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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鹏程:你不知道的中国教育传统


来源:凤凰网综合

“古代东方各国、各地区的教育是为少数统治者服务的。整个教育赖以立足的基础是文字的使用,教育的目的是培养通晓文字、阐述理论来为统治者服务的文人。故东方各国、各地区的古代教育是以文字教育为主,排斥体育与艺术教育。古代希腊的城邦制度决定了希腊教育的特殊性,其教育是公民教育而非为统治者个人服务的教育,这种教育重视体育与艺术教育,到了古典时代的雅典,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语言才在教育中上升到重要位置,成为政治家、修辞家和教师共同使用的工具。

“古代东方各国、各地区的教育是为少数统治者服务的。整个教育赖以立足的基础是文字的使用,教育的目的是培养通晓文字、阐述理论来为统治者服务的文人。故东方各国、各地区的古代教育是以文字教育为主,排斥体育与艺术教育。古代希腊的城邦制度决定了希腊教育的特殊性,其教育是公民教育而非为统治者个人服务的教育,这种教育重视体育与艺术教育,到了古典时代的雅典,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语言才在教育中上升到重要位置,成为政治家、修辞家和教师共同使用的工具。

我在百度上搜索“希腊教育”词条,于是就出现了上面这段胡说八道的文字。它说的东方各国,指的是中国、印度、古波斯,充满了一种鄙夷“东方专制主义”的态度,大力歌颂希腊教育。

然而,古代中国教育是讲究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的,“东方各国、各地区的古代教育是以文字教育为主,排斥体育与艺术教育”云云,真不知从何说起。

这大约也就是现在一般人的态度。谈到教育,皆是不满、皆是怨怼!中国的教育一塌糊涂,所以人人都想把小孩子送到国外就学、人人都艳羡西方教育之发达。

是的,我们现在的教育很糟糕,但古代情况也如此吗?现代中国人似乎还应该对此问题稍稍补点课。

壹、

近代中国的教育,正是建立在对传统教育的批判上而形成的。通过批判与扬弃,我们才逐步建立了新的现代教育体制。

当时批判与扬弃的,是些什么呢?

一、光绪二十九年废科举、立学堂,首先即是要切断科举与教育的关系。

此举之另一意义,是要改正考试引导教学之弊。考试引导教学,凡不考的东西,考生当然也就不看了;就算考生爱看闲书,也愿浏览,家长亦必严格禁止。

现今学校教育,问题也仍是如此,可是当时士大夫确实是下了决心要废止它的。

再者,科举考试左右甚或主宰着教育,也显示了国家意识形态对教育的控制。可是传统教育在这方面又是不彻底的,国家意识形态仅贯注于精英的高层教育,因为它要藉此选拔官吏,可是它又并未贯注发展为国民教育。所以一般民众多属文盲。

二、切断科举与教育之关系之外,认为过去的教育亦因配合科举之故,只培养了一批会背四书、写文章的文人,缺乏实业精神,不娴实务。因此新式教育不再重视这类文史知识,转而以发展实业实学为目标,口号是“科教救国,实业兴邦”。风气延续到现在,教育咸以工商实用学科为重。

三、内容转向实业实用,方法则反对传统的背诵记忆之法,认为那种方法仅能桎梏性灵,摧残创造力。

因此,即使教传统的经典,也绝不会让青少年直接去读诵原文,一定要用新时代的眼光予以重新编组,将其内容“系统化”。例如《老子》五千文、《论语》都是一则一则的格言口谈,毫无体系,不便了解。故皆须以伦理观、政治观、宇宙论、知识论等框架,重予归类,另附解析,以教生徒。

老经典都须如此换上时世新妆,以知识化、系统化、时代感为尚,则新教育与传统教育取向上之不同也就显而易见了。

过去的教育是教人“继往”,面向传统,吸收前人智慧之成果。新式教育着重的是“开来”,强调获取新知,纵使读旧书,也应有新意,能创造出新知识新体系来。过去的教育更重历史性,新教育则是革命性的。

