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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谢和耐:“中国不是一个易被征服的国家”


来源:凤凰网综合

据法兰西学院文学院官方网站消息,法国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于2018年3月3日在布列塔尼的瓦纳(Vannes)去世。谢和耐(1921—2018)是法国著名的汉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法兰西学院名誉教授。

据法兰西学院文学院官方网站消息,法国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于2018年3月3日在布列塔尼的瓦纳(Vannes)去世。谢和耐(1921—2018)是法国著名的汉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法兰西学院名誉教授。

谢和耐(Jacques Gemet)于1921年12月诞生于当时的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青少年时代在阿尔及尔接受正规教育。1941年反法西斯战争开始,投笔从戎,1945年回巴黎,入巴黎国立东方现代语言学院学习汉语;1948年毕业于法国高等实验学院。1949-1950年间为法兰西远东学院的成员,1951年进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在1955-1976年间,曾先后任高等实验学院的研究导师、巴黎大学文学院教授、巴黎七大教授,1975年起任法兰西学院教授,主持“中国社会和文化史”讲座;1976年出任享有盛名的汉学刊物《通报》法方主编;1979年以唯一一名汉学家身份选入法兰西学院院士。

小编在网上搜罗了许久,极少发现关于谢和耐的访谈和介绍。选摘了钱林森先生早年对谢和耐的一篇采访,以此为念。

-------以下为正文-----

传教士初来中国时,他们深信自己掌握着真理,天主教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各地理应战胜一切困难。

他们是怀着典型的西方人固有想法和他们对中国现实既定框架来中国的:有极力与他们和天主争斗的魔鬼撒旦,就应有驱魔的人;是天主使人们皈依,在他们和他们受洗的朋友中也理应有殉道者,因为真正的宗教往往是人们恶意攻击的目标。

而殉道者证实了基督宗教的真理(总的说来,这是一套不太中国化的思想)。在头脑里有这样一套想法对于理解他们用以阐释中国人的反应的策略和方法是很重要的,因为中国人完全属于另一种文化,他们没有绝对的信仰,更没有不可触犯的信条。传教士、尤其基督徒之所以表现得那么迎合并随机应变(尽管他们不会因自己为了毁坏中国的寺庙和佛像而如此表现感到局促不安),是因为情况不同于在美洲、印度、菲律宾等地,他们本身在中国并没有实力。日本和中国远远不同于美洲海岸国家。您应该读读那些讲述西班牙人如何在美洲定居下来的著作。17世纪的中国人对此有一定印象。

今天的中国人似乎已经忘记了。他们似乎也忘记了那些在欧洲、印度果阿、菲律宾等地所惯常实施的信德行为,似乎忘记了那些可怕的宗教仪式,异教徒、同性恋者和犹太教徒。以及一些看上去仍在秘密进行其从前的宗教仪式的皈依教徒被活活烧死?

基督徒是想使皇帝改变宗教信仰(他们认为这样做才是坚决彻底的),为了达到目的,首先就要赢得统治阶级和文人阶层的同情。因此应该随机应变、耍点手腕、混入其中,而这样就不会被他们视作狡诈无礼,既然这一切在他们看来都为着中国人的利益和上帝最无上的荣耀。

他们要让整个中国都信仰他们的宗教,野心勃勃,致使他们不择手段,因而就会根据不同的阶层使用不同的手段。

利马窦著名的“适应说”就在于此。但是他的一些同党却倾向采取严厉手段,短时间内达成其目的。中国礼仪之争由此产生(想知道到底该不该允许中国人膜拜他们的死者和孔子,以及人们能否把上帝和《圣经》中纯洁的神灵—造物主等同对待)。

这丝毫不是对话的问题,而只是想知道最好去如何进行的问题,先在某些观点上看似退让或者从一开始就丝毫不退让。

要想理解传教士的行为和他们论释中国人的反应方式,就必须按照他们的思想来思考:罚入地狱或灵魂永久得救的思想,在人类生活的所有细节,在皈依和圣迹中,都有天主永恒的干预的思想,在头脑中有信仰撒旦的干预和着魔的思想,相信洗礼、圣水、十字架和圣象的效力,都在善与恶的根本对立中。

传教士来到中国时是深信自己掌握着由天主亲自默启的真理。他们深信天主教应该在世界各地获得胜利。在他们看来,他们的胜利几乎是完全的,既然他们进驻到美洲、非洲、印度和东南亚。

他们认为正如他们在别的地方所做的一样,他们是来拯救中国人于永恒的地狱,把他们从魔鬼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借助上帝的帮助使人们皈依。因为真正的宗教总是撒旦和人类恶行的目标,他们随时准备必要时去为了证明天主教的真理而献身。中国人的所言所行应该与这些先存的心理模式相协调。

传教士在进入中国之前,从16世纪中期起已经进驻日本,但是日本的情况非常特别。日本是一个被尚武阶级所统治的、深深浸透看佛教传统的国家。日本在16世纪被分裂为彼此战火纷飞的无数小的封建王国,而这些小王国出于商业的利益想吸引葡萄牙的船只。

