言,胡适之先生不能不把座位让给梁任公先生。但“梁目”同样存在列目过多的问题,与“初学”所需不能吻合。所以任公先生在开毕上述书目之后,也拟了一个“真正之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计有《四书》、《易经》、《书经》、《诗经》、《礼记》、《左传》、《老子》、《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宋元明史纪事本末》、《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其他词曲集随所好选读数种。任公先生说,如果连这个“真正之最低限度”的书也没有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

大书目不必说,即以“真正之最低限度”的书目为例,胡、梁书目的不同处亦甚明显。“胡目”有佛经四种;“梁目”一种没列。“胡目”的文学部分,有《乐府诗集》、《全唐诗》、《宋诗钞》、《宋六十家词》、《元曲选一百种》;“梁目”却不具大的类书,只列《楚辞》、《文选》、《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韩昌黎集》、《柳河东集》、《白香山集》几种。“胡目”有小说四大名著;“梁目”则根本不列小说。“梁目”的子书部分,孔孟之外,老、墨、庄、荀、韩均有,“胡目”则没有墨子。“梁目”有前四史,“胡目”一史也无。“梁目”全列诗、书、礼、易、春秋(左氏传)“五经”;“胡目”只列诗、礼、左传,而缺易经和书经。照说开列国学书目,“五经”、“四书”、诸子、前四史,无论如何不能或缺,但“胡目”缺失得令人诧异,竟然乙部之书,一部全无。至于集部之书,当然是“梁目”的举要的办法更好些,对于初步接触国学者,李、杜、韩、柳、白诸家,远比笼统的《全唐诗》、《宋诗钞》、《宋六十家词》来得真切便利。尤其将《水浒》、《西游》、《儒林外史》、《红楼梦》列为国学书,更属拟于不伦。

我们今天感到有趣的是,梁在开列自己的书目同时,对“胡目”还作了尖锐的批评。任公先生在《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一文中,开首就明确地说:“胡君这书目,我是不赞成的,因为他文不对题。”所以然者,是因为胡适本来的目的,“并不为国学有根底的人设想,只为普通青年人想得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的人设想”,但他却开了那样一大堆一般青年人无法卒读的书。而如果是为国学研究者开的书目,则又嫌不够专门。所以梁任公责备胡适“把应该读书和应备书混为一谈”了。对“胡目”的不著史书,却列出许多小说家言,梁启超尤致不满,他质问说:

胡君为什么把史部书一概屏绝?一张书目名字叫做“国学最低限度“,里头有什么《三侠五义》、《九命奇冤》,却没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岂非笑话?若说《史》、《汉》、《通鉴》是要“为国学有根底的人设想”才列举,恐无此理。若说不读《三侠五义》、《九命奇冤》便够不上国学最低限度,不瞒胡君说,区区小子便是没有读过这两部书的人。我虽自知学问浅陋,说我连国学最低限度都没有,我却不服。(《胡适全集》第2卷,页152)

任公先生上述这些辩难,平心而论胡适是无法反驳的。“胡目”中还有《正谊堂全书》六百七十余卷,以及戏曲《缀白裘》和小说《儿女英雄传》,于是一并成为任公先生批评的把柄:“《尚书》、《史记》、《汉书》、《资治通鉴》为国学最低限度不必要之书,《正谊堂全书》、《缀白裘》、《儿女英雄传》反是必要之书,真不能不算石破天惊的怪论。”文章最后梁启超总结道:“总而言之,胡君这篇书目,从一方面看,嫌他挂漏太多;从别方面看,嫌他博而寡要,我以为是不合用的。”等于否定了“胡目”。

但胡适之先生的学者风度却是了不起,虽为梁启超所痛驳,却在1924年11月出版的《胡适文存》二集里,全文附录了“梁目”和梁的批评。这种风度今天已经不容易看到了。两位文化领军当年开列的国学书目和关于国学书目所作的讨论,对二十年代的国学推动产生的影响作用,自然可想而知。雖然,对“梁目”也不是全都赞成,一位叫徐剑缘的就以《评胡梁二先生所拟国学书目》为题,在批评“胡目”的同时,也批评了梁目”。另外还有陈钟凡也开了一个《治国学书目》,以及李笠的《国学用书撰要》,影响益发扩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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