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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召魂魄理旧业:王国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日子


来源:凤凰网综合

1925年2月,清华学校正是在此背景下创办的国学研究院。筹办之初,就把师资标准定得很高,意在聘请“国内硕学重望”者设帐清华。王国维正是这样的学术大师,如郭沫若所说:“他的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金文的研究、汉晋竹简和封泥的研究,是划时代的工作。西北地理和蒙古史料的研究也有些惊人的成绩。”3月,王国维受聘入国学院为导师,至1927年6月2日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在清华园度过了他50年短暂生命中最为惬意的一段时光。

五四运动后,学术界喊出“整理国故”的口号,即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和研究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学术,也就是国学。1925年2月,清华学校正是在此背景下创办的国学研究院。筹办之初,就把师资标准定得很高,意在聘请“国内硕学重望”者设帐清华。王国维正是这样的学术大师,如郭沫若所说:“他的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金文的研究、汉晋竹简和封泥的研究,是划时代的工作。西北地理和蒙古史料的研究也有些惊人的成绩。”3月,王国维受聘入国学院为导师,至1927年6月2日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在清华园度过了他50年短暂生命中最为惬意的一段时光。

王国维

会须收召魂魄,重理旧业

1924年秋,清华学校(即清华大学)筹办国学研究院时,校长曹云祥曾聘请胡适入国学院,胡适表示:“非第一等学者,不配做研究院的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梁任公即梁启超,王静安即王国维。查《胡适书信集》,那段时间,他们有过多次书信联系和往来,切磋学术,而更多的是胡适向王国维讨教。

清华学校听从胡适的意见,向王国维发出聘请。王国维很心动,却因是溥仪“敕封”的“南书房行走”,倘若应聘就怕不能与所谓清室往来了。他把这种顾虑告诉胡适,表示将在一个星期后给予明确的答复。1925年2月13日,胡适针对王国维的顾虑复信说:

一星期考虑的话,自当敬尊先生之命。但曹君说,先生到校后,一切行动均极自由;先生所虑(据吴雨僧君说)不能时常往来清室一层,殊为过虑。鄙意亦以为先生宜为学术计,不宜拘泥小节,甚盼先生早日决定,以慰一班学子的期望。

溥仪被逐出故宫,王国维这个五品“南书房行走”,自然少了一份俸禄。为报溥仪的知遇之恩,他还辞去了北大通讯导师的职务,并拒绝在民国的学刊上发表文章。这也就意味着少了一份导师的薪金和稿费。说是“不食周黍”,说说容易,做起来就难啦!是人都要食人间烟火,都要尽人伦之责,真可谓是“长安米贵,居大不易”了。

是去还是不去,王国维在进退两难的矛盾之中。他把自己的顾虑写信告诉了老友蒋汝藻,蒋汝藻知道他的心事,在复信中帮他转思想上的弯子,通达而又实际地告诉他:清华月有400大洋,“有屋可居,有书可读,又无需上课,为吾兄计似宜不可失此机会。”又说,“从此脱离鬼蜮,垂入清平,为天地间多留数篇文字,即吾人应尽之义务。至于挽回气数,固非人力所强留。”“脱离鬼蜮,垂入清平”,正中他的心思,至于“为天地间多留数篇文字,即吾人应尽之义务”,更是他的心声和志愿。可他还是以遗老自居,以为受恩五品,并“着在紫禁城骑马”,可谓浩荡皇恩,如果背主而去民国的学校任职,岂不是失节吗?

据王德毅《王国维年谱》记载:“胡适在王国维婉辞清华国学院职时,乃去托溥仪请其代为劝驾,溥仪答应了,胡先生并请他写封信给静安先生,溥仪在天津关起门来做皇帝,便命师傅们代写了一道诏书。静安先生至是不好再谢绝,就答应了,所以静安先生到清华任教是奉诏去的。”另据吴其昌《王国维先生生平及其学说》说,王国维“正当踌躇未决的时候,梁先生(梁启超)转托庄士敦(溥仪的英文教师)代为在溥仪面前疏通,结果经溥仪赞同,当某次先生上天津去请‘圣安’的时候,面谕讲学不比做官,大可不必推辞踌躇。于是,先生乃‘奉旨讲学’,应聘迁居清华园。”

