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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刚:司马迁为什么把这两人的列传放第一


来源:凤凰网国学

令司马迁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的是,八百多年后的唐朝开元皇帝,居然会篡改《史记》的传记排列,把老子从第三排到第一的位置上去,变成了《老子、伯夷列传第一》。权力在历史书写中的作用, 实在是无所不届。史家又能如何?可是,就像当年朱元璋命人删削《孟子》一样,当权力烟消云散之后,历史书写还是回到了它当初的模样!

毛泽东云:中国有两部大书,一部是司马迁的《史记》,另一部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不得志的情况下撰写的。唯其有才,故能写出好书,值得阅读;唯其不得志,故能写出深刻的书,值得参悟。

司马迁纵横恣肆,直抒胸臆。《货殖列传》, 阅尽人间百态;《刺客列传》,沉郁凄美,荡气回肠。《史记》不虚美,不掩恶,尽显真精神。司马光厚德载物,忧国忧民。《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力求警钟长鸣、读史明智。

与司马光的经世心态“求用”不一样,司马迁著史,更突出的特点是“求真”。用他自己的两句话概括,一是“成一家之言”,二是“藏之名山,传之后人”。第一句话是说,他要创新,不会按照朝廷意思奉旨行事;第二句是说,他不是为稻粱谋, 不会迎合当世,是非任后人评说。所以,我说,司马迁最可贵的就是一个真字,真性情、真感觉。

伯夷、叔齐

【一】伯夷、叔齐的故事

《伯夷列传》是《史记》的第一篇传记。《太史公自序》云“末世争利,唯彼争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传第一》。”

司马迁赞赏伯夷的高义,赞赏伯夷的壮烈之举。有意思的是,唐朝皇室奉老子为开宗之祖,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年),竟然下敕,将《史记》老子列传的位置前移于首位,唐人张守节《史记正义》所采取就是《老子伯夷列传第一》的版本。

从王安石以来,就对“伯夷传”有所怀疑,至清人梁玉绳(1744-1792)著《史记志疑》,而集其大成。梁氏对《伯夷列传》提出十点疑问,其中最可注意的,是夷、齐归周,在姬昌封西伯之时,并非文王辞世之际;文王死后十一年,方有武王伐纣之事,如何说父死不葬?饿于首阳山上,不等于饿死在山上,不食周粟乃拒绝周之爵禄而已,非不食粟也。

但是,这些质疑都不能动摇伯夷、叔齐,实有其人其事,既然有仲尼的表彰,故事细节容有商兑,但定然不会是向壁虚构。

《史记·伯夷列传》通篇800多字,涉及夷、齐传记部分仅200 余字,其余文字都是抒发司马迁的感慨。这200余字的传记部分,记载了如下三件事情。

第一件是兄弟让位。伯夷、叔齐都是孤竹君之子。孤竹国,有人说子虚乌有;有人说地望在辽西,或今河北秦皇岛市下的卢龙县。孤竹国的老板要传位给老三叔齐。国君传位给小儿子,这是有传统的, 当初古公亶父不就是想传位给王季(姬昌的父亲) 嘛!太伯与虞仲逃之而去,以满足父亲太王的愿望。现在孤竹国父王去世后,叔齐要让位给老大伯夷;伯夷说,父命不可违,离国而逃。与周国的情况不一样,这老三叔齐也一并逃了。国人只好立老二为君。故事的版本与周人的不同。

第二件是夷、齐用仁孝二义,阻止武王伐纣。伯夷、叔齐逃离出自己的国家,向往姬昌所领导的周国文明之邦,正巧西伯卒,武王车载父亲的木偶神像,东伐商纣王。伯夷叔齐扣马谏阻,质问说,父死不葬,却兴兵讨伐,是为不孝;以臣下攻打君上,是为不仁(忠)。武王身边的士兵想加害二人,被姜太公制止,并请人扶将而去,说他们是义人。

第三件事是,武王成功之后,天下宗奉周朝, 唯独伯夷、叔齐拒绝食周之粟(不接受周之封爵)。他们隐居於秦岭首阳山,采薇而食,贫病交加,在生命垂危的那一刻,两人唱着《采薇》之诗:“登彼西山兮,采薇菜充饥。以暴易暴兮,不觉其非宜。神农虞夏之世不再兮,何处才是我之归依?叹吾生命兮,衰微而不济!”(原诗是:“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於嗟徂兮,命之衰矣!”)最后因饥寒交迫,死在那里。

可以这样说,《伯夷列传》是《史记》中极少数篇章之一,作者的感慨多於史实记述。作者的感慨是什么呢?