四、这样子革命创新不已,于是便逐渐建起了一套新的教育制度。其中,中学堂,做为小学堂与大学堂之中介或衔接,是古来所无的。

大学则为中学之延伸,读完了称为毕业,谓学业已毕,将进入社会就职了。

因此,大学教育也就不再是传统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而是与职业挂钩的。大学号称专业教育,然这个业字乃是指职业之业。一个大学生读了水利工程,将来毕业入社会,就去水利局、建水库、修水坝、挖水沟;若竟去了别个行业,大家就惋惜其“学非所用”了。这种产学关系,也是古来所无的。

以上所有改革,总体上就是教育国家化,由国家来办教育,并期待通过教育能够富国强兵。个人隨之启蒙开智、习艺谋生、改善社经地位。这就为尔后计划经济型态的教育奠下了基础。

而在这样的改革浪潮中,传统教育乃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其被泼脏水、污名化亦是必然的。上面我引用那段文字即很好地总结了改革以来社会一般人对传统教育的观感:在中国,东方专制主义下的教育,只是灌翰知识、练习作文、培养奴仆,以为统治者服务;西方之教育则相反,是培养自由的公民。

貳、

事实当然不是如此。现代人对西方的浪漫想象,如何不切实际,姑且不说。古代中国在世界教育史上的地位到底如何,倒不妨略述一二。

中国教育在世界教育史上第一大重要性,即在于它历史最悠久,而且是真实存在的。

因现今所谓“西方传统”都是早已中断了的,凭着后人的想象重新捏塑建构起来,其实考古难征。如埃及、巴比伦、古印度,如今哪还有影儿?勉强以推测为实事罢了!古希腊文明,早已灭亡,赖阿拉伯翻译增饰及文艺复兴时期诸多人文式的解读,才有现在看起来颇为光彩的古希腊教育史可说。

但讲中国上古史,如果你把那些三皇五帝之盛治文明的传说当真,认为那就是六千年前的史事,必有顾颉刚一类史家跳出来告诉你:“错啦,那些常是战国秦汉间的史料。越是晚期的说法,越是会讲得古。原只说三代,后就说黄帝,再又说伏羲神农,最后则是女娲盘古,此即‘古史层迭造成说’是也。治史者应该把这些增饰一层层剥去,才可能还原真相!”

话讲得很好,但为何一面对古希腊史,大家就忘了该做这种工夫呢?古希腊史事上,经由阿拉伯、基督教及文艺复兴与人文学增饰过的色彩可太多了,焉能当真?

再说,就算没增饰,那个传统也早已中绝。后世基督教之教育体系和近代的大学,都是另起炉灶另造窑子,成品与古希腊无甚关系,不过有时还仿用着老商标而已。

与此相关的第二个重点,是体系最为完备。

《孟子·滕文公上》说教育制度:“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这种战国时人溯古之词,一般我们并不真信。不过,即使以周朝来看,“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礼记·学记)应该仍不假。五十家为党,1250家为术,这是指地区分布和学校的规格。至于教学内容,有小学有大学,各有定规,也是很明确的。显然此时教育体系已颇完备。

而后世的教育亦即由此发展而来。怎么说?当时的教育自然只是贵族教育,可是后来孔子开创的平民教育、宋明理学家办的书院教育,却都是延续式的非革命式的。仍用庠序学校诸名、也仍用六艺及小学大学之教育内容。

第三个重要性,就是教育内容最完整。

周朝,保氏教国子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古希腊则仅只智者三艺:逻辑、修辞、文法。到柏拉图,才改为四艺: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这四艺就是革命性的,故当时还在其学园门口大书:“不懂几何者不能入内”,颇有标新领异之姿态。后来基督教当道,修道院以神学七艺为教,其实也别无奥秘,即是将老三艺与新四艺拼起来而已:文法、修辞、逻辑为前三艺;算术、几何、天文、音乐为后四艺。

