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思想史为何在当代中国如此重要？

葛兆光

思想史研究之所以引人瞩目，是因为它同时在自觉地回应着三方面问题，一是它在回应新的中国社会和政治、文化的变迁，思想史世界的混乱，需要重新回顾过去，重新梳理脉络，找到思路；二是它在回应东洋和西洋，包括各种长久固定的学科制度和各种蜂拥而入的新理论、新方法；三是它在回应1970年代以来，近三十年间不断出现的各种新史料的刺激和挑战。

在正式讲演前，说几句题外话。六十年前的12月17日，胡适先生在普林斯顿大学度过六十岁生日。我比胡适小六十岁，似乎很巧合，六十年后，我也将在普大度过我的六十岁生日。当年的胡适心情很黯淡，那天晚上，他乘火车回纽约，想到自己有心脏病，人寿保险公司也不肯接受他，就像周质平教授说的那样，在普大的时光是他一生的“黯淡岁月”，我是否也将度过一生的黯淡岁月？不好说，这当然是玩笑。但是有一点请大家注意，就是那天，胡适写了《生日决议案》，郑重地说，如果生命不太久了，他要还一生的文债和心愿的话，那么第一个就是写完他的思想史，可见，胡适在心里最关心的一直是思想史。

转入正题，为什么中国学者那么关心思想史？

一、思想史在中国为何很重要？

在中国人文学者心目中，历史、思想和政治，始终处在很核心的位置。之所以要讨论思想史，就在于思想和社会，历史和现在，古代和现代关联得太深了。

现在西方学界中，思想史研究并不是热门，中国思想史研究更不是热门。台湾史语所所长黄进兴院士，在最近写的一篇文章中，就谈到了思想史在西方学界的衰落。他在文章开头引用Paul K.Conkin的话说“思想史曾有短暂的辉煌，眼前却是四面楚歌，而前景黯淡无光。”文章最后，他又引用朝鲜战争时期麦帅(Arthur MacArthur, 1880-1964)的名言“老兵不死，只是逐渐凋零”（Old soldiers never di e;they just fade away）来形容现在思想史研究的状况。

可是很有趣的是，大陆学界却相反，思想史研究一直是热门，而且最近十几年更热。刚才提到的，五四时期知识界领袖人物胡适，后来他坚持把自己最初的著作《中国哲学史》，改称为《中国思想史》，还编写了好几次《中古思想史》的提纲和讲义；改革开放时期即1980年代，李泽厚有关思想史的三部著作，也曾经是“文化热”的重要历史资源；余英时先生关于思想史的各种著作，也在中国大陆产生过深刻而久远的影响；在座的艾尔曼教授、汪晖教授和我，也都是在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在中国，不少原本是文学和哲学的研究者也转向了思想史，甚至有人觉得现在的“思想史热”造成了中国“学术格局的失衡”。

近十几、二十年中，思想史研究尤其是中国思想史研究，在中国大陆不止在思想史学科内有影响，而且影响到学科外；不仅刺激了有关“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而且促进了历史学科其他领域研究方法的转变，甚至引起了文学史、艺术史、政治史等学科的反思。特别是，它还引发对当下中国的思想、政治和文化的重新省思。那么，为什么偏偏是思想史研究在当代中国起了这么大的作用？为什么思想史研究在当代中国受到这么多的关注呢？我想，有三个关键词一定要注意：那就是在中国人文学者心目中，历史、思想和政治，始终处在很核心的位置。因为中国有长久的历史传统，所谓“国可亡，史不可亡”，反过来说“欲亡其国，先亡其史”，就是说“历史”是民族或国家的一个认同基础。从古代中国的“有史为证”，到现代中国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事情先要参考“历史经验”后再有个“历史结论”，批林就得批孔，反周恩来也得扯上周公。

同时，思想也很重要。我一直觉得，现在的中国仍然在“未完成的现代过程”之中，仍然是在晚清、五四那个从“技术”到“制度”、从“制度”到“文化”，从“文化”到“观念”的不断寻求变革的历史延长线上，那些重要的价值如民主、自由、科学、公平、正义等等，始终需要在观念层面得到确认，并且在制度层面加以落实。这就是“道”，中国人讲“道”是最根本的，虽然现在像战国时庄子说的那样，“道术将为天下裂”，可是，中国人还是要寻找根本的“道”，“道”是什么？就是思想，思想也是硬道理。胡适六十岁时接受过一次采访，他回答记者说，他并不想直接从政，因为“思想文化的途径有其巨大的力量，有其深远的影响”。

