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徐道彬：地域文化研究如何在当下返本开新？
2019-07-16 10:12:43凤凰网国学 来自北京市
【导言】
中国的学术格局呈现“多元一体、一源多众；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之貌。学术共同体的构建，离不开各地域学术之间的互动、吸收与融通。有着悠久历史的地域文化与学术研究，是促成传统文化融合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化的相似性使各地域文化之间的对话更亲和。
那么，地域文化研究发展怎样？如何在当下返本开新、互学互鉴？7月12-14日，“2019年徽学·蜀学·湘学高层论坛”在安徽大学隆重举办。80余名学者出席，共话“徽蜀湘”三学互鉴与融通，研讨地域文化与传统文化融合与发展。论坛期间，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徐道彬教授接受了凤凰网国学频道的独家专访。
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徐道彬教授接受凤凰网国学频道独家专访（普庆龄/摄）
以下是采访实录：
凤凰网国学：近年来，徽学研究愈演愈烈。囊括自然、人文、理论、实践等各个领域的徽学，自成一派、自成体系。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徐道彬：近二十年来，“徽学”一词在学界逐渐有些影响，在诸多领域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渐成“热闹”之势，这与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史学科的重建，特别是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蓬勃兴起密切相关。随着1999年国家教育部首批十五所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之一的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的成立，徽学研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支持和推动，成为地域文化研究的模范和样本。
当时，全国各地的高校或科研机构时不时地来到这里，他们意在“取经”，于是接待工作一度成为中心的一个重要内容。“徽学”之所以能够得到世人的关注，这是地域文化在历史发展长河里的深厚积淀的结果，因为许多地面遗存如徽州建筑牌坊，大量的传统文献与文书档案等，为徽学的研究提供了独特的研究对象和充分的学术资料，这是从社会史和文化史两个研究层面上来说的；同时，在学术思想层面上，徽商的“贾而好儒”之“儒”，也是一个极为值得高度关注的问题，也正因为徽州地域文化的色彩是儒家性质的，它是在孔孟之道和朱子理学的笼罩之下，并伴随着整个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史的脉络，从而形成既具地域学术风格，又富有极为本分的学脉传承，故有朱子学、新安理学、皖派汉学等一路而下、令人瞩目且自成体系的学术现象存在。
徽州建筑（资料图）
可以预言，无论在社会史和文化史层面上，徽学原始资料或地面遗存的不断发现，会使徽学继续向前，而且在传统经典文献及其所富含的思想宝库的研究上，也将随着当代传统文化复兴的脚步，成为经学、小学、哲学和自然科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和内容，这也是当下学者回顾和总结历史所能给予的自然判断和“众望所归”。
凤凰网国学：著名历史学家傅衣凌先生曾指出徽学“是以更宏大的背景、更广阔的视野,从整体史角度,来考量和审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社会经济、历史与文化发展的典型范本。”您同意这种观点吗？如何理解这个“范本”？
徐道彬：傅衣凌先生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开拓者，能以高瞻远瞩的眼光和海纳百川的胸怀，给徽州这块土地的自然和人文的属性以准确的定位。我极为认同他的观点和说法。
傅衣凌(1911~1988) ，原名家麟﹐笔名休休生，福建福州人，中国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经济史学主要奠基者之一。
事实上，今人给予徽州的另一种说法叫“商成帮，学成派”，也从徽州本质和现实层面上突出了徽学的“宏大”“广阔”“整体性”等特点。因为徽商不可能就在本土做生意，徽州学者也不可能都是窝在家里做学问。商人必须是山南海北地四处寻找商机，洽谈业务，更要与官僚打成一片，借助政治力量以牟取更大的利益。学者也要广交学友，切磋琢磨，同时伴随着因科举考试而需至江浙乃至京师的一路奔波。故徽州学者与徽商一样，他们的成功与成名都在外地而不在本土，故其有“宏大的背景”“广阔的视野”之说。徽州人的这一特性，终使之成为明清商界和学界都特立独行而又光芒耀眼的不可复制的“典型和范本”。
总之，作为研究对象，历史赋予“徽学”的遗产自然是综合的、整体的、长时段的，且具有无限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历史传承性。
凤凰网国学：徽学，自产生到逐成体系，其形成、发展和繁荣历经千年，影响不断扩大。您觉得促成徽学研究的有利条件是什么？