心中的结终于解开,王国维欣然答应去清华国学院了。3月25日,他去信告诉蒋汝藻:“数月以来,忧惶忙迫,殆无可语。直至上月,始得休息。……弟于上月中已决就清华学校之聘,全家亦拟迁往清华园,离此人海,计亦良得。数月不亲书卷,直觉心思散漫,会须收召魂魄,重理旧业。”一个把学问看的等同于生命的读书人,在“忧惶忙迫”中挣扎踌躇,以至“数月不亲书卷”,其苦闷的心情是难以言表的,如今他终于突围出来,当然要在第一时间告诉老友,以分享解放的快乐。

清华国学院聘任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为教授,李济为讲师。国学院为有别于清华的其他教授,称王梁赵陈为四大导师。王国维是4月17日来清华的。次日,全家又迁至清华。他是到任最早的一位。清华最初想聘他任国学院院长,主持院内一切。王国维不是行政人才,一再坚辞。校方只得让吴宓主持,不叫院长,而改设办公厅,吴宓任主任。同年7月17日,清华学校校务会议通过国学院章程,这个章程由吴宓起草,主要征求了王国维的意见(当时四大教授还未到齐)。章程规定国学院“以研究高深学术,造成专门人才为宗旨。”培养目标为:“一、以著述为毕生事业者。二、各种学校之国学教师。”老清华人刘寿民晚年回忆:

当时主持学校大计的人,以为清华有独立的经费、特殊的历史,应当有独特的工作,在学术上有所表现。以往清华只是留美预备学校,所以偏英语英文与西方文化科目。现在既改成国立大学,应当提倡国学的研究,来沟通中西的文化,用西方的科学方法科学概念,来整理国家固有的文化。时在五四新潮之后不久,国学与科学同为当世所重视,所以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成立很受学术界的注意,所聘导师是当时一时之选,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李济之诸先生,各以蜚声学术界的专门学问,来指导后进。

不知何故,这位“老清华人”的回忆没有提及陈寅恪—一位应该排名在赵、李之上的导师,而且李济当时属于“四大导师”之外的讲师。

王静安先生突然笑出声来

在清华园有两个人,只需看他的背影,就能知道他是谁,两人构成了清华园的别样风景。一是王国维的辫子,再就是梁启超的斜肩膀。“五四”后,西风东渐,清华园内的新派人物多是西装革履,唯有王国维永远是不变的装束,冬天一袭长袍,外罩灰色或深蓝色的罩衫,另系黑色汗巾式腰带,头戴一顶瓜皮小帽,即令寒冬腊月,也不戴皮帽或丝绒线帽。平时只穿平底布鞋,从来没有穿过皮鞋。夏天穿熟罗(浙江特产的丝织品)或夏布长衫。

他的辫子引起许多人的好奇和迷茫,夫人对此也多有不解,因为每天早起上班之前,夫人都要给他梳理辫子盘在脑后。一次,夫人边给他梳理边嘀咕:“人家的辫子全都剪了,你留着干什么?”他的回答却耐人寻味:“既然留了,又何必剪呢?”当时在北大,许多男人的辫子都给学生剪了,可常出入于北大的王国维头上的辫子为什么毫发无损呢?这是因为“天下无人不识君”,学生仰慕他、敬仰他,知道这条辫子象征着他的尊严,没有人忍心去冒犯。

女儿王东明对父亲的辫子给出了这样的解释,她说:“由于他的辫子,有人将他与当时遗老们相提并论。他不满于当时民国政府政客及军阀的争权夺利而怀念着满清皇室,也是实情。”

王国维最初是研究哲学,后又研究文学,最后乃致力于考古学。随着地下发掘材料的增多,他研究的兴趣越益增浓,整天沉浸在安阳甲骨、敦煌典籍之中,所做的是中国学术史上的垦荒事业。他倡行的“二重证据法”,即地上文献与地下考古资料相结合研究历史的方法,一直为史学界奉为圭臬。在他所接触的学者之中多是晚清遗老,而且大多都拖有一条辫子。似是为了交流的方便,况且本有遗老思想的他,蓄留一条辫子,自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这位拖着小辫子的先生,衣着陈旧整洁,但举止古板,乍一看还以为是商店里的伙计。他不谙教育学,讲课时从不会高谈阔论,也不搞什么噱头,学生最初对他的兴趣不大。