传教士在那里开始很受欢迎,但从德川吞并各国起,他们就因之处于危险的状况之中。此外,因为传教士在那里得求助于翻译官,天主教和佛教之间就产生了众多的混淆。在中国当时的情况完全不同,也与传教士跟随西班牙和葡萄牙征服者进人中国其他地方的情况不同。

由于采取了一些抵制海盗劫掠和风行于国内的间谍活动的困扰的措施,直至那个时候,不管他们愿不愿意都将其宗教强加在当地的民众身上,中国是难以接近的。

从16世纪初起,南海地区葡萄牙人的尚武行径使当局非常头痛。之后,1603年马尼拉20000华人被屠杀的消息似乎也传到中国。有一时,欧洲人曾想到在中国发动自美洲以来的军事远征,并在中国强制推行天主教。但是,他们最终还是放弃了,因为中国离秘鲁海岸太遥远了。

1617世纪的中国人并不知道(可能今天的中国人也一直不知道)传教士在印度或菲律宾等地是如何传教的。在果阿,印度神庙被捣毁,印度节日和仪礼被禁止,难对付的婆罗门被剥夺了财产,或者被罚做苦工。皈依的印度儿童在传教士的引导下不得不齐声唾骂印度神明的名号。

中国人对利马窦那个时代在所有被征服的国家,甚至在欧洲本土所施行的将异教徒、同性恋者和犹太教教徒,以及被强迫皈依并被指控仍秘密继续进行过去的宗教仪式的人活活烧死的可怖的火刑仪式一无所知。

1575年和1578年在果阿就曾有过两次很大的火刑仪式。然而,1571年在果阿被任命的宗教裁判所的大法官却以那些其父辈祖父辈被活活焚烧并被掘出尸骨的人为荣耀。

中国不是一个易被征服的国家。最初的两个传教士,罗明坚和利马窦因此从1583年开始不得不同时被人们当作外国修道士而万分小心地推进。

中国人在他们身上首先看到的是一种佛教和尚的新面目。但是中国也不同于其他被征服的国家和日本,因为她是一个由国家高级官员统治的疆域广阔的国家。在中国文化与政治权利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一特点也使其有别于印度,葡萄牙人通过武力定居在西海岸的几个城市里)。

然而,基督徒他们自身是修道士的同时也是一些学识渊博、颇有修养的人。因为他们想使得皇帝改变信仰,他们相信这样就会改变整个中国的信仰,成为最初也是最知名的基督徒,利马窦认为首先应该赢得统治阶层和文人们的同情。

他著名的绥靖政策就是受到这一计划的启发。他在进入广东时的艰难情况逐步令其认识到他以修道士(正如基督徒在日本、菲律宾和其他所有地方所做的一样)自居的错误以及必须以讲学的西士身份出现的优势,因为这是那个时代的潮流。

为了能够深受大学士和高官们的欢迎,为了能够和他们去讨论,他努力去掌握中文知识以及四书五经。并且从1595年起,在他到达肇庆十二年后,他改换了服饰,穿着像大学士。这样他就开创了一种几乎为其所有同胞和后继者所使用的方法。

他想不仅通过他对古典文学的了解而且通过他惊人的记忆力、他在数学和天文学方面的知识以及他的伦理著作,他带来的新奇的玩意儿(钟表、宗教图画、西欧的书籍……)震撼和感动了中国的精英们。

从他旅居肇庆开始,他在居住的寺庙中所绘制的《世界地图》,或称《万国舆图》引起了中国人极大的好奇。从1590-1591年起,他开始教授欧洲数学。利马窦明白中国文人对伦理问题很感兴趣,他效法基督教作者和希腊罗马古代文化的作者撰写了一些伦理的小册子,《交友论》、《二十五言》、《畸人十篇》、《天主实义》的成功也得归功于被他处理成伦理的部分。对于利马窦,这些文章就已经是天主教的人门介绍。

这些著作取悦了文人阶层,因为他让他们想到自己的历史传统。对于他们,书中有着一种绝妙的巧合。基督徒为了在所有的方面展现西方的优越性,他们勾勒了一幅美化过的带有假象的欧洲的图画。他们把欧洲完全描述为世界上一个和平的和有着良好的社会秩序的地区。然而,一个世纪以来,血腥的日常的暴力和宗教战争从没停止过。也是为了表现欧洲的优越性,

他们在中国翻译了许多的新的技术和科学的知识。我们可以看到的有利马窦徐光启的《几何原本》,艾儒略的《职方外纪》,熊三拔的《简平仪说》、《泰西水法》,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汤若望的《远镜说》,邓玉函的《奇器图说》等等。

然而,这一以巩固他们的宗教为目的的册策略,其结果是出乎他们所料的,因为中国的精英们感兴趣的是那些新颖的东西,但是当他们更好地了解宗教以后反而将其摈弃了。

——节选自谢和耐、钱林森,《关于中西方文化第一次实质性的接触——问谢和耐教授》,《中国文化研究》2002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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