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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典:二十一世纪中国史学的新方向是本土化


来源:凤凰网国学

我个人认为中国史本土化的进程早就开启了,按照我的说法,第一个阶段是中国史在中国,第二个阶段是中国史在西方。第三个阶段,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这个阶段,也是我最关注的阶段,是中国史重返中国。二十一世纪中国史学的新方向是本土化,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我们要构建一个中国史体系,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构建一个、再造一个或者锻造一个中国史观。

受访人:王学典(全国政协常委、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文史哲》主编)

采访人:邓啸林 赵唱 杨红霞 张玉蕾

提问:最近中国历史学出现了很多层出不穷的“新史学”门类:新经济史、新社会史、新文化史、新环境史、历史人类学、历史社会学、历史解释学、公共史学、口述史学等,前不久在南京开了一个纪念《新史学》创刊十周年的会,声势浩大;在苏州开了一个内亚与华南对话的会,意义显著。在您看来,这些新史学门类对传统历史学来说,是机遇?是挑战?还是反叛?您具体是怎样认为的?甘阳先生在第九届北京大学通识课讲习班上讲,他有个感受,就是近几年以来,中国的人文学术有一个质的飞跃,上了一个台阶(上一个台阶非常难),他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感受非常明显,对此您是怎样认为的?

全国政协常委、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文史哲》主编王学典教授

一、中国史在西方的过往

——“从20世纪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个人感觉叫中国史在西方”

最近的历史学界老是在打旗帜,今天你打一面明天他打一面。我个人感觉,我们应该关注另一个更大的问题。我觉得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文化走出去、整个世界格局的调整、西方面临的一些困境和挑战,另一个大问题已经提出来了——中国的学术必须走一条本土化的道路,我感觉这个问题似乎比上面那些旗帜都更重要。从20世纪开始到21世纪之前,我们一直跟着西方走。西方史学的大规模传入并在中国史内部引起反响,我认为这是一个世纪性的重大史学事件。我觉得从甲午战争开始,整个二十世纪,多数中国人的民族自信、自豪,被日本人打败了。从这开始中国史学完全丧失了自信,中国的学术也完全丧失了自信。我们发现儒家学说、中国的传统学术所支撑的国家原来是如此不堪一击,问题在哪里呢?是不是我们的学说有问题,学术有问题,主张有问题,原来的思想有问题?因此,一个全面向西方学习的时代开启。我对此后史学界的变化做了一个自己的概括。

我认为20世纪之前或者1894年之前,是“中国史在中国”,换句话说,那时中国史的编撰当中没有任何外来的成分,比如二十四史,完全是中国本土的价值观在支配二十四史的编纂,是没有任何外来成分做参照的历史编纂。那时我们还不知道外面有一个成体系的东西,甚至还不知道有自由主义。儒家的三纲五常是二十四史编纂的基本价值标准,我们完全按照这个价值标准来做,我们描述的是本土的历史,价值标准也是本土的,所以我把它看作是“中国史在中国”,没有任何外来参照。

然后从20世纪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个人感觉开始了“中国史在西方”的过程,换句话说我们完全跟着西方的路子来走,我认为从20世纪一直到现在,影响中国史学的五个国家:

第一是日本,在1900年前后甲午海战失败后,我们完全跟着日本走。

第二是德国,我们完全跟着德国走,兰克学派对史语所学术道路有决定性的重要影响。

第三是苏联,1949年之后我们完全跟着苏联走,莫斯科的史学家是最高权威,你看古史分期讨论时,莫斯科的历史学家们怎么说,我们的历史学家就怎么说,我们的说法和莫斯科的历史学家几乎完全吻合,因此是跟着走的。

第四,文革结束之后,第一个影响中国的是法国年鉴学派。我们跟着法国年鉴学派走,讲社会史、社会生活衣食住行、长时段。

第五,从90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们的史学界一直在跟着美国的中国学走。

二、改革开放后的史学趋势

——“改革开放之后最重要的三大史学事件:中国史学对外开放、国学复兴、马克思主义史学边缘化”

中国史学文革结束之后,近30年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在众多变化中,我认为最重大的变化就是,原来的史学可以叫泛政治化史学,史学的泛政治化是由社会决定的,整个社会都是政治化,史学就是社会的折射。现在整个社会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史学不能不发生变化。改革开放之后有最重要的三大史学事件,这三大事件无论怎么估计我觉得都不过分。其中一个是中国史学的对外开放。西方史学的大量涌入改变了中国史学的格局,难以想象。像你们(90后)这一代也许感受不强,像我那一代感受太强烈,之前你根本看不到前方的路,根本找不到另外的参照,所以文革之后打开国门的一大收获(当然打开国门也有它的弊端局限,那个我们另外再谈),是西方史学的涌入。你首先得认路,首先得熟悉,首先得找你的参照,西方史学的涌入或者西方史学对中国史学界的影响,是近三十年中国史学发展最重要的动力。

今天我们可以同步阅读到西方最新出版的著作,但是我们那时候根本都不可能,我在那个时代读过一本书,叫《穷途末路的资产阶级历史学》,是苏联史学家写的,里边大量批判年鉴学派,说它是穷途末路的资产阶级历史学,西方史学已经不行了,就像我们认为西方社会不行了是一样的。当时提出一个口号:我们去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们,就是认为西方社会穷途末路,西方的政治、经济都穷途末路,西方的史学也穷途末路。打开国门我们一看完全不是这样,开放的影响、刺激和激发日益彰显。今天我们和西方世界已经同步而行,西方最新出版的我们都能读到,没有时间差,八十年代的时间差有,90年代也有一点时间差,新世纪之后时间差在变小,到了今天没有时间差,西方的最新的,我们都能分享到,这个是最大的进步。搞历史研究必须有足够的资源,而其中一个资源就是理论参照资源,我在看甲的时候不看乙,能行吗?我在看中国文明的时候,不去其他文明看看,就无法认识到中国文明的真实性。没有比较、参照,没有借鉴,没有另外的东西,你是无法来认清你自己的。所以我认为西方史学的大规模地涌入,对中国史学进行了结构性改造,造成了今天的史学局面,以至于让我觉得都有点过分了。西方史学吸引了大家都跟着他走,但是另外一个问题是,首先你得让跟着走,有问题,然后再解决,不能因为他过分了就重新关上大门,那不行,那结果更坏,所以这是一个大的史学事件。

我觉得第二个大的史学事件是国学的复兴,这一点直到今天看,怎么估计都没错。因为国学复兴带来的是一个中国传统历史研究方式的回归,历史考据比如文献学,我们儒学院最重要的一块是文献学,而文献学基本的作业方式是考据学的方式。乾嘉学派的发展、中国传统学术的发展、国学的复兴将带动中国传统学术的回归,这是今天影响我们整个学界生态的事件。

[责任编辑:李志明 PN032]

责任编辑:李志明 PN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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