他是个不善应酬的人,所交好友仅二三人,如陈寅恪、吴宓等。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他仅春节进城给朋友拜年,年拜毕回清华园后,就再也不进城了。他的神态永远是沉静、永远是枯寂,而其中多少流露出和蔼。每当夕阳西下,他会出来散步,与人相遇必然点头微笑,笑容也是淡淡的。他很少看报纸,似是桃花源中人,可他有时又耐不住向同事打听时事。他很少开怀畅笑,少有的一次大笑曾被他的同事遇见,这位同事说:

我没看见他大笑过,只记得有一次在一家晚饭席上,无意中遇见他老先生也在座,还是那个劲儿,呆坐,没话,只吃菜,不吃酒。我向来好打哈哈,不管什么人在眼前,我都说笑一阵。当时座中南北的朋友都有,偶然说起北方的土话不通,不禁引起我的火来。我说土话就没有通的,无论南北,譬如北方的“骨里包堆”和南方的“一搭瓜子”,都是一样的不通。又一位接着说:“那么唯有说外国话了?”(那时清华的风气,谈话用英语的很多,所以这位朋友的话里也含有讽刺)我说,自然“All together”是凡能英语者都懂,通得多!向来一死儿沉默的王静安先生这时忽然笑出声来。我立刻感觉不安,自悔失态了。接着王先生在怀里拿出一盒红锡包的纸烟来,吸得好像颇得味。从那时,我知道他不吃酒,却是吸烟的。

王国维是不太管家事的,用民间俗话说,酱油瓶倒下他都不会扶一扶的,一门心思只管读书做学问。每月校方发工资,他都悉数交给夫人,只留极少的零花钱,而这些钱多用来逛琉璃厂和买书了。孩子们小时顽皮,常常打闹追逐,但逢此时,他似没事儿人一样,照样捧着一本书注目观看。哪怕打闹到他的膝下,他依然捧着书,一心二目就是不离书的字里行间。孩子们进一步,他退一步,不发一言,不分一点儿神,绕屋退避。直至孩子们把动静闹大了,母亲赶到,孩子们才安静下来。

在女儿王东明的记忆中,父亲就是个传统的读书人,除了书和学问,也就是吸烟和吃些零食。夫人知道他的喜爱,家中常备些蜜枣、胶切糖、小桃片、云片糕和酥糖等。王东明回忆:“父亲每天午饭后,抽支烟,喝杯茶,闲坐片刻,等于休息了。一点来钟,就到前院书房开始工作,到了三四点钟,有时回到卧房自行开柜,找些零食。……父亲对菜肴有些挑剔,红烧肉是常吃的,但必须是母亲做,他才爱吃。……父亲爱吃的水果也不多,夏天吃西瓜,他认为香瓜等较难消化,他自己不吃,也不准我们吃,其他如橘子、柿子、葡萄等,还较喜欢吃。我们大家也跟着他吃。”

他才可以算是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

王国维在国学研究院没有公开课,只负责指导研究生和作专题讲演,也就是所谓的上大课。他的讲课,细腻细致,广征博引,引人入胜。讲东汉经学家、文学家许慎《说文解字》时,他会用甲骨金文,用三体石经和隶书作比较,由此对汉字的研究细密多了。学生学会了触类旁通,由此读懂了许多相关的书籍。他做学问从不妄下结论,在掌握了所有的材料后,再把这一结论和相关的问题比照一下,在确定无疑后才下结论。例如,总结甲骨金文中的资料研究殷周两代的制度,就是总结殷周两代个别问题的综合。这种综合研究的方法,使很多学生受益匪浅。他的学生姜亮夫深有体会:“这个问题我在清华读书时,不是太了解,后来我出来教书,做科研工作,越来越感到王先生的教导对我帮助很大。”