不过,此时毕竟已非古希腊了,学术与教育之目的是要为基督教上帝服务的。故七艺有附会七大行星、七件圣事(洗礼、圣餐、告解、婚礼、圣职、终敷礼、坚振礼等)。

拿这七艺与我们的六艺相比,你就会发现它无礼,礼须外附于七圣事;无射御,亦即无武备、无驭事之能力的训练。整体而言,绝对不及六艺内容完整。

不只此也,自古以来我国教育的特点就在于不将教育局限于庠序学校,而是与家庭、社会整体结合着的。

因此,学校同时也是明堂、辟雍;也是择士、议军、献俘、养老的地方。学生则除了知识技能之习得外,其礼乐教养就与吉、凶、军、实、嘉诸礼,或成年礼、婚礼、祭祀礼等社会制度结合着,这与修道院孤立式教育是不同的。

还有一个重要性更有意思:儒家本身就是个教育家团体,出于司徒之官。

它后来成为中国社会文化的主干,以致整个中国文化的内容就是教育,整个社会就是学校。这在其他任何文明中都是找不到的。

以上这些特征相互关联,在世界教育史上可以说独一无二。而这种独特性事实上也就是优越性,底下我们将一一分说。

叁、

中国传统教育之优越性不在于枝枝节节各方面,乃是整体性质的,首先应该说我们有特殊的学之人观

这是说中国人对“人”的看法。认为人就应该学,也都可以学。有学之义务,亦有学之能力,故“学”乃人禽之辨。通过学习,人可以进步,可以创造文明,禽兽则不能。因此人若惰于学,会被视为败德,因为怠忽天职,自暴自弃,为人所不耻。

依此说,凡人均应学,也均有能力学。此在中国,早已视为理所当然,不待辩说。在其他文明中却是桩异闻,须很费劲才能慢慢进化趋近。

因为世上无论何种文明,总是把知识与权力结合着的,所以学习必因阶级、贫富、贵贱、少长诸条件而有不同。最早,知识与祭司巫师相关联着,掌于宗教。嗣后掌于世俗之有权者、有兵力者手上;再则掌于有钱人之手。

教育不但在现实上是不平等的,许多理论家竟然连理论上的平等也不愿施舍给一般人。印度的婆罗门独掌知识教育之权,固无论矣;古埃及之教育,亦独行于宫廷、职官、僧侣之间。至古希腊,柏拉图学园那么有名,但他岂向平常人开放哉?柏拉图认为像哲学王这样的人生来就口含黄金;军人则口含白银;手工艺者与农民只能口含铜铁。故其教育乃是立基于人种天赋差异论上的。其教育主要在于培养哲学王,距中国人相信的人人均能学、可学,实有霄壤之别。

时至今日,教育,事实上仍隐含着这种不平等的人观,也只掌握在有钱人和有权人的手上。性别歧视亦仍很严重。

过去我们常误以为限制女子受教育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弊端之一,外国则男女受教总是平等的。蔡元培有次写信给友人,就说外国无论小学、中学、大学皆是男女合校;美国大部分大学与小学亦是如此。当时人以此提倡女学,视其为改造中国之一大事。然而西方女人受教育是容易的吗?

以英国剑桥大学为例。一八六九年才开始有女子学院,学生仅有五人。一八八一年,女生才准参加考试,但不授证书、不授学位。到一九二一年女人终于可获学位了,却仍不准公开正式授予。一九二六年,女人才可以正式获授学位,正式场合也准穿长袍了。可是第一位得到此权利的,乃是伊丽莎白皇后,即现任女王的妈妈。如果不是她,能否开放,恐怕还难说。当时这些权利本来就只是局部开放的。大学中男女比例被限制在十比一,可知此种特权本不想普及于所有女人。

而即使如此,此亦由于整体环境改变所迫:一九一八年英国才扩大选举权,准许三十岁以上的女房主及男房主之妻拥有选举权,故教育领域渐渐也不得不向此有钱有权之女性开放。然而开放之速度仍是滞缓的,毕竟教育领域之保守性远甚于一般市政,是以直到一九八九年剑桥的马德林学院才开了禁,开始招收女生。当天,学院还降半旗致哀,哀悼一个伟大的传统阵地沦丧了。

中国女性受教育,虽有现实家庭财力之困难,但无此等观念及制度之束缚。周朝就有“女史彤管”,汉魏南北朝更不乏“咏絮高才”。古希腊、中世纪,哪有这样且这么多的女学者、女诗人?

