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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传统文化”是学生的正餐 而不是点心


来源:凤凰网国学

中国的教育从过去到现在,再走向未来。我们评判现代教育时,应该以未来作为我们的出发点和根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教育应该是我们的超越、变革的对象,所以我们说对现代教育不满意,我觉得这是情理之中的,因为我们的评判标准是未来。我们之所以从事教育,因为我们对我们的现状不满意,我们从事教育不是让我们的学生适应现代社会,而是为了超越现代社会,提高现实的品质和层次,如果没有这样的情怀,我们没有必要做教育工作。

【导言】

当下的中国教育,一方面是教育普及程度大幅提高,国民教育整体水平一路高歌猛进;另一方面,教育相关的负面消息也此起彼伏,比如师德问题、师生关系问题、老师与家长的关系紧张问题,以及一直被诟病的考试制度问题等等。那么,当下的中国教育,到底存在什么困局?如果拉长时间线或者空间线,来分析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转型,我们能不能找到一些有效的办法,来回应和解决现实问题呢?

2018年6月20日下午,“第三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系列活动之“中国教育:从传统文化寻找突围之道”高峰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学堂举行。本次高峰论坛下半场的圆桌论坛围绕“中国教育:能否从传统找到解围之方”展开,凤凰网文化中心总监、国学频道主编柳理担任主持,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杨东平;全球华人国学大典发起人、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国学研究院院长朱汉民;北京师范大学教育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教育学会传统文化教育中心主任徐勇;北京师范大学客座教授、孔阳国学工作室创始人朱翔非同台论道,回望中国教育传统,从传统文化出发把脉中国当代教育的症结,为教育发展建言献策。

下文根据北京师范大学教育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教育学会传统文化教育中心主任徐勇先生论坛发言实录整理而成。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中国教育学会传统文化教育中心主任徐勇发言

小班化比大班化有效 现代教育可以借鉴

徐勇:中国的教育从过去到现在,再走向未来。我们评判现代教育时,应该以未来作为我们的出发点和根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教育应该是我们的超越、变革的对象,所以我们说对现代教育不满意,我觉得这是情理之中的,因为我们的评判标准是未来。我们之所以从事教育,因为我们对我们的现状不满意,我们从事教育不是让我们的学生适应现代社会,而是为了超越现代社会,提高现实的品质和层次,如果没有这样的情怀,我们没有必要做教育工作。

所以,做教育的人一定要有一种未来意识,一定要有一种长远的眼光。从传统教育到现代教育,其实我不赞成说出现了那么大的断裂,我们现在把传统教育理解的是古代教育,我认为其实所谓的传统不是一个时间段的意思,它强调的是一个延传,强调的是一个程序。也就是说,传统是从过去延传到现在的东西,我们现在把传统等同于古代,其实如果要跟传统找一个对应词,我觉得传统的对立面应该是时尚,也就是说是昙花一现的东西,美国杰出的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写过一本很厚的著作《论传统》,他说任何一个传统的形成都要经过三代,经过两次传承才能成为传承。所以,我说中国教育的发展其实也就是传统的不断蜕变,不断自我更新的过程。也就是说,在我们现代教育中,依然有很多传统的因素。

近100年来,我们开始学习日本,后来学习美国,再后来又学习苏联,使中国的传统有很多的东西扬弃了,中国的教育在100年前出现了一个革命性的根本性的变化,在这个变化当中有很多传统教育的优良因子丢失了。但是我们的传统是我们经过扬弃的东西,我们现在谈传统的解围之方,我觉得可能是将中国传统教育评价过高。

我觉得中国传统教育因陋就简的成分太多,但是传统教育的确有很多能够为我们现代教育提供借鉴和启示意义的内容。比如我们现在的教育特别注重规模,规模很大。但是中国传统教育无论是私学和官学,无论是私塾还是书院,它的规模都非常小。明清时期,府州县学生员的名额,一般是府学四十人、州学三十人、县学二十人。启蒙的私塾更是如此,一个私塾老师招十几个孩子已经不得了,有的私塾是专门为某个孩子设定的。前不久我做了一个传统书院的调研,我统计了155所书院里面,中国传统书院最高的数是320人,最低的只有十几个人。换言之,155所书院,平均人数是75人。这样一种人数少,规模小,师生能够朝夕相处,能够建立一种人文教育所必须的亲近氛围,学生的问学有针对性,老师的施教有针对性,现在的教育规模越来越大,还有院校合并的问题,我的课堂上50多名学生,一个学期下来我叫不来名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现代教育应该向传统教育学习,规模小、人数少、师生朝夕相处,这是可以借鉴的。