接下来，“政治”也特别重要。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政治高于一切的传统，“国是”一直可以笼罩和改变经济制度、社会风貌、文化趋向和日常生活。不过，政治问题不宜轻易讨论，所以，看起来是“过去故事”的思想史研究，其实往往就是在对古代的检讨中，让这些现代价值获得历史合理性。正像梁启超所说，思想常与政治变化有关，而政治变化又必以思想为基础。之所以要讨论思想史，就在于思想和社会，历史和现在，古代和现代关联得太深了。在中国这种历史传统很深的国家，在中国需要思想指引的时代，“让历史归零”是不可能的，“把政治忘掉”也是不可能的，怎么办呢？像林毓生先生所说的，“借思想文化来解决问题”。

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有一个传统或者说习惯，就是入了《文苑》不行，得入《史林》，入了《史林》也不算完，还得入《儒林》，最好是入《道学》。因为光靠文章诗赋不行，那是“雕虫”“末技”，靠史传小说也不够，连司马迁也说，皇帝对史家如“徘优视之”。所以，不仅要有经学著作，更要提出大的笼罩性观念才行。所以，政治、风俗、教育、制度的任何变化，都会被放在思想视野中作政治解读，而任何思想的历史变化，也必然会被政治性地理解为要推动制度变化。正因为如此，在中国，专业学者、自由文人、论政者之间，很难有清晰的界限，任何对文化、学术和思想的历史清理，背后常常有现实的政治目的和批判意图，人们希望从历史中寻找现实的批判资源、认同基础和价值观念。所以，历史学一直在人文学科里面很重要，也很敏感。这些年来中国的变化太剧烈，“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至今还在变局之中。以前说“天不变，道亦不变”，现在天翻地覆，“道”就得“变”了，“道”是什么，就是思想，可是思想应当朝什么地方变？这是知识分子特别想知道和特别想讨论的，所谓五四时代“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的方法”，或者是八十年代“借助历史批判现实的传统”，始终是知识界的习惯。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才能明白，在中国，“学术”不仅仅是“专业”的或“知识”的领域，而常常也是一种思想批判和政治表达，无论“文化”、“学术”还是“思想”的研究领域，都是如此。

因此，中国思想史研究在中国很重要，它的兴起和兴盛，需要在这一传统和背景下观察。

二、思想史为何在当下中国特别重要？

三、如果说，西方历史学界逐渐从思想史转向社会史或新文化史，那么，在1990年代中期的中国，则出现了很强烈的、至今持续的“思想史热”。所以，理解1990年代中期以后的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是理解“思想史热”很重要的背景。

中国的“思想史热”，是在1990年代中期以后形成的。在这之前的1980年初到1990年中，中国学界曾经有过“文化史热”，有过“学术史热”，其实这是一个延续的过程。所以，理解1990年代中期以后的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是理解“思想史热”很重要的背景。1990年代中期以来，思想史研究之所以引人瞩目，是因为它同时在自觉地回应着三方面问题，一是它在回应新的中国社会和政治、文化的变迁，思想史世界的混乱，需要重新回顾过去，重新梳理脉络，找到思路；二是它在回应东洋和西洋，包括各种长久固定的学科制度和各种蜂拥而入的新理论、新方法；三是它在回应1970年代以来，近三十年间不断出现的各种新史料的刺激和挑战。

先讲第一点。进入1990年代，世界和中国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可能有人认为，历史在这里转弯了，后一个时代的问题变化了。但我想提醒的是，历史在中国并未“终结”。只是因为情势有了变化，问题变得复杂，所以导致了表面的“转向”与“分化”。在社会的转向和分化中，思想也在转向和分化。原来同一的思想崩溃了，各自的思想资源不同了，思想取向有差异了。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以来的各种取向和资源在没有经过梳理和整合的情况下一涌而入。本来，传统时代的儒家和孔子被民主观念打倒了，佛教道教被科学思想当成迷信了，传统政治意识形态也被认定是保守僵化了，后来，现代民主科学思想又因为“现代性批判”的风潮变得令人怀疑了。可是，当孔子又被抬出来的时候，又出现了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嫌疑，而后现代思潮呢，又因为过于超前而不合时宜。在中国好像已经没有共同的标准，这使得过去为社会变化进行解释的“思想”，和原本很清晰的作为知识基础的“学术”，都发生了混乱。——在这个充满变化的新时代中，思想史学界就有了很多需要回应的新问题，要告诉我们，“思想”是怎么变得混乱的？如果要重建中国的思想世界，什么是可以发掘的传统资源？什么是需要重新确立的价值？什么是呈现中国的思想？