批评者每摭拾“女子无才便是德”一语,概括谓古人不让女子受教育。实则此语出于明末清初,是针对社会上才女太多了的现象说的。“才女”非一般受过教育之女子,乃有才、能吟诗作对、常与才子酬唱交际之少女少妇也。当时女人有诗集可考的,高达两万人呢!交际既多,遂不乏西厢踰垣之举,故世家以此语为戒。而此语也反证了古代女子受教育为常事。

其所以为常事,是因男子或力田或经商或出外科举就仕,家中儿女均恃母教。此乃古代社会之常态,士大夫家尤其如此。若女不受教,将来如何教小孩?我国母教之故事无数,少孤力学之故事亦无数,即基于此社会现实(西方之母教?你举个例子来看看!)。

然其前提则是学的人观,人皆学、亦能学,岂能限扼女子耶?其他无数耕读、贫贱、妆竖而读书之故事,情况同此,就不再一一辩说了,外国就没这许多故事。

其次要说的是:人的学观。

这是说学什么、学的内容。在外国,人受教育主要是为了奉事神,神学七艺皆是为论证上帝的存在、歌颂上帝而设。其次是学知识、学技术以谋现世之衣食,改善社经地位;或谋自己之启蒙,不受神愚、不受人愚等等。

中国传统教育则一定说受教育是为了学做人。

在中国,人与学是划了等号的,人活着就要学,学什么?学做人。学着怎么样才像个人、才真是个人,此所谓“学以成人”。

刚刚不是说了人禽之辨吗?在中国,说你“不像人”是很严重的侮辱。批评某人“人模人样”却如何如何不检点,或直说某某乃衣冠禽兽,亦均是极严重的事。人之所以要受教育,就是要学着如何去除人原本存在身上的兽性,发挥其人性部分,让自己活得更像个人。

因此,说到教育,过去基本上都说是“涵养性灵,变化气质”,使人成为彬彬有礼的君子,成就为合格的人。不会像现在这样以知识或技术作为教育内容,以谋职赚钱为目标;也不会像欧洲过去,以成为上帝的仆役为宗旨。此即人之学观。

你当然可以说这种观念也有缺点,例如它不会发展为知识而知识、为技术而技术的方向。一切奇技淫巧,或博物钻研、知涉宇宙,若与人生无切实关系,或可能导向玩物丧志,它都不欢迎或不积极,视为末事。这在今天,均被冠上反对“科学求知”的恶名。

然而,任何文化都是有取舍的,要看它取舍的意义和价值。为知识而知识,是诺贝尔研制炸药时的态度;但研制成功以后他就后悔了,因为事实上根本没有为知识而知识这回事。知识可以客观存在,然人会依主观方式选用,结果好不好就看是什么人用了。所以人的质量终究还是最重要的。中国人把知识之探求与技艺之讲究视为末事,终究还是有道理的。反观现在教育以知识为导向,结果又如何?真得到知识了吗?凡事不探本而骛徇于末,岂能真有所获哉?

其三、学之世界观

人是通过学来改善自己,使自己更像一个人的,所谓成人成己。可是这“成人”还有另一个含义,指成就他人。

为何有此歧义呢?因为传统教育认为人通过学习,不唯可改善他自己,还可以改善世界。《大学》讲大学之道,就说:“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明明德,就自己说;在亲民,程子释作新民,亲民、新民均是就其他人说,而最终都止于至善。于是明明德也可说即是天下人都明其明德。个人与他人,合为一道。程朱一派,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治国、平天下为八条目,即由于此。

这么说,在中国传统社会,绝无疑义,人人视为当然之理。那么,什么叫改善自己成就他人呢?在中国,士君子决不能想象为一个印度式的隐修士,独自在灵魂中克制私欲、大战贪嗔痴,结果自证成就了什么果位。凡成就为一位善人、君子,必定是要能助人、救世,可以推己及人、乐善好施,或“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人,否则凭什么证明他自己的善不善与其他人、与这个世界有什么相干?