所以,在现代这种情形之下,我觉得小班化是可能的。也就是说,有一些老师自己的名望很高,选他课的人很多,这个东西可能很难避免。但一般来讲,我觉得小班化应该是一个趋势和一个追求的目标,尤其是现代科技翻转课堂,很多东西他们提供一对一教学的环境。我觉得小班化的教学比大班化有效。

传统文化教育要有长远意识 不宜太急切

主持人:我们知道,从2013年到现在,或者2014年到现在,教育部连续发了好几个文件,就是关于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注意到这个文件覆盖了从义务教育阶段到现在的高中的课程设置,这里面怎么来加大传统文化的传播分量。你们觉得,如果说通过制度的修正,让国学经典重新回到中小学的课堂,能够给中国教育带来很大的变化吗?当前的学校教育具体如何来补这一堂传统文化的课?

徐勇:我没有这样的一种急切的心情。因为传统文化教育的功效本身就是隐性的,不是显性的;是长期的,不是暂时的。我们要有长远意识和未来眼光,其实还要有一种很重要的情怀,就是从容。我们现在全社会太急切,做什么事情都强调适用的功效,强调立竿见影。上午种树下午就希望长成柴,今天耕耘就希望明天有收获,这种功利化的用心,对我们的教育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希望中国传统的文化开花结果,但我不指望它今天结了果,明天就会有大的变化。如果我们按照教育的逻辑和规律,以从容、简单的心情来从事这个工作,日改月化。相信通过这个教育,对我们孩子的理想,对未来的中国影响是非常大的。

我最近一直在讲传统文化的教育意义和价值,它可以使我们成为一个既有传统知识又现代化的中国人,使我们能够共同建设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能够把自己生命的根须扎到传统文化的土壤,变成一个自觉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

我觉得传统文化教育引到现代教育学堂是非常必要的。我现在提倡一个观点,就是把传统文化教育变成中小学的必修课,我认为这个东西非常有必要。我们现在传统文化教育实施也已经二三十年了,在很长一个时期都是我们民间的力量在努力,是一线的老师以及社会上的有志之士在工作。2013年是一个分界,2013年之后我们的党和政府对传统文化教育是强势介入的。

传统文化教育时间很紧,参与的人数很多,但是问题也很多。我觉得从教育目的上来说有功利化、道德化的用心;从内容上上有庸俗化、碎片化的问题;从教学上,有仪式化、风骨化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进行顶层设计,进行教材的编写,就能够一定程度去除这些乱象。另外,也可以达到传统文化教育的目的。

我们现在靠的是渗透的方式,渗透到每个学科。刚才我们讲到近代化,近代化就是专业化,专业化造成了现在很多学科的壁垒。但在某种意义上,划分又是必要的,也就是说每个学科有特定的功效,如果渗透多了,很可能就达不到目的,这也是我们俗话所说的“耕了别人的地,荒了自己的田”。

现在传统教育文化最大的瓶颈是师资问题,如果不能纳入专业课堂,只有历史老师、语文老师兼职做,没有专职教师就谈不上专业化。所以,把传统文化教育纳入我们的必修课,是它成为我们学生的正餐,而不是点心,是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一个有效的方法。

最近,我也在做传统文化教育的标准,就是面向中小学的。我其实不大赞成过早地把这个评价体系纳入其中,尤其是不愿意把它纳入到高考这样一个范畴。我们现在说的传统文化教育主要是让孩子认识传统文化的价值,增进传统文化的兴趣,提升传统文化的素养。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兴趣是最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如果把它变成一个高考的一门课,当然可能会受到学生的重视、家长的重视、全社会的重视。但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大家只是为了高考而学习,为了考试而学习,这种传统文化教育最主要的目标是形成传统文化的人文素养,这是重要的。

会出现真正的“国学大师”吗?

徐勇:我们这个时代,或者说将来是否出现这种学贯中西,博古通经的真正的大师?我并不乐观,网上有一个段子说“耐心决定境界”,一般人做完一件事之后马上希望得到回报,那你适合做钟点工;如果你做一件事情希望一个月后得到回报,那你适合做工薪族;如果你做一个教师,应该要有三十、五十年的耐心;如果你想做一个伟人,那要有一百年的耐心;如果要做一个圣人,要有三百年的耐心。精通古今中外的大师,是一个伟人还是圣人的级别?需要我们去考量。

当今科技对我们的传播带来了诸多便利,我们应该珍惜注重建立这些传播手段。我们现在也正在这样做,比如说我今天晚上见一个自己指导的学生,他们通过APP传播国学,获得了国创的奖金资助,这个手段我们肯定需要。但是我们这些人比现在的青年人差很多,有一个说法说“你不懂时尚就很难懂得创新”,尤其是技术上的创新。我觉得利用现代传播手段在传统文化上进行创新,应该是青年一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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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志明 PN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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