国学院以研究国学为主,自然要给学生讲国学经典《尚书》,这本成书于公元前5世纪的典籍,几千年来注家蜂起,很多注解都还是莫衷一是,难下定论。王国维在给学生讲《尚书》时,有一个至今仍在清华流传的段子:“诸位,我对《尚书》只懂了一半。这是我对诸位应该说的第一句话。”这使学生们感受到他为学的老实,同时也知道了他的自信。王国维的治学方法奠定了清华国学院的学风。同是导师的梁启超极为推崇,他说:“先生之学从弘大处立脚,而从精微处著力,具有科学的天才,而以极严之学者的道德贯注而运用之。”又说,“其辩证最准确而态度最暖和,完全是大学者的气象,他为学的方法和道德,实在有过人的地方。近两年来,王先生在我们研究院和我们朝夕相处,令我们领受莫大的感化,渐渐成为一种学风。”

王国维认为做学问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唯有笨办法“寻源”。胡适曾开过一个国学必读的书目,在学生中流传。他知道后不以为然,对学生说:“胡先生想把国学开出一本账来,好像是索引,一索即得。但是,细账开好后,大家便利了,也就不读书。”这个读书就是“寻源”的工作,同时结合古籍,用地下出土的考古资料,相互参证稽实。这个“寻源”的工作,既真实又辛苦,马虎不得,草率不得。

他就是这样一位平实的学者,凡事不喜张扬,只做学问,不擅应酬,在公众场合寡言默语,如不是别人提及,很少有人注意到他。当年的清华员工毕树棠在一次聚餐会上第一次认识王国维,他的回忆十分传神地记录了王国维的神韵:

我正用筷子夹了一块海参,还没到嘴,邻座某君推了我一把,伸手一指道:“瞧!王国维。”……我顺着那人的指尖看去,果然在校长对面坐着一位清瘦而微须的四十多岁的老头儿,红顶小帽,青马褂,身后垂着小辫儿和玄色扎腰,很谦恭而谨静地坐在那里。在大家喧声谈笑中,似乎他总是安静的、沉默的,除举箸停箸而外,什么都不理会。曹校长应酬态度很周到,话很多,看神情每一节话都必问到老先生,他只是微笑、点头,没有很多的回答。饭后,照例有各种余兴,如清唱、谐谈及诸般游戏,那时便不见他老先生的影子,大概是吃完就走了。……王先生本是终年在故纸堆里的人,对于这个,当然受不住,所以一下子就把他打回去了,再也不露头。

王国维的学问广而深,从甲骨、考古到边疆地理,从蒙古史到词曲,都有超迈前人的造诣。在国学已成为热门、国学大师的帽子满天飞时,梁启超称王国维的学术贡献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绝学”,鲁迅除对他的老师章太炎甚为信服外,赞佩的人唯有王国维,说“谈到国学,他才可以算是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郭沫若则称王国维是“新史学的开山”。他在清华期间主要进行蒙古史的研究,撰写了许多论文,出版了《蒙古史料校注四种》等。他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全力在研究元朝秘史,意在完成一部专著,可是终究没有完成,成为他一生中的遗憾。

1926年,北伐军攻克长沙。嗣后,自命清室遗老的叶德辉被镇压,此人也是一位学者,且也留有一条辫子。春夏间,冯玉祥的西北军加入国民革命军后不久,韩复榘部进入河北。冯玉祥当年驱逐溥仪出故宫的画面历历在目,在王国维自认为这是遭受了一次人格上的侮辱,可如今又是在劫难逃啊!次年5月,梁启超在北海松坡图书馆开茶话会,正式宣布,时局如此动荡,国学院也难以办下去了。他本人也将重过流亡生活,东渡日本,暂避国民革命的锋芒。

这一切都来得太快太突然了,也让王国维措手不及。梁启超说:“他平日对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由此痛心入骨,“故效屈子沉渊,一冥不复视。”又说,“他对于社会,因为有冷静的头脑,所以能看得清楚;有和平的脾气,所以不能取激烈的反抗;有浓厚的情感,所以常常发生莫名的悲愤。积日既久,只有自杀一途。”6月2日,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留有遗书,其中曰: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

这算是对他自沉的交代,在他是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可后人的解析却那么费劲,以至疑窦丛生,聚讼纷纭。然而,他对中国学术,即中国国学的贡献,却都是众口一词:国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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