在古代,也更不会像今天这样一堆书呆子附和着政客,竭力论证:自己善跟使别人善是两种伦理,须有两种方法;靠自我明德的方式只能修身,不能让别人也明德。故修身、齐家只能行之于私领域;治国平天下这种公领域中的事,君子无能为力,只能交给政客,用制度来管,明明德是无效的。

其实他们自以为聪明,讲的那个治法问题,孟子老早就说过:“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了,且讲得比他们还更全面。而《大学》论修身治国平天下,亦并不是要徒善以为政,而是在讲大学之道。是一个教育的道理。

教育是通过改善人来改善世界的,就算是要用制度,制度也有善不善的问题,制度底下的人更有善不善之分。同一制度,在甲地可行,到乙地就变质。何也?人的素质不同之故。故教育家想到的,乃是改善人素质的问题。现代受西方政治学思潮影响下的学者,光想上帝的归上帝、魔鬼的归魔鬼,反而想得太简单了,非探本之论。

其四、世界的学观

世界是通过学来改善的,所以整个世界、整个生活场域也都是学习空间。这个道理可从两方面说:

由个人的角度来说,学不是去学校才进行的事,教育在家庭、在社会,无处不在进行着。儿子要学习,父亲母亲也要学。《三字经》说:“养不教,父之过”。一旦成为人父,就要学习着担负起这样的伦理义务,其他情况与此同理。故《论语》说:“夫子焉不学,亦何常师之有?”“焉不学”就是随时随地都在学,“学”构成了生活的实质内容。

由社会的角度说,每个家庭、每个村寨、每个乡镇、每个郡县邦国,也都有学习之义务,努力使自己改善得更好。用儒家的话说,即是“美风俗”,令风俗更为醇美,大家过得更为怡豫。

其五、学以践仁,学之行动观

在讲上述这些道理时,你应可注意到传统教育赋予了学极强的行动义。学不是知识性的静态获取,而是一种动的力量。改造自己、改造世界皆仰赖此一行动。没有这种行动,一切便成空话。所以孔子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

仁、智、信、勇、刚、直乃是一般认为的儒家所重之德行,但空说这些德行,不能学以践仁、学以实智、学以守信、学以茹勇、学以辅直、学以治刚,这些德行不仅无用、不能落实,还会产生许多毛病。

因此儒家之道,说到底,仍是一个学字。《论语》劈头第一章即说学而,云“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实有深见,不可忽视。

后世学行两分,学就知说、行就德说,逐渐远离了孔子之道。《大学》论学,细分为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与笃行,虽仍包括着笃行,可是已然分了,后世乃歧之愈甚。弄得后来还须王阳明出来,大声疾呼要“知行合一”。其实知行本来何尝分了?若依后世对学的理解,则孔子好学、老而不倦,难不成竟是垂老仍在学、仍在求知,还没开始行?可见好学之学,即兼知与行。像孔子称赞颜回好学,并不指他努力穷治经典,而是“不二过”“无终日之间违仁”等等。其学均能表现于行动上。传统社会中,每訾人云:“你读书都读到哪里去了?”意思也即是指虽读书册,却知与行歧,未能在行动上践仁、实智、守信、正直等等的书呆子。

由这种批判,我们也不难了解到传统教育所重视的绝不仅是知识而已,也不仅是道德的名目和理论辨析而已,与现今教育恰是两回事。

其六、政治即以教育为其内涵。

中国教育的另一特点在于教育即政治。这不能用西方政治学来理解,也跟一般说教育被政治利用、控制等非同一回事。

因为中西方之所谓政治,意谓原本迥异。在西方,政治讲的是政府权力的来源与施用问题。在中国,政治之重点不是权力而是教与养。谈权力,故要论的是管理问题;谈教养,说的却是教育问题。因此你看儒家论政,反复强调的均是“教化”“风化”“王率以正,孰敢不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等等。教养,既是教育学关键词,也是政治学的关键词。

肆、

以上谈的是中国教育传统上的一些原理或特点,在具体教育实施方面则不妨再略述数端。

一是师道之尊

传统教育特别尊师,不说老师教你,主要说你该求师。《易·蒙卦》云:“非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或《礼记·学记》说:“礼有来学,无往教也”,均是此意。孔子那么伟大的教师,也仍是“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若学生束修不具,恐也不会教他。

