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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家炳走了,真正的儒商还有多少?


来源:凤凰网文化

田家炳那一代人多出生于战乱年代的内地,几乎是浸润在浓厚儒家文化里的最后一辈,他们的一生都在努力恪守儒家道德。而在如今这个不缺乏谈论儒家的年代,真正的儒商却越来越少了。在这个意义上,田家炳的离开也是一种品质渐行渐远的注脚。

导语:2018年7月10日,香港著名企业家田家炳辞世,享年99岁。被称为“皮革大王”的田家炳,在生活中完全没有富豪的样子,却在“田家炳基金会”成立的24年间,捐赠了10亿多港元用于中国的教育、医疗、交通等公益事业,其中教育所占的比例高达90%。这似乎是一代香港实业大亨共同的慈善轨迹,无论田家炳,还是邵逸夫、李嘉诚等人,都热心于教育的公益事业,尤其致力于捐助大陆教育。背后一方面和他们各自的早年拼搏经历有关,另一方面也是在香港慈善传统下彰显家国情怀的重要方式。同时,商人作为长期被中国主流话语权轻视的群体,需要通过热心教育为所谓“重利轻义”正名。此外,资助教育还是一个向中央及地方政府展现诚意,推动商业合作的方式。当然,如果把好事做了一辈子,就绝不再是什么商业考量、面子工程了。

田家炳那一代人多出生于战乱年代的内地,几乎是浸润在浓厚儒家文化里的最后一辈,他们的一生都在努力恪守儒家道德。而在如今这个不缺乏谈论儒家的年代,真正的儒商却越来越少了。在这个意义上,田家炳的离开也是一种品质渐行渐远的注脚。

 

田家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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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革大王田家炳去世了,享年99岁。他为人低调,被大众熟知的是教育事业。据统计,田家炳累计捐助了93所大学、166所中学、41所小学、19所专业学校及幼儿园、大约1800间乡村学校图书室。很多学子的记忆里都有一所田家炳学校,所以新闻一出,人们自发怀念他。

他的确是一个不怎么宣传自己的人,如果不是去世,很多受惠于他的学生都不知道他;他与许多文化名流往来,但你在网上几乎搜不到太多交往轶事,因为他不会特地叫人宣传。晚年,他把钱都给了教育,自己的生活完全没有富豪样儿。《田家炳传》的作者回忆:“十九号,我去了香港,到了这位亿万富翁的家里,唉,真的不如我住的好,一切生活,跟我的水平一样,竟然还没有阳台,竟然一抬头,就能看到他老人家原来住的房子!七百多平米呀,大house,花园洋房游泳池,一应俱有,他却卖了,把钱捐给了大陆办学,自己每年倒贴20万元租房子住,有产变无产,我说他是把自己“捐裸”了。”

田家炳是一位商人,也是一个受客家文化熏染的文化人。他的家庭文化气浓厚,重视儒家文化的培养。田家炳家乡的老屋“拱辰楼”,就取自《论语》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田家炳从小就读了《论语》《朱子家训》等儒家经典,到93岁时,他还能把《朱子家训》倒背如流。

他经常宣传客家文化。1997年,他在大埔县田家炳捐助的广播电视中心落成时,说:“客家人是中州望族,经过天灾人祸,以坚忍拼搏的精神,在恶劣的环境下,几度迁移才到大埔。……今日我能小有成就,端赖坚守客家先贤遗留给我的传家之宝:勤、俭、诚、朴四字。”

客家人敬先祖、慕宗亲,慎终追远,对祖居和祖坟视如神圣,田家炳亦然。但难能可贵的是,当家族的利益与公众的利益相冲突,当政府有感于田家炳的威望,已经决定妥协时,他却能废私存公。这件事发生在1995年,《田家炳传》记载道:“大埔县政府计划在大麻镇韩江东岸新修一条沿韩江的公路,测定的路线要从田家炳祖父蔚如公的墓地上通过,大埔人民出于对田家炳先生的敬仰,上书镇政府,请求在修路时绕过田家的祖坟,镇政府接受了群众的意见,修改了公路的线路,公路绕个大弯,以便保护蔚如公的坟墓。田先生得知此事,立即给族侄写了一封信,并请管理田氏祖坟的族侄转告田家各亲属,表明:不能因私废公……”

那封信是这样写的:

“秋远贤侄台鉴:

本月一日大函及年先日前电话,备悉此次迁移先稻香婆、蔚如公及蔚如婆一并安葬桃仔輋事,蒙侄台不避,力负巨及为我等节省金钱,事事要求做到圆满完善,费尽心机。我等忝为稻香公海外裔孙,未能稍尽绵薄,既感且愧。

我个人对祖先怀念至深,每以田家姓小丁薄,希望每一位田家儿女,都要修身立品,好好做人,争取多做好事,为田家争光,犹忆十余年前致函银滩族人,曾用“祖德正长,愿各勉之”与大家共勉,希能精诚团结,共谋族人福利。我平生做事处世,只重内心至诚,不拘外表形式。忆回埔超过十次,但登先父母坟仅两次,形式亦甚简单,每次均必泪沾衣襟,一切年先知之甚详。先父母坟本有崩破,我未花分文修理,纯为避免在风水方面花钱,自认绝非不孝(此种做法是否正确,那是另一问题)。此次接受蔚如公迁坟地事,乃因不拟“因私废公”,并希望籍此做点带头示范作用,引起广大群众共识。这些完全为公众利益着想,绝无哗众取宠歪念。稻香婆、蔚如公、蔚如婆骸骨,希分不同日期设法挖取后同时送上桃仔輋坟内安葬,千祈不可先放在廻厅底“农间”,然后择安葬。请人录相(像)事,未必一定需要,自备照像机多照几帧照片已足,无谓多花人力财力。

各事如有适合年先或其他稻香公裔孙奔走者,希随时吩咐协助。以此顺笔嘱咐拱辰楼儿女尽力为自己祖先做出无条件协助为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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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生意,田家炳是高手。在越南做瓷土,在印尼做塑料薄膜,他都做出一番成绩。五十年代,田家炳在印尼发展,但他察觉到印尼的排华浪潮声势渐起,在印尼久留,恐不利于自己与家人。于是在五十年代末,他迁移至香港,尽管香港当时还是英国的殖民地,被许多人视作“人吃人”的地方,但田家炳认为:香港毕竟是个走上轨道的社会,它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相对完善的制度会让它迅速崛起;另一方面,在香港,他的子女也可以接受较好的华文教育。

田家炳在香港走过一些阻路,好在不少人有感于他的善行愿意去帮助他。比如时任香港新界乡议局主席陈日新,在田家炳急需地方办厂时,陈日新表示愿意在新界屯门给他找三十万平方英尺的海滩地。可是,这片土地在屯门海滨,处于香港新界地区西南角屯门河入海口的西岸,南临青山湾,极易被海水吞噬,要利用这块地,必须填海。田家炳计算:“填海工程,每平方英尺零点九港币,建厂所需要的海滩土地三十万平方英尺合计二十七万港币,再加上填海的费用,也比香港一般土地市价便宜。”当时,私人填海很少有先例,但田家炳决定去做这个先行者,他向香港田土厅申请把这片原属农用土地转为工业用地,同时恳求港府开绿灯,允许他准备填海所需土石。填海之事,涉及田土、交通、环保、劳工、消防等部门,在多方参加的论证会上,田家炳据理力争,使港府官员心悦诚服,此事最终成功。

客居香港,田家炳继续资助教育。他认为:教育是关系国家强弱、文化盛衰的百年树人大业,资助教育是“把钱用在最有用的地方”。即便在自己的企业受到重创时,他也没有停止资助教育。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他的企业和基金会收入受到影响,危难关头,外界质疑他无法完成捐款承诺,为了让捐款计划顺利进行,2001年,83岁的田家炳把自己居住了38年的别墅以5600万港元卖掉,所得款项全部资助内地几十所学校。自己则过上平淡生活。

后来,他回忆道:“那时经济比较糟糕,但我已答应要给一些机构捐款,人家做了计划。所以决定卖掉房屋。一方面,觉得自己住这么大房子是浪费,另外卖掉的钱,可以资助20多间中学,觉得这样更有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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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起田家炳,自然有人想起邵逸夫,他二人都以热心教育著称。