再说第二点，二十世纪以来的一百年里，中国在向西转，即所谓从“在传统内变”转向“在传统外变”，学科制度、研究方法、表述语言都西化了。如果仅仅是一个“西方”化还好办，可是，八十年代以后，各种新的理论主要是西方理论进入中国，在经历了一阵“拿来”和“实用”的风潮之后，人们开始反思和检验这些被应用在历史解释中的各种理论，大家感到很困惑，在这些问题中，有很多仍然需要从思想史角度去思考。举一些例子吧，比如——

第一，对于古代中国政治文明的整体估价。大家过去有的会强调它对文官制度的建设、对社会流动的推动、文人士大夫对皇权的制约力等，或者强调它的缺乏制度与专制集权。可是，现在由于有了对欧洲历史背景的警惕和所谓后现代、后殖民主义的理论，似乎觉得这些原本简单的评价，就好像有些不太对头；可是，反过来说中国古代没有“专制”，是不是就对头呢？问题一方面涉及历史，一方面指向现实。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国学”，是否可以窄化为儒学与儒经？是否中国有一个“复数的传统”？佛教和道教在这个传统中应该如何评价？它可能成为建构现代中国的文化基础，并成为对抗西方文化的核心吗？

第三，借助西方对“现代性”的自我反思和后现代理论对现代的瓦解，现在有人觉得中国传统也许正是西方文化的“解毒剂”，这使得一切本来自明的历史变得不明确了。可是，到底真的历史是这样，还是一种反抗现代性的论述策略，或者只是西方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翻版呢？历史的追索和对当下的思考，也由此连在一起。

第四，对于王朝作为国家的历史正当性，对于历史上的中国文化认同，好像也有问题了。古代中国对于世界和国家的看法，和其他民族与地区为什么不同，这些不同如何延续到现在的中国国际政治观念？历史上只有一个简单的国家认同（政治认同），还是可以有不同的文化认同、历史认同和政治认同？

很多过去天经地义的前提或预设，都在被质疑。可是在中国，由于这些前提或预设都与政治合法性相关，而政治性话题很难在公众社会和学术世界中表述，制度性的问题又主要是行政官员的事情。所以，知识界习惯的仍是“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可是过去的哲学史或者思想史——我们常常开玩笑说，思想史好像是“大号哲学史”——是否可以理解中国的思想、信仰和知识？那种唯物对唯心、进步与落后样式写出来的思想史，是否可以重现古代场景，是否可能回应当代的思想关怀？我一直强调，过去中国思想史著作，基本上是“建立系谱（书写正当性思想的脉络）”和“表彰道统（对于正统思想的凸显）”，意识形态性很强，所以必须改变，思想史写法的改变，在中国实际上就在破除固执的旧观念和旧方法的笼罩。

最后是第三点。近几十年来，新资料在不断增加。1970年代以来不断出现的国内新材料，对以前的思想史脉络构成挑战。比如马王堆、张家山、银雀山、走马楼、郭店、里耶、悬泉置考古发现的简帛资料、西洋和日韩各种有关中国的文献资料的引入、各种图像资料的解读，电子出版物的增长，给思想史提供的边缘资料，迫使中国思想史研究者不得不回应它们所提出的问题，改变过去哲学史或思想史的既成脉络和固定结论。傅斯年当年说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是史学变化的最简单途径，一旦史料扩充了，历史就不同了嘛。可是最近几十年，思想史不需要那么麻烦地到处去找东西，很多新材料新文献很现成地就来找思想史了。如果容许我简略概括，有几点很重要：第一，让我们“重返古层”，这里我用了日本丸山真男提出的概念，就是思想和文化的深层和下层，因为近年来考古发现、边缘史料、图像资料越来越多，让我们关注到了少数精英之外；第二，让我们“走出疑古”，这是李学勤先生的说法，虽然这个提法有些片面和极端，不过，我觉得它还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趋势或者启示，现在包括清华简在内的很多材料，就是在催促我们改变观察历史的方法；第三是“发现四裔”，各种各样来自日韩蒙越的新文献，让我们开始注意到历史上的中国与周边的互相观察，也注意到由于“朝贡体制”或者“册封体制”下的中国和周边的微妙关系，更注意到汉族中国以外的各种文明、宗教和礼俗在汉族中国的投影。所以，开始反省原来研究的偏向，开始意识到过去中国的“中国”研究所忽略的那些“四裔”，也就是傅斯年称为“虏学”的学问。

因此，学术界出现了和西方学术界很不同的取向，如果说，西方历史学界逐渐从思想史转向社会史或新文化史，那么，在1990年代中期的中国，则出现了很强烈的、至今持续的“思想史热”。