此无他,自行束修以上者,礼也、求教也。人内在有学习动机了、想求教了,才能教。否则只能是拼命按着牛头令它吃草,牛又不饿,怎么嚼得下去?每个人学习动机不同,所需学者亦异;教者因病施药,也才能显教育之功,这即是因材施教之一端。哪会像现在,用一套教材,把不同资质者关在一个学程里,考一样的考卷、答一样的答案?老师成了教书匠,备一套课,年年如此讲、班班如此教。师道沦丧,谁也不尊他;只把教员看成藉此糊口的职工,学生反而是教员的顾客上帝,须好生服务之。

师道尊严,还不仅在这个层面,还要道尊于势

刚才不是说了吗,中国政治的实质是教育,因此帝王治世,其治世之能力与方法即是要教他的。谁来教?老师!

帝王代表势,但治世不是靠势力,靠的是道理,道理得向老师那儿去学。帝王该怎么做,仍须听师儒的。这个原理,后来明确形成为经筵教育制度。皇帝不但在青年阶段要接受皇储教育,且功课繁重;当上皇帝以后,每天还要上课。每年释奠祭孔之后,则例由皇太子主持读经及讲会。唐代扩大为“三教讲论”,整体上是朝着把朝廷变成学校方向做的。皇帝有时自己也讲经或注解经典,以验所学。

而这种做法,并非后世之增益,因为上古明堂与辟雍本来就是一体的,朝廷与学校原系一物。后世只是在制度上落实此理罢了。

经筵讲学、三教讲论或汉代的诸儒集议、以《春秋》断狱等等,都是讲道说理的。此理本于天、本于经典、本于圣人,而不本于当权者。后世书院讲学更是如此。宋代官方曾禁过朱熹等人之讲学,诋为“伪学”;明代更曾四次禁毁书院,但天下教育终不受权奸所钳制。

这种情形恰与欧洲相反。教皇英诺三世《对话录》里曾明言:“布道,也就是公开的宣讲,只有主管拯救灵魂的主教及修道院院长才能做”。一二三一年教皇格列高利九世也规谕大学:“教师应穿的袍饰、死殡的制度、毕业的学士哪些可上台演讲、讲什么题目,……教师一律使用拉丁语,不准用地方方言俚语。圣洁或世俗的题目,语言上就该分清楚。在学院中讨论的,应限于神学书籍和教士著作中可解决的问题……”等等。拿这些话跟书院中随便讲学的情况比一比,你就明白中国教育有多好了。

中国的师生关系及同学间的关系,也是欧洲不好比的。

朱子《福州州学经史阁记》曾批评当时福州学校教育失败,说:“福州之学,在东南为最盛,弟子员常数百人。比年以来,教养无法,师生相视,默然如路人。故风俗日衰,士气不作”。其他许多批评学校风气败坏的人,如吕祖谦、叶适等人大约也说了类似的话。“师生相视,默然如路人”在传统教育中便是最令人痛心疾首的事了。

合理的情况,师生乃是亲如家人父子的关系,以孔门弟子为典范,渐至于每家家里都要立一个牌位,写着“天地君亲师”。

师生关系原本不在五伦之中,可是事实上慈孝均拟诸父子。老师故世,学生会葬、经营其后事、安置其子女、刊刻其文集、显扬其名誉、阐述其学说,乃至庐墓守丧,都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汉代儒者下世,门生千里会葬,动辄百人千人。宋代朱熹膺伪学之禁,逝世时,忌者就放出谣言来,说他学生准备在会葬时起事造反。在这么肃杀的气氛下,赶去会葬的学生仍有千余人。明代湛若水所至之处,皆建书院,祀其师陈白沙。

诸如此类故事及伦理关系,在西方是没有的。一般社会人士之尊师,亦非今人所能想象。我小时,习见乡人若听闻某人是教师时,必肃然耸敬,说:“啊,是先生呀!”让座、侍立、备极礼敬。后来愈来愈现代化了,才风气渐变,礼貌渐衰,校园中凌辱老师之例渐起,竟至有杀老师的。一般虽不如此极端,但师生相视,俱同路人,学生毕业后大抵连老师的名字也记不起来。