【二】“天道”之不公

司马迁在记述伯夷叔齐的故事时,有很多的感慨。孔子说:“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过去的不痛快,放在一边,就不会埋怨;发心於仁,归结於仁,有什么怨言呢? 可是,你看他们临死之前的《采薇》诗,“怨邪,非邪?”难道不是心中有所怨恨吗?司马迁如此发问。

有什么怨恨呢?天道不公平啊!

《老子》七十九章云,“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子吗?完全不是如此。司马迁说,像伯夷、叔齐这样子的人,难道不是天下至善之人吗?品行如此高洁,终归饥饿而死!再看孔门七十子之徒中,仲尼独赞颜渊为好学。可是,好学又怎么样!颜渊生活贫困,糟糠都吃不饱,年轻轻就去世了。难道上苍就是如此报施於善人吗?

相反,那整天杀人不眨眼的盗蹠,凶狠残暴,聚贼众数千人,横行天下,竟然能正寿而终。这是遵行的什么福德呢?

以上只是最明显的典型事例罢了,司马迁愤愤地说。至于近代以来,有人操行不端、违法犯禁, 却终身安逸享乐,生活富裕,累世不绝。而有些人谨言慎行,为人正派,处事公正,却连连遭遇灾祸,这种情况还少吗?

司马迁说:“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我真的不明白了,如果真有所谓天道的话, 难道“天道”就是这样的吗?为什么好人不得善终,而坏人却得不到惩罚。这个“天道”还对不对呢?

【三】青史何以留名

既然“天道”令人困惑,作者再从人事来进行讨论,於是引发另外一层感慨。即人各有志。司马迁再一次引据孔子的话作为讨论的出发点。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也就是说人各有志,志向不同的人不可能在一起谋划事情。孔子还说, 如富贵可以追求,即使是执鞭赶马车,我也愿意做。如果不能呢,还是随个人志趣的好。(“富贵如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人的主观愿望,不可能都变成现实。即使你为了追求富贵愿望努力了,也不一定能变成现实。言下之意,如果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干脆按照自己的性情做事最理智。

孔子又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在“从吾所好”的前提下,要有松柏一样的坚持,要有定力!举世浑浊,大家都追名逐利,才能显得出像伯夷、叔齐这样的人可贵。难道不正是因为众人皆汲汲于富贵,另一些人视之若浮云,才彰显出他们超凡脱俗的品格吗?

但是,正如孔夫子所言,“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君子最大的遗憾是不能青史留名。人皆有所追求,就像贾谊说的那样,“贪夫为财富而打拼,烈士为名誉而献身,矜夸者死于争权,老百姓只求活命”(“贪夫徇财,烈士徇名,夸者死权,众庶冯生。”)。人的追求各有不同。

在大千世界里,贤者欣赏贤者,英雄怜惜英雄。所谓“同明相照,同类相求。”伯夷叔齐这样的贤者, 才能得到孔夫子的赞赏。也正因为有孔子的表彰,他们才能流芳百世。颜回(即颜渊)不也是这样的吗? 因为颜回追随孔子左右,才能彰显其笃学的品德。有些品行高洁的隐士,假如没有这样的机遇,就淹没无闻了,难免可惜。穷乡僻壤品行高洁的人,如果得不到有影响力的人推扬,怎能扬名立万於后世!

写到这里,我们感觉到司马迁的脸颊,露出不易察觉的莞尔一笑:史家手上的笔就是很重要啊!

