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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点续传:印刷如何改变中国


来源:大唐星沙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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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点续传:印刷如何改变中国


作者:采药


中华书局贾雪飞老师赠以苏精教授著作《铸以代刻:十九世纪中文印刷变局》,书是大部头,讲述西方教士将近代印刷技术引入中国的历史,我着重读了墨海书馆一段,很多存疑不决的问题,瞬间再度出现在视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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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以代刻:十九世纪中文印刷变局》书影


早年读张元济先生传记,对他引入珂罗版等印刷技术的细节很是着迷,从此一直关注印刷。做杂志编辑时,在印厂守过好些个通宵,算是过了一把瘾。最让我发憷的,不是“蓝样”、“出血”这些术语,而是页面转曲之后稀奇古怪的错字,还有就是印厂禁烟,得在广州的夜色中走出老远,才能吸上一口滋味悠长的尼古丁。


后来,这份据说光刊号就价值千万的杂志,没了。客观原因当然很多,最主要的,是它的功能被网络媒介取代了。


引用麦克卢汉的话说,媒介即信息。假如没有可以附着的载体,再悠久深厚的文明,也无法保存下来,印刷有多重要呢?从物质角度体察一下中国文学史,会由衷觉得,今天我们还能读到那么多名篇佳作,简直是走运。


我至今都很好奇,屈原写《离骚》,两千多字,究竟怎么流传下来的,屈原是用竹木简书写,还是用帛书?抑或他身边跟着一位记性极好的随从,逐字逐句背诵下来?这些都没有记载。


楚辞毕竟不同于留下了传承痕迹的五经,只要对当时的物质条件稍有认知,就能意识到楚辞中这些作品从产生,到淹没,再到浮出水面,简直是一个奇迹。


文学和物质载体之间的困境,可以一直延续到唐末五代,这期间很多名重当时的角色,今天都处于“作品仅存数篇”的窘境。在印刷术普及之前,作品的保存带有很大的随机性,石头风化、墙壁倒塌、纸张变质,虫叮鼠咬、火焚水洇,还有意想不到的天灾人祸,都可能让佳作湮没无闻。这不禁让人感叹,能在历史上留下几页纸的,都得有“一命二运三风水”的机缘。


在唐人中,至少杜甫和白居易提到过自己如何保存诗文,杜甫把作品留在身边,时不时拿出来晒一晒,整理一下,然而他过世之后,作品有没有遗失,往后又是如何留存下来的,我们并不清楚。白居易的作品在当时就很受欢迎,抄写的人不在少数,甚至出口到日本,他也很注重整理作品,送往寺院保存,白居易能成为唐代最具国际影响力的诗人,与他对传播载体的重视有很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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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卷子


从古到今,人们一直在想方设法对抗时间的侵蚀。冯唐说用文字打败时间,可惜,单纯靠文字是打败不了时间的,文字的载体倒是可以给后人带来惊喜。比如敦煌卷子就是这种穿越时空的礼物。老道士王圆箓无意中打开了通往千年之前的大门,难以计数的手抄本敦煌卷子面世,最终开启了一个国际化的现代人文学科。


抄本成本颇高,质量又不稳定,这种原始的纯人工copy方式,终于被雕版印刷所取代。雕版印刷让松散的手卷逐渐变成固化的书册,这同样也是一个象征:中国文化从此有了最适合附着的载体。


人文繁盛的宋代,雕版印刷术普及开来,所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这其中肯定得算上印刷术的功劳,假如还靠手抄,欧阳修、苏东坡这些风流人物,会不会还得面临“作品仅存十余篇”的窘境?真不好说。即便是质量低劣的麻沙本,对于贫穷的宋代读书人而言,也是很难得了。


这个全新的文化市场里,没有活字印刷术太多份额,沈括那篇《活字》虽然收录进了中学语文课本,就效果而言,活字印刷在中国古代史上作用并不大。假如活字真的大行于世,迟至清末,囊中羞涩的青年鲁迅,断不会选择雕版的方式,去印一套不怎么受重视的书。


万里梯航成创局,近代西学东渐的过程起止百年,揆诸史实,很少有思想史描绘的波澜壮阔,更像是鸡毛蒜皮的“断点续传”,借助形而下的器物之用,一点点渗透、改变古老的中国。《铸以代刻》一书,从琐碎的细节中,扒梳出清季西人在澳门、香港、宁波、上海经营印刷事业的往事,揭示了西学输入过程中媒介传播的真实一面。


从“断点续传”的思路出发,逆推历史发展过程,西方印刷术的引入着实改变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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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制造总局翻译处


假如没有西人开设的墨海书馆,科学家李善兰、华蘅芳、徐寿就不可能看到当时最新的科技著作,更不可能和西人合作译书,多年以后,他们也就不会开创江南制造局翻译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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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圣人康有为


假如没有翻译馆的工作,1882年,康有为参加会试返程时途径上海,也就买不到成堆的西学书籍,万木草堂也就不可能成为开放性的学术机构;万木草堂办不出特色,梁启超也就不可能成为一代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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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


假如梁启超没有成为巨子,断不可能被陈宝箴邀请至湖南开创时务学堂,而他写的文章,也不可能影响到一位叫毛泽东的90后少年。


历史就是这么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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