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为什么说匈奴是夏朝遗民？ | 刘三解

这个问题很简单，只能是匈奴人自称的，而汉匈之战是否是同族战争，则属于典型的当代中国式“民族观念逻辑”。

《史记·匈奴列传》记载：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维。

这个记载，必须强调的是，《史记》中如此写，《汉书》也是如此写，两者并没有区别。

在司马迁的时代，长期的汉匈交往，让汉朝的长安城里早就有不少匈奴降人，甚至汉武帝的宫廷里也有匈奴贵族，司马迁当然是见过匈奴人的，而到东汉初年，《汉书》的作者班固还曾亲自参加对匈奴的战争，他也没少见过匈奴人。

这两位相隔数百年的历史学家都在“匈奴”的列传中如此书写，只能理解为这个说法是当时匈奴人的共识，或者约定一致告诉汉朝人的答案。

今天网上很多人指摘司马迁在《史记》中如何有感情成分、如何不客观，其实往往是信口胡说，相对站得住脚的，不过是暗室之语司马迁如何得闻，又为什么能写得绘声绘色。

其实，解释起来并不难，在当时意义上的“暗室之语”，旁边未必没有奴婢、侍妾，只是在当时的社会观念看来，此等人未必可以视为“人”，也大可不必回避，而正是这些人的记忆和讲述，为司马迁提供了写作的素材。

就《史记》本身而言，没有人敢说它的记载就是百分之百正确，司马迁本人也不行，这也是历史学本身的遗憾，即只能尽自己所能地接近事实，而不可能真的“复刻”事实，这个“尽自己所能”，从《史记》中可以与考古发现对照的文本来看，已经做到了，至于“尽善尽美”，则无异于苛责古人。

至于什么《史记》中屡次出现“四十六日”之类的质疑，基本上就拿着《山海经》讨论UFO差不多，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的废话，与其说是“质疑”，不如说是小孩子“抖机灵”。

就《史记》和《汉书》对于匈奴人的记载而言，相隔100多年，汉匈之间交往频频，后来者班固并未否定司马迁的说法，而是照录，无疑说明他的时代并未掌握更多的信息。

当然，也有人说，《汉书》很多篇章就是照抄《史记》的，这话不错，问题是为何如此？

答案很简单，就是班固认为，《史记》的记载非常准确精当，不必狗尾续貂，而真正他所新增的信息，其实仍是看得出来的，比如：

（匈奴）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史记·匈奴列传》）

（匈奴）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字。（《汉书·匈奴传》）

《汉书》比《史记》少了一个字，姓，因为他们都记录着：

其大臣皆世官。呼衍氏、兰氏，其后有须卜氏，此三姓，其贵种也。

那么，司马迁说的是谁“无姓”呢？

结合上下文，应该是匈奴单于家族，他并不确定其“姓氏”。

而到了班固的时代，《汉书·匈奴传》就写明了：

单于姓挛鞮氏，其国称之曰“撑犁孤涂单于”。匈奴谓天为“撑犁”，谓子为“孤涂”，单于者，广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单于然也。

信息的增量非常明显。

要知道，汉朝并不搞“民族大团结”，看待民族的方式也是不同的，用不着给匈奴人编造一个无从稽考的共同祖先，编出来了，人家认不认还两说。

举例来说，李广利征大宛，就提到城中有“秦人”，匈奴人同样称脱离汉朝统治的“汉人”为“秦人”，这里都是以是否接受“汉”的统治作为区分的标准，而且，这种标准还是南北共识，即并不以血统源流做“人”的标准。

而在汉朝人的概念里，汉匈战争也从来不是什么同族战争，而是对“蛮夷”的征伐，其目标也不是消灭，而是汉武帝要求的“四夷宾服”，也就是朝贡、臣服，在这一点上，匈奴人的祖宗是夏朝王子，还是尧舜禹汤，根本无所谓。

所以，最大的可能是当时的匈奴人王族均自称淳维之后，单于则干脆称匈奴语的天之子，在和汉朝的交往中，更是自认为“引弓之民”的共主，就是游牧人的天子，而汉朝皇帝则是定居之民的天子。

不过王族的“自称”，并不代表匈奴全族都是夏朝王子淳维之后，其附属的部落，本身可能叫鲜卑、叫乌孙、叫丁零，各自有各自的祖宗、各有各的人种，只是在匈奴本部强大时，臣服于它，并自称为“匈奴”，实际上是政权名与族名的统一。

当匈奴本部衰弱时，他们或许会自行立旗，打出自己的名号，比如鲜卑，也有可能会臣服强者，比如匈奴西迁后，遗留在草原上的十余万落匈奴，看到鲜卑崛起后，干脆自号为鲜卑，日后的鲜卑宇文氏，即出自于此。

事实上，历史上的草原“行国”，大多数都是此类情况（远遁或被屠灭者除外），仅仅是一群部落的聚合体，靠着核心部落的武力威信维系，一旦衰弱，就是一次“城头变幻大王旗”，而草原上生活的人们，其实并没有什么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