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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顺庆:在传统文化之上创造新的“中国话语”


来源:凤凰网国学

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传播,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问题更加艰难,如果讲常与变是我们的强项,那么谈传与播目前还是我们的弱项,我把它总结为四个方面的问题:一、话语问题;二、方向问题;三、路径问题;四、焦点问题。

【导言】2018年4月21日,“致敬国学:第三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启动仪式暨“西湖论道:新时代的国学使命”高峰论坛在杭州举行。本次论坛分“走向未来:中华文化的常与变”、“走向世界:中华文化的传与播”两大议题,敦和基金会执行理事长兼秘书长陈越光和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发起人、一点资讯CEO李亚分别客串主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原所长陈方正,中国文化书院院长、北京大学教授王守常,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华东师大教授陈卫平,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复旦大学教授陈尚君,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四川大学杰出教授、欧洲科学与艺术院院士曹顺庆,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发起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国学研究院院长朱汉民,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葛承雍,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白谦慎,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会长、北师大教授朱小健,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浙江大学教授董平,以及台湾著名漫画家、第二届全球华人国学传播奖得主蔡志忠、书院中国基金会创办人李亚鹏同台论道。

在下半场论坛“走向世界:中国文化的传与播”中,主持人李亚从生活体验引出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传承及传播话题:文化不只存在我们的理念讨论中,经过几千年,已经内化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以及精神生活中了。传承首先意味着年轻人如何在一个网络时代,能够接受、吸收、汲取优秀的传统文化中的营养?而在科技和资本力量结盟,所谓“娱乐至死”的这样一个传播环境下,中华文化中优秀的、具有营养的东西,如何能够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得中华文化能够走向世界?

下文根据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四川大学杰出教授、欧洲科学与艺术院院士曹顺庆先生论坛发言实录整理而成。

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传播,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问题更加艰难,如果讲常与变是我们的强项,那么谈传与播目前还是我们的弱项,我把它总结为四个方面的问题:一、话语问题;二、方向问题;三、路径问题;四、焦点问题。

中华文化在当今世界“失语” 是被我们自己放弃的

第一点,话语问题,这是我们中华文化世界传播最重要的问题。今天重建中国人文社科话语,已经成了国家的文化发展战略。为什么?因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基本没有话语权,我们的声音很小,我们常常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界。这个现象的问题不仅在国外,也在国内。就整个中国自己的话语,在我们国内“失语”,在国际上也“失语”。我曾经提出中国文论“失语”症问题。这个问题今天有没有解决?没有。为什么说中国文论失语?不是我们没有自己的话语,而是我们基本上把西方的话语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并用来研究中华文化、中国文学,讲中国文学却要讲现实主义、浪漫主义、风格、形式、典型人物等等。我们能不能用中国的话语讲?这始终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我是研究比较文学的,但是我以前学的是古代文论,我考上古代文论的研究生的时候,被告知我们这个学科叫中国文学批评史,它是一个史学类的学科。中国古代文论不能出现在当代评论文学中,不能引领当代的文学理论,而只能是桌子案头的资料,是博物馆里的秦砖汉瓦。我一直觉得这个问题是值得探讨的。我的观点是,中国有话语,但被我们自己放弃了。

在传统文化之上创造新的“中国话语”

今天传统古诗词又火起来,但是我们用什么理论来评论中华古体诗词?用什么理论指导它的创作?当然是中国的话语。那么这个现象在国外一样存在,国外研究中国文化,用什么话语?当然用西方的话语。所以西方研究东方,不是真正的东方,是西方话语掌控下对东方的曲解。

学术界有一位汉学家刘若愚,他写了中国文学理论,但当今有一个法国的著名学者讲过,刘若愚讲中国文学理论是用西方话语割裂中国文学。我不否认西方话语,我就是学西方的,经常用英文给同学们讲西方理论,但我认为如果不调整中国话语,如果不重新看到中华话语的活力,那么中华文化的传播是大有问题的。这个话语除了传统的话语以外,我们还需不需要别的路径?我认为是有的。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新出新的话语,用新的话语来引起世界上的研究和讨论,这是可能的。比如《周易》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变异,其实文化的传播最重要的一个规律是变异。最近我们提出了一个比较文学变异学,这个著作用英文出版了以后,受到了国际范围的重视,欧洲的、美国的、印度的学者们都开展了讨论。哈佛大学有一位教授,他认为中国学者提出的变异学,既改变了亨廷顿提出的简单的文化冲突论,又改变了西方长期以来的同质化倾向。

从关注汉学家转向主流学者与大众

第二点,调方向。我们中华文化传播长期以来关注的方向是对西方汉学家的研究,西方汉学家确实对中华文化研究功劳很大,但是如果我们仅盯着汉学家,跟着汉学家走,其实有问题。北京大学的温如敏教授提出一个问题,叫做“汉学家现象”,也就是西方的汉学家提出什么问题,我们学术界就跟着他走。我认为,我们是要学习汉学家,但是实际上汉学家在西方学术界是一个边缘学科,正如我们研究非洲和印度文化很重要,但不处在一个主流位置。我们的中华文化传播要对准主流学者,对准西方民众。怎么样来调这个方向?我觉得这在今天是我们的一大挑战。

有世界通用语言,才有对话传播路径

第三点,找路径。我们到底要寻求什么路径来传承和传播中华文化?原来西方有一个学者提出观点说,“比较文学死了”,我们不同意这个观点,我们写文章跟他商榷,刊登在中国的刊物上,但是他根本就不知道,后来有西方学者劝我们要用英文发表。我想中华文化传播一定要认识到,我们要用西方通用的语言来传播,我们必须有一个通道和路径,可以直接跟他们对话。所以我们今天也致力于创办英语的期刊、平台以及等等这方面。

中华文化应聚焦世界话题 曾被西方话语借鉴

第四点,聚焦点。中华文化的传播,是不是什么都要传?是不是什么都可以讲?或者说有没有重点的方向?我觉得我们应该有重点,就是全世界人民都关心的问题,要聚焦在这些上面。比如说环境问题,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西方有所谓生态主义研究,而中华文化,天生就是注重人和自然关系的。我们讲的“和”,就是人和天地之和,天人之和。

西方人关注的很多重要问题,其实也是从前受到中国文化的启发。不仅文艺复兴、启蒙运动讲人本,以及后来讲人和自然的关系,包括他们的一流学者其实都吸收了中国文化的一些元素。比如现在很流行的海德格尔,他就对中华文化非常感兴趣,他曾跟另一人联合翻译了《老子》,他对《庄子》也非常熟悉。海德格尔的诗性哲学,中间有中华文化的因子,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定的。换句话说,我们非常崇拜的西方话语,其实中间有中华文化的元素。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焦点,我相信世界的学者,全世界人民,都会中华文化有所景仰,我们也会对我们中华文化有真正的文化自信,中华文化才可以传播好。

[责任编辑:丁梦钰 PN031]

责任编辑:丁梦钰 PN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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