《中国思想史》

三、中国思想史研究将来为什么还会重要？

这十几年来，中国大陆的思想史研究状况有很大的变化。要使思想史研究在中国一直成为社会关注中心，最重要的还是中国思想史研究者能否在历史讨论中保持对现实的针对性，即他们能否诊断当下的思想问题。

中国现在说的“思想史研究”，实际上是一个很开放的领域。正因为思想史的边界很开放，所以它能够连接各种各样专门领域、容纳各种各样文献资料，社会、文化、经济、风俗、宗教、政治等内容，都被包容整编到思想史的大脉络里了。像普林斯顿大学余英时先生的《朱熹的历史世界》，虽然他说是政治文化的研究，可是，我们仍然把它当成开放了的新思想史著作，这种思想史特别容易引起各不同专业学者的关心。应当说，这十几年来，中国大陆的思想史研究状况有很大的变化，容我简单地归纳，我觉得变化很大的几个方面是——

（一）新文献与新史料的充分运用与“眼光向下”的研究趋向，促使思想史研究思考精英和经典思想的“制度化”、“风俗化”和“常识化”。思想史不再仅仅是关注思想的“提出”，提出的可能是少数天才，也可能提出了就湮灭了，而同样要关注思想的“实现”，实现了的是在社会生活里面称为制度、常识和风俗的思想，也是真正在历史上产生作用的思想。这样你就得关注风俗史、教育史、制度史等等，不能把电光火花一样的少数天才当思想史的基本脉络，当思想的连锁环节。举一个宋代的例子，如果大家都以理学为中心，那么北宋濂洛之学出现，理学家那种伦理道德严格主义就应当写在北宋。可是如果你注意到杀人祭鬼的流行、薅子弃老，注意到北宋司马光劝谏皇帝勿看女子裸体相扑，就知道理学家那种伦理严厉化的思想，是渐渐地差不多在南宋以后才成为制度、共识和基本常识的，这是一个历史过程，也是思想史过程。

（二）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思想史和政治史、社会史与知识史的融合，把思想史真正放入政治和社会语境中，拓宽了思想史的视野和范围。举几个例子。一个是天文地理之学与思想史的沟通，像我就曾经以北极北斗、古代地图来讨论思想史问题，也曾经用朝鲜史料中的有关大明衣冠的记载来讨论清代族群意识和东亚文化认同，艾尔曼教授也曾经讨论过明清科举中有关科学技术的考题是否反映中国人的知识观念变化，这都是过去思想史不涉及的话题和资料，它使得思想史和社会史、科学史、政治史之间，不再有鸿沟了。

（三）思想史的研究空间变得更大了，我们现在的研究范围，拓展到所谓“西域”与“东海”，这促使思想史研究者思索，不仅是超越民族国家与恪守民族国家之间的难题，而且也要解决汉族与异族思想的交融。这恰恰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提倡“从周边看中国”这个研究课题的原因。

要使思想史研究在中国一直成为社会关注中心，最重要的还是中国思想史研究者能否在历史讨论中保持对现实的针对性，他们能否诊断当下的思想问题。近来，我们一直在关注和追问一些既有关历史，又有关现实的思想史问题：比如，中国传统对内的一统观念和对外的天下观念，如何影响着今天中国的国内管理制度和国际秩序构想？传统的家国体系、君臣关系和礼仪制度，如何影响着今天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传统儒佛道的三教合一关系，如何影响信仰立场和批判精神的确立，以及宗教信仰对政治权力的制衡作用？我身处中国，我的体会、经验和亲历的历史，让我更多地去思考今天的思想状况，并且从这些思考出发，反省过去几千年的思想史。近二十年来，中国思想世界越来越复杂，不同思潮的起伏变幻、冲突论争，给思想史研究者提出了新问题，需要思想史去回应。毕竟，中国有一个习惯于在历史中寻找合理依据，在思想中解决根本问题的传统，中国当代思想也总是需要在过去思想史，特别是近代思想史中，获得合法性与合理性来源。

因此，我相信，虽然在欧美思想史研究已经“渐渐凋零”，但是在中国学界，至少，仍然会在一段时期内保持其活力。

《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

【讲演者小传】

葛兆光，原籍福建，生于上海，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曾任清华大学教授，现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宗教、思想和文学，著作有《中国禅思想史--从六世纪到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两卷本）、《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视野、角度与方法》、《古代中国文化讲义》、《唐诗选注》、《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西潮又东风：晚清民初思想、宗教与学术十论》等。曾先后担任日本京都大学、香港城市大学、比利时鲁汶大学、台湾大学等校客座教授。

*本文系葛兆光先生于普林斯顿大学的演讲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