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典：二十一世纪中国史学的新方向是本土化

提问：但是国学热之前不是还有一个文化热吗？

文化热是反传统的，但是文化热、反传统、新启蒙，恰好带动了传统文化的复兴，要反传统就必须熟悉传统，不熟悉传统怎么能反传统呢？所以它给今天的国学热奠定了基础。80年代的反传统、新启蒙是今天国学复兴的基础，没有反传统和新启蒙就没有今天的国学热。为什么80年代反传统到90年代就国学热呢？没有80年代反传统的基础能有90年代国学热吗？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个人感觉国学热带来了史学结构的一个大变化。我认为80年代文革结束之后，中国史学界有一帮人，特别是在民国年间成名而80年代仍然在的一帮人，呼唤着一个口号叫回到乾嘉去，回到考据学、文献学范式当中，但是当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力量很强大，把它压住了。你看周一良先生等一大帮人、史语所的传统、古史辨的传统、清华研究院的传统等等，他们的基本作业方式都是考据，无论是土考据还是洋考据，都是考据，都是文献学的作业方式。80年代回到乾嘉被压下去了，但他们以国学的面目重新出现。所以我认为国学热层面很多，有国家层面、精神文明建设层面以及社会上的这些层面，但是在学界，国学热所折射的是传统学术的回归、乾嘉的回归、中国传统研究历史方式的回归、文献学方式的回归。国学热还在热，还在持续，已经上升为文化发展战略，所以这一个学派、这样一种研究学术的路数还会继续，还有巨大的生存空间，甚至还会有更大的空间。这是没问题的。

第三大事件就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边缘化，它不像以前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学派，而且要支配其他学派。到了现在谁还自称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史学界，包括你在人大，还有多少人愿意用这个称呼来称呼自己、指称自己？这有几个原因，一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确实被边缘化，在强劲的西方史学和更为强劲的本土史学、国学的裹挟挤压之下，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生存空间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我曾说过马工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出现，试图收复失地，但是成效不是很大，就是在国家层面、意识形态层面上没问题，但问题是在学术的具体研究层面上，你的收复失地是不是让大家在没有任何外力施加的情况之下，自觉自愿地按照你的作业方式去走？这是一点。

另外我必须得强调，马克思主义史学所谓被边缘化问题，只是一种表象。现在存在一个巨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史学无法界定，边界模糊，什么样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的？什么样的研究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不好界定。按照我的说法，马克思主义观念、研究学术的路数、思想已经渗透到学界深处，几乎所有的学派都受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影响，所以马克思主义现在不会以一个特定学派的方式出现了，以前的马克思主义有些意识形态色彩。包括像林甘泉先生、刘大年先生、胡绳先生，都有明显的表现，他们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面旗帜，是在和对立面的斗争当中成长起来的。但是现在大家平等竞争，谈不上斗争，和谁斗争？为什么要斗争？大家都在解释历史，各有自己的解释传统，各有自己的作业方式，各有自己的研究路数，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大家可以在某些学术问题上看法不一样，因为我们传统不一样，学术不一样，但这些都没有必要去斗争，而是学术观点的证明。所以说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必须要启用一些新的概念，目前的社会史研究、社会经济史研究当中没有一个学者没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你可以把他们称作马克思主义史学，你可以把他称作社会史学派。所谓的华南学派等等，你看他背后都有马克思的概念。换句话说马克思的概念、马克思的思想、马克思的作业方式、研究路数已经在更深的程度上普及到了众多学者身上，以至于让这些学者在使用这些概念之后，都在自觉的层面上并不认为我在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历史，这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影响的扩大和深入。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在萎缩。

但是，它和过去的一些意识形态的斗争不一样，我是马克思主义的，你是自由主义的，你是文化保守主义，它不是这样。那么我们今天怎么界定马克思主义史学呢？肯定是必须去启用新的概念，所以我计划开一次会议，专门研究马克主义史学如何界定。在这之前我要思考更多问题，我要有一个边界性的思考，启用一些新的概念。我刚才说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原来是用对手来界定自己，包括乾嘉学派，包括原来的傅斯年，你强调唯物史观，我强调史学就是史料学。史学就是史料学是什么意思？史学研究完全不要理论的指导，不需要思想成分，而当时占据主要地位的影响力最大的是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所以傅斯年表达的背后，隐含着对唯物史观的拒绝，傅斯年史语所的发刊词，每一条背后都有它的指向，不是平白无故说的，不是正面表达，都有它的特定指向。

所以我个人有一个基本的看法。就是文革结束之后，形成这三大史学趋势，而且这三大史学趋势都在升华。我不是跟你谈意识的趋势，不是后现代啊、什么医疗史这些，我们看长期的、结构性的趋势，史学的三大趋势恰好与20世纪的三大思潮相关。思想界有三大思潮是主流，谁也管不了谁，第一大思潮是自由主义，第二大思潮是马克思主义，第三个是文化保守主义。三大思潮你方唱罢我登台，所以马克思主义史学，以西方史学为背景的社会科学化史学，以国学复兴为背景的传统考证学，目前史学已经进入一个三足鼎立的局面，互相谁也吃不了谁，都有自己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史学是有它自己特定的视角，比方说研究农工的历史，研究下层民众的历史，研究农民起义，更强调冲突，强调革命，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些特征。以自由主义为背景的社会科学化史学，强调经济学、政治学、法学、伦理学的解释能力。它们和以儒家思想为背景传统的本土考据学、乾嘉学派，这三大史学已经形成目前整个史学格局中三足鼎立的局面。我认为三大学派的良性互动，是中国史学健康发展的最重要最理想的格局，所以我对中国史学前途抱有信心。一家独大不是好结局，只有在互动的过程当中才能成长，互相吸取养分。就像我们每个人一样，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你能看到很多东西，你也有盲点，而你的盲点恰好是对方的长处，所以大家取长补短，能够形成史学的健康发展。