这当然可归入“世风日下”之例中。但我以为固然世风日下,而古代也不是没有师生关系淡漠的,如朱熹所批评的情况;可是现代教育这种雇佣式师生关系,社会人士不把教师当一回事的风气,其实皆源于西方教育传统。现代这些状况,可谓其来有自。

怎么说呢?早期西方的大学,本即类似商业行会。虽学问的内涵和教师人员的构成有宗教性,教师即是教士,不准结婚,但整个教育之运作逻辑是商业的。学生缴费上学而生活费也甚惊人,以致描述或研究中世纪大学生穷困窘迫的文献汗牛充栋。

例如说当时学生要“欢乐地面对匮乏贫穷和低贱的劳作,为的只是最终能进入知识的圣殿”。要乞食,用别人丢弃的衣物食品,担任帮佣或去扫大街。一位学生甚至在一封信里写道他去乞食:“也许可得到连狗都不吃的一点儿面包片,或两天前的葡萄酒。如真是这样,就把面包片放进布袋、把葡萄酒用大盅带回去,这就又能对付好些日子了”。

大部分学生均是如此。所以常常三人共享一件披肩,因上课会要求穿披肩,故只能轮流去上课。意大利一位家长因而抱怨:“学生唯一会唱的一首歌就是要钱歌,没有一封不是向家里要钱的”。一位修士则向其保护人巴黎大主教抱怨:“在这里,没有钱寸步难行,特别是像我这样一个身负教会使命而熟人众多的人”。

大学与社会的关系也是商业的。城市居民要赚大学师生吃住玩乐的各种费用,大学因不肯让他们赚那么多,遂去找教皇国王要特权;特权又侵削了市民的利益,于是冲突不断。

一二二九年,巴黎大学就因在与市民冲突中感到王权未能保障其利益,所以不但罢课抗议,还有大批师生愤而离开巴黎,到英国牛津来。此即牛津大学之起源。

可是到了牛津仍争斗不断。小闹积渐,遂成大战:一三五五年十月,几个学生在酒店喝酒,埋怨酒不好,把老板打了一顿。老板朋友见状,敲响了圣马丁教堂的警钟。市民立刻全副武装出击,用弓箭等武器袭杀学生。大学校长赶到,想要调停,亦被流矢所中。于是他找人敲响了圣玛丽教堂的警钟,命学生撤回到校园。而市政执行官却下令进攻,还雇了邻郊农民来增援。两千多人举着旗子冲进牛津……,最终尸体堆积如山,没人知道究竟死了多少,史称“圣修士节暴动”。

整天争利使气,大学自然充满戾气。学校与市民不睦,校内也不睦。大学生之形象夙以粗暴、酗酒、拥有武器闻名,宿娼亦成惯例(当然饮酒嫖娼更增加了花销)。所以鲁汶大学规定:“威胁使用武力者罚款十二便士,携带武器者罚两先令。携弓箭罚二十先令。聚众为扰者罚二十先令。”看这种罚则,你就知道暴力滋虐到什么地步了。我国书院何曾有这样的规则罚例?

不只此也,戾气施暴还成为制度。像新生入学时,要举行的“革除礼”即为一例。革除什么呢?此礼施用于大学新生。谓大学新生犹如一头野兽,在进入大学之际,其兽性习气必须先予革除或清扫过,才能被这高雅的团体接受。怎么革除呢?洗澡或锉掉门牙,新生脸上被涂满了肥皂或油膏之类东西,耳朵被夹住、胡须被剪掉、尖牙被锯掉等。然后病人必须开始忏悔,来摆脱这一苦难历程。因为要表示是真心忏悔,所以他还得为他的新老师和同学提供一份奢侈的晚宴。

时至今日,大学生起居无节、酗酒、斗殴、性关系紊乱、向家中须索钱物、虐待新生,仍是欧美很普遍的现象,某些地方甚至还以此为可以夸耀的“传统”。中国现代大学苦学西方,于此也不遑多让。回观古代教育那种师生朴茂渊和之景,真是令人感慨万千呀!

龚鹏程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现为世界汉学中心主任、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推广中心主任。擅诗文,勤著述,知行合一,道器兼备。

[责任编辑:李志明 PN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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