徐道彬：徽州人绝大多数都是因晋、宋两次南渡和唐末黄巢之乱而避难于此的中原儒家衣冠，经过数十代人的奋斗和积累，形成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富庶的后方保障，使得他们拥有足够的财富资源和广博的知识见闻，加之他们不忘“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和“学而优则仕”的儒家训令。这种“坚实经济”与“儒家情怀”的结合，使得他们无论是从商还是问学，都具有了足够的环境和资本。
其次，徽州人口的充分流动，不仅促成了商业的迅猛发展，而且对自然科学的实践活动与人文思想的理论传播，都起到了重要的拓展、融合与进化的作用。因此，富足的经济基础和具有自由思想的人口流动，是形成徽学发展与传播的有利条件。
凤凰网国学：新时代徽学研究有何特点？应该如何研究徽学？
徐道彬：当代徽学作为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学问，基本上以文书档案、经典文献和地面文物遗存为基本研究资料，希望通过对徽州历史文化的深层解构和解读，进而由此探索中国千百年来积淀下来的优良传统和礼乐文化。
徽州文书（资料图）
今天的徽学研究内容，已涉及文、史、哲、经、管、法、理、工、农、医，及艺术、宗教等所有学科，可以说是“包罗万象”的。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我们已经在徽州社会史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社会也给予我们以相应的称誉，这是我们深感荣幸和自豪，同时也倍感责任重大的地方。
首届徽学学术大会（资料图）
上个月，由安徽省政府出面召集一次徽学名家论坛，针对当代徽学研究的新特点和未来的研究方向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有几位资深的徽学专家认为：徽学之所以能够称之为“学”，而不称之为“徽文化”和“徽州学”，就是因为有了朱子学、新安理学和“皖派”学术作为“学”的理论支持，并加强了对“流动徽州人”的跟踪研究，突出了徽商和徽州学者的传播活动和外在影响，以人物活动为线索而突破地域界限的“大徽州”，作为“徽学研究”的历史背景，努力走出区域社会史研究的视域。惟其如此，海内外所颇为认同的“商成帮，学成派”的美誉，才能既具“商”的物态形式，又富“学”的思想内涵。我想，这应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徽学研究应该具备和加强的地方。
凤凰网国学：中华文化呈现“多源同归“的学术格局，不断衍生出独特且多元的地域学术形态，如鲁学、洛学、关学、闽学、蜀学、湘学、浙学、徽学等，可谓百花齐放、各绽芳姿。湘学、蜀学、徽学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那么，这三学对话的可能在哪？地域学术研究在当代面对哪些难题？最需要解决哪个问题？
徐道彬：宋代以后的徽州文化是典型的儒家特色。从宋代的朱熹、程大昌，到明代的朱升、程敏政，再至清代的江永、戴震，清晰地显露着徽州地域儒家思想发展的一脉相承。同时，湘学与蜀学也与徽学一样地是“如出一辙”。因为代表三学的主流人物，皆为孔孟道统下的杰出儒者，且不说皖江的文翁入蜀弘教，杨雄杨慎三苏的“文以载道”，也不说从周敦颐、胡安国的“湘水余波”，乃至“朱张会讲”的“大江东去” ，仅就“东南三贤”的“濂溪一脉”，也已足以展示“濂洛关闽”一下的学脉传衍。要之，三学与中华文化就是长河与支流的“多源同归”的关系，孔孟道统就是三学所共有的普遍性，而三学则是儒学道统下的特殊性，三学之间自然是“阐明个性，突出共性”，“各美其美”，而又“美美与共”，这也是中国传统主流文化与地域学术之间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
这次三学高层论坛的亮点，在于我们在首届论坛的基础上，设立了圆桌论坛。论坛邀请了关注浙学、濂学、洛学、关学、闽学及永嘉学派、常州学派、江南文化、齐鲁文化等研究的学者，共同为地域学术文化发展把脉问诊开良方。
我们作为文化自信时代的研究和传播者，应该融合现代与传统，发掘新思想，总结新方法，为中国大历史的多元化和丰富性研究，返本开新，建言献策。
【徐道彬教授简介】
徐道彬，安徽寿县人，1966年生，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经学、历史文献学、学术思想史。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大型学术刊物《徽学》编辑部主任，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省徽学学会理事，省朱子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哲学与安徽思想家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大学中文系访问学者。
主持过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课题、江苏省博士后基金课题、安徽省人才振兴计划资助课题等。发表学术论文90余篇，参与《徽学百题》、《徽州文化史》、《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安徽卷》撰述、整理出版清儒江永《四书古人典林》（安徽大学出版社2011）。专著《戴震考据学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和《“皖派”学术与传承》（黄山书社2012）由小学入经学而至思想文化研究，并将传统学术探讨与徽学研究结合起来，以词通道，守正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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