【四】有感於司马迁的感慨

读了《伯夷列传》,谈了司马迁的感慨,也引起了笔者的感想。这篇文章是出自司马谈(约前165- 前110)还是司马迁(前145-?)之手,现在无法考证了。但是,他们生活的时代背景大体相同。汉初经济凋敝,政府提倡清静无为,政策宽松。但是,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休养生息,经济飞速发展, 统治者采取无为而治的国策,这种国策是得到司马父子认可的。《论六家要旨》中崇黄老而黜六经(班固语),就是明证。

但是,另外一方面,“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求利致富的本性与唯利是图的本能,交缠在一起,导致社会道德滑坡,也是有目共睹的。贾谊(前200- 前168)痛心疾首於此,呼喊着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家乃亡。司马迁要比汉武帝刘彻(前156-前87)年轻10来岁,汉武帝“独尊儒术”,推行察举征辟制度,开启了读书做官的直接通道, 其利其弊,为接过父亲太史公的工作之后的司马迁,亲眼所目睹。经济上奉行爱拼才能赢,政治上奉行“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样的社会价值观,对于人们的道德底线有很高的需求。所以,司马迁说,“末世争利,唯彼争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乃“作《伯夷传第一》”,是有着独特的时代背景的。

为什么好人得不到好报呢?伦理诉求(道德)和价值诉求(利益)发生背离,是人生的常态,司马迁举了那么多例子,其实他自己心底就有一个例子,那就是他因为李陵之事而被施以宫刑。《报任安书》中的愤懑,仿佛在这部史传中依然有余响。

《老庄申韩列传》,老子的传记不过400 多字,庄子200 来字,申不害传记几十个字,可是,对於韩非的《说难》800 多字,他却照抄不误。难道不是因为他有感於在李陵一事上因言致祸吗?我说了,司马迁是有真性情的人。个人的情感和遭遇一定会诉诸于笔端。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司马迁的态度很清楚,我们可以容忍伦理诉求(道德)与价值诉求(利益)的背离,但是,像夷、齐这样做出巨大牺牲的仁人义士,青史留名,以激励后昆、激励草莽之人,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可以不要世俗的物质的利益,但是,不能没有精神的报酬!这就是“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在这里,司马迁实际上在将人生的价值进行了分类,物质的回报与精神的回报。前者是现世界的荣耀,后者是死后的荣耀。对于君子来说,死后的荣耀似乎更重要,故而“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如果像伯夷、叔齐甚至颜回这样,生前困苦,死后却被人称颂留名,这不就又证明了冥冥中的“天道”,终究还是“常与善人”(给福报于善人)了吗!

宗教对人性的意义,在于生命的超越。超越生命本身世俗利益,追求来世的永恒。这究竟是对人生的觉悟呢,还是对于生命永恒的贪婪?就看你如何去理解。但是,司马迁这里的“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是十足的儒家理念,是“三不朽”的另一种表达,它的追求是真正完成对于肉体生命的超越了的。我认为,这种追求,构成了中国文明迥异于西方文明的特色之一。

但是,文章写到这里,司马迁又提出了另外一层意思。居於陋巷之中的善人,自我成名是很困难的,只因有孔子这样的名人推扬,像夷、齐和颜回那样的人,才得以青史留名。如果没有孔子这样的人推扬怎么办呢?于是,史家的历史书写,就显得格外重要。难道这不是自然而然的结论吗?在这里,司马迁是在任性地自豪一下,为史学家的重要性而得意呢?还是像他父亲临终前对他嘱托的那样,感受到史家的沉重责任感和使命感呢?

令司马迁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的是,八百多年后的唐朝开元皇帝,居然会篡改《史记》的传记排列,把老子从第三排到第一的位置上去,变成了《老子、伯夷列传第一》。权力在历史书写中的作用, 实在是无所不届。史家又能如何?可是,就像当年朱元璋命人删削《孟子》一样,当权力烟消云散之后,历史书写还是回到了它当初的模样!

*本文原载于《中国文化》杂志二零一八年春季号,原标题:“司马迁感慨什么:读《史记·伯夷列传》”,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责任编辑:李志明 PN032]

责任编辑:李志明 PN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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