为什么田家炳、邵逸夫热衷于资助教育?这可能与二人早年的经历有关。

田家炳出生于广东大埔古野镇银滩村书香之家,家里是做瓷土生意的,但父亲在田家炳16岁那年就去世了,他亦在16岁时早早辍学,尝尽人间冷暖。18岁那年,他奔赴越南推销瓷土,20岁,又去了印尼做生意,独行异国他乡,别有一番滋味。他早早地明白底层孩童生活的不易,所以对二三线城市的教育看得很重,比如笔者的家乡,一座广东的三线小城市,就有一所田家炳中学。而邵逸夫不是普通出身,邵氏家族鼎鼎大名,但他童年时,恰好家道中落,只剩一栋上海的老房子和一家名为“笑舞台”的剧院,如同写《红楼梦》的曹雪芹,品味了一番大厦倾颓的滋味。他的童年也是很坎坷,对民间教育的不易体会很深。

当然,不只是田家炳、邵逸夫,李嘉诚、余彭年、陈启宗等香港富商也爱搞捐赠教育,原因很多,但主要离不开这几个。

首先,不可忽视的是,香港有浓厚的慈善传统。这里的慈善团体历史悠久,像有名的东华三院,已存在近150年。除此之外,保良局、博爱医院、仁爱堂、公益金、救世军、钟声慈善社等也名声赫赫。

而港府也乐于鼓励慈善,尤其是教育这块,特区政府有专门针对高校的“配对补助金计划”,鼓励社会捐献和学校筹款。这个计划的规则是:“各院校接受捐赠时筹得的前4500万港元,政府以每1元配1元的等额方式,发放配对补助金;而其余所筹得的捐款,则以每2元捐款配1元补助金的方式发放。补助金的上限为2.5亿元。”有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个计划的好处:2003年9月,李兆基给香港理工大学捐款4500万港元,时任校董会主席胡应湘算了一笔账:“这笔巨款在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新设立的等额补助基金计划下,可为理大争取额外的4500万元政府资助,最终为理大带来9000万元款项。”

其次,资助教育成为香港富商彰显家国情怀、体现社会公德心的重要方式。田家炳那一代香港富商多出生于战乱年代的内地,家国零乱,他们迁移到香港,但内心大多有一份回馈内地、诉诸家国情怀的愿景,所以,如果我们留意田家炳、邵逸夫等先生的回答,谈到为何资助时,家国都是频繁出现的词。像田家炳基金会的宗旨,就是“安老扶幼,兴学育才,推广文教,造福人群,回馈社会,贡献国家”,支援内地教育,是他们那一代人奉献家国、无愧于心的一种方式。

热心教育也和商人急于改善道德品评有关。实际上,商人是一个长期被中国主流话语权轻视的群体,士农工商,商人处于末流,又被不少知识人批评,于是有所谓“商人重利轻别离”,商人腰缠万贯却久久被皇权与士大夫阶层所忌惮。即便在市民阶层崛起的明朝,商人的社会地位也相对不如农民和士人。明太祖朱元璋曾于洪武十四年(1381年)下令:“农民之家,许穿绸纱绢布。商贾之家,止许穿绢布。如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绸纱。”《明会典》也反映了商人所受的限制:“正德元年,禁商贩、吏典、仆役、倡优、下贱皆不许服用貂裘,僧道、隶卒、下贱之人,俱不许服用纻丝、纱罗、绫绵。”为了摆脱道德品评的劣势,商人大多经营慈善、资助教育,从而惠泽读书人,为自己争取好的风评。尤其是在中国这个人情社会,个人风评极为重要,风评好坏,甚至影响声誉。

还有一个暧昧的原因是,资助教育,的确是一个向中央及地方政府展现诚意,推动商业合作尤其是地皮买卖的方式。改革开放以来,香港商人愈发看重内地市场,迅速加强了与内地政府的合作,为了提升香港商人在内地官员里的印象,资助教育成为一个非常得体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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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田家炳先生能把慈善坚持这么多年,甚至在晚年毅然将自己的别墅卖掉,就冲这一点,他的慈善就绝不是什么面子工程。最主要的,还在于他个人的德行,一个人做好事并不难,难的是把这件好事坚持一生。田家炳先生知行合一,一辈子做了很多善事,这一点,就是很多逞口舌之快者所不能及。

想起邵逸夫曾说:“一个企业家最高的境界是慈善家。”可以说,田家炳达到了一个企业家的最高境界。作为一位敦厚儒商,他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赚不义之财,不行缺德之事。他对自己和家人的管教,都恪守儒家的道德。

只可惜,在这个不缺乏谈论儒家的年代,真正的儒商越来越少了。田家炳先生的离开,是一个莫大的遗憾,也是一种品质渐行渐远的注脚。

作者简介:宗城,90后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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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志明 PN032]

责任编辑:李志明 PN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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