三、中国史本土化的进程

——“二十一世纪中国史学的新方向是本土化，我们要构建一个中国史体系”

未来的一个阶段应该是本土化，包括我出的书《把中国“中国化”》本质就是本土化。这和习近平去年517的讲话完全相合，要建立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一个庞大的国家，一个庞大的文明体，有五千年历史源远流长的而且自成一家的文明体系，今天能够完全应用外国人的理论来解释自己吗？这本质上是中国叙事的问题，这一套学说包括历史、哲学和社会科学是一个国家叙事，然而20世纪左右我们的国家叙事的完全是西方学说，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研究最好的外国中国学著作读起来都很奇怪，这是不行的，是问题。

我个人认为中国史本土化的进程早就开启了，按照我的说法，第一个阶段是中国史在中国，第二个阶段是中国史在西方。第三个阶段，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这个阶段，也是我最关注的阶段，是中国史重返中国。二十一世纪中国史学的新方向是本土化，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我们要构建一个中国史体系，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构建一个、再造一个或者锻造一个中国史观。

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和探索，必须在中国史观的指导之下才能进行。所以五种社会形态也好或者其他学说也好，都是西方史观，不是中国史观，中国史在西方史观的指导之下研究肯定不行。必须由中国人，根据本土的经验和材料，体现中国史观，在这个指导之下才能开展对中国的经济、社会、文明、整个历史发展过程的探索，这样才有意义，才能谈到历史真相。历史观是什么？历史观是眼镜，带着什么颜色的眼镜就会看到什么颜色的事物，带着西方的有色眼睛能看到我们的本来面貌吗？为什么我认为最好的西方中国历史学著作，读起来都很奇怪，要害就在这里。他们没有对中国的感受、没有对中国的体验。所以我个人觉得中国历史学发展下一步最重要的，（并非是政策上的要求，当然政策也是我们需要响应的，习总书记517讲话提出要形成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追求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从历史学的角度看就是，我们必须锻造一个中国史观。首先提炼出一个中国史观，哪怕很粗糙，哪怕不准确，哪怕需要调整，但是它毕竟是中国的，现在的西方历史观再精致，但毕竟是西方的。我们现在没有一个中国史观，尤其是社会形态的讨论，中国历史经历过哪些阶段？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能描述吗？根本不可能。现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不能描述中国历史，都和中国历史实际相差甚远，这是我们需要警惕的一大方面，包括我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把中国“中国化”》这本书，我的要害就是要呼吁这个事情。有些人包括我很好的朋友都说“你看你，官方强调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你强调本土化，你在向官方靠拢，我说你完全误解我，我从80年代就不相信五种社会形态的理论。我从80年代就向官方靠拢吗？（笑）所以不是这么回事。”

本土化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这是一个文明的决心，一个大的文明圈的决心。一个文明形态没有自己的历史观，肯定是重大缺陷，所以我们首先必须从中国本土、中国经验、中国材料、中国案例、中国发展实际进程当中，提炼出一个历史观，来指导对各方面的研究，指导中国文化走向。那么和这个问题相关的就是刚才提到过的，中国的人文研究确实出现了新的气象。

2015年我在《文汇读书周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历史学的冷热轮回》， 1985年前后，我在读研究生还没毕业，亲身经历史学危机，到2015年的时候，世界历史科学大会在中国召开，而且在这个期间历史重回人们的视野，从历史危机出现历史热，这是一个巨大变迁。

今天哪个人不在读历史书，历史学专业可能很冷，但历史学的书却在大面积流行。现在市面上最好的书、最热的书、大家最想看的书就是历史方面的，从历史危机到历史热的出现，到史学热的出现，这就是你所感受到的人文研究在上升这样一个新局面。所以我在清华学报发表的文章《中国向何处去》，其中就谈到这个问题，人文研究已经出现一个新的局面，已经重新回到人民的视野。原来科学与人文的对比当中，是科学主义在支配，原来是社会科学热，文革结束之后社会科学高速崛起，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崛起，把文史者排挤到一边。社会科学在高速发展30年之后，就像中国社会一样，到了该调整的时候，现在人文社会科学重新回到舞台的中央。看到了吗？你会发现最近在学术界成为热点的、最流行的、最引人关注的，都是人文的东西。经济学、政治学、法学有吗？原来都是社会科学家在忙，飞来飞去，经济学家到处在演讲，应接不暇。现在搞人文研究的，搞儒学的，搞传统文化研究的，比他们还忙。现在我是儒学院执行院长，开学术委员会开不起来，为什么？我的教授不是在飞机上就是在讲座上，不是在读经班上，就是在传统文化的课堂上，我开不起来会就只好用邮箱来投票，为什么？因为他们忙得要命。

现在儒学院教授的忙碌程度早就压过经济学院教授，压过法学院的教授，压过管理学院的教授。这就是我们能感受到的变迁。当然陈平原先生有不同意见，我在清华大学学报的文章发表之后，陈平原先生和别人有一个对话，提到我的看法，认为我可能有点太乐观。当然他说我的判断是基于事实，但是太过乐观，我认为不是的。中国人文研究热潮的出现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原因，这也是前面所提有人感到困惑的原因，它和中国共产党、整个中国社会重心转移有密切关系。我们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重心转移阶段，我认为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到现在经历了四次重心转移，为了把这个问题说透，我讲讲这四次转移：

第一个重点转移是以暴力革命为纲，以夺取政权为重心，从1921到1949年，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时候以暴力革命为纲，中心任务是夺取政权，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共产党有三大法宝——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军事斗争，军事斗争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