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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蕉风:墨学源流与复兴对国学未来的意义是什么?


来源:凤凰国学

方授楚是民国时期著名墨学家,他的《墨学源流》是墨学研究不可绕开的重要著作,代表了民国墨学的最高水平。该书系统探讨墨学诸核心价值与关键问题,辨正墨学发展史上诸误解和谜团,熔义理发微与拨乱反正于一炉,值得治墨学者一再研读、思考。自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四月首发于沪上中华书局,尔来七十又九年矣!今商务印书馆重版此书,对广大读者进一步了解方先生治墨路径、方法论以及彼时墨学复兴浪潮,大有裨益。于墨学界而言亦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方授楚《墨学源流》

一、《墨学源流》与墨学复兴

方授楚是民国时期著名墨学家,他的《墨学源流》是墨学研究不可绕开的重要著作,代表了民国墨学的最高水平。该书系统探讨墨学诸核心价值与关键问题,辨正墨学发展史上诸误解和谜团,熔义理发微与拨乱反正于一炉,值得治墨学者一再研读、思考。自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四月首发于沪上中华书局,尔来七十又九年矣!今商务印书馆重版此书,对广大读者进一步了解方先生治墨路径、方法论以及彼时墨学复兴浪潮,大有裨益。于墨学界而言亦是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迄今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中国学术范式几经转型和迁移,作为传统学术主体之“国学”,亦随外部局势、思潮的变化而勃兴、而沉沦。此“国学”也,亦非铁板一块,即便在“全盘性反传统”(林毓生语)、“打倒孔家店”的文化激进主义浪潮冲击下,还存在“国学”内部的“路线斗争”——最典型的当属“经学的瓦解”和“子学的复兴”。从章学诚的“六经皆史”到胡适的“六经皆史料”,几千年来古儒指导人们日用伦常的隐微义理被悬隔,经书被置于近代西方学术分科之历史学和文献学的范畴之下,徒余“个案”与“材料”的价值。加之不敷应对民族危亡和西学冲击,儒家所谓的“通经致用”进一步遭到动摇,其由“活着的传统”滑向“死掉的文本”,自然不可避免了。

与之相对的,清末以至民初,中国知识界始终存在着子学复兴的潜流与冲动(需要指出的是,子学之“子”,乃诸子百家之“子”,非经史子集之“子”)。作为先秦诸子百家中与儒学并称“世之显学”的墨学应时复兴,可谓这股思潮的显著代表。彼时学人,致力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找到能够与西方民主与科学精神若合符节的资源。由于儒家文化的衰微,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支流和小群的墨家就被知识分子重新发掘出来,用以比附和对接西方先进文化——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称为子学复兴的时代,蒙尘千年的墨家思想一度得到重视。彼时涌现出一大批诠墨、释墨、解墨、注墨的墨学专著,除《墨学源流》外,尚有梁任公的《墨经校释》、《墨子学案》,吴毓江《墨子校注》、刘师培《墨子拾补》、岑仲勉《墨子城守篇各篇简注》、谭戒甫《墨辩发微》、王治心的《墨子哲学》,张纯一《墨子集解》等不下百余种,一时蔚为大观。

 西化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左翼知识分子,以及一些基督徒、传教士,他们关注墨家思想始于发现其与儒家思想的“异质性”,或出于改良国民性的考量而援墨入西,或出于“本色化”和传教的需要。然则彼时墨学复兴,除了在学术界有一些回响,于民间则几乎没有反应。牟宗三后来在批评胡适的墨学研究时,认为其以《墨经》中有限的光学、逻辑学、几何学知识,来接引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以验证西学在中国古已有之,西学和墨学“若合符节”,十分肤浅。该评语可谓一语中的。彼时墨学复兴,无论是知识界还是教会界,都不过是把墨家作为打击(或会通)儒家的工具,以树立“墨教”的新偶像来取代“儒教”的旧偶像,有着极强的功利主义色彩,背后是彼时国人对于中国万事不如人的文明失落感。

两千年蒙尘,绝学墨道法;十数载开新,诸子百家言!方是时也,国家由闭关锁国转入国际争竞之局面,国人莫不内求统一,外求独立,有若春秋战国然。中国学术亦面临先秦之后第二次“道术为天下裂”,“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墨学源流》著成于国难日深之际,书中饱含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墨子学说的温情与敬意。方授楚自言“墨子之道,摩顶放踵以利天下,而救世之急;今内忧外患深矣,守御无方,利之无术。若腐心于区区文字之末,而曰此墨学也!是则辱我子墨子于地下矣!尤愚之所万不敢存此心,而惶悚无穷也!”[1]。梁任公于《子墨子学说》中亦疾呼:“杨学遂之中国。今欲救亡,厥惟学墨”。然墨学果能救国耶?果不能耶?

方授楚《墨学源流》中多次提及的胡适、梁启超,皆是民国新文化运动的健将。胡适在《先秦名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中重新发掘先秦名家、墨家的名实之辩,使得国人破除了中国传统文化无逻辑思维的误区;梁启超则撰写《墨子学案》、《墨子校释》、《子墨子学说》、《墨子伦理学》等墨学论著,开启民国墨学复兴浪潮。胡适、梁启超弘扬墨学的动机,是期望引入墨家“兼爱非攻,苦行济世”的群体模范和墨翟“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伟大人格,以此改良国人长久形成的冷漠、自私、麻木、残酷的民族劣根性和国民性格;以墨学中所展现的科技精神、逻辑精神、实证精神、牺牲精神来接引西方的自由、民主、科学与人权。一言以蔽之,以“墨家店”取代“孔家店”。他们寄望以墨子学说来振衰起弊、救亡图存,是否成功了呢?

“尊墨”学风之流布,一方面提高了墨学的思想地位,一方面也造就诸多谬误和偏见;学人多勇于天马行空的疑古和发明,疏于谨严笃实的考据辨析,正是有所明、有所见、而弊亦随之。方授楚认为弊在三端:

其一,以墨书为墨子一人所著,其书又包罗万有,而备深湛广博之思;而其人救世捍患,更具艰苦卓绝之行,则视墨子为全知全能之天帝矣——弊在以墨学为应付万事而无穷的“百科全书”,不察古代学问运用于现代社会的可能性与限度;又以墨学之创发乃截断众流,凌空蹈虚,前后无所承续,犹如犹太教先知口传神谕而不知其学所自。继以西方社会学、宗教学之“信念伦理”“克里斯马”比附巨子制度或尚同、天志,将墨子人格“神格化”,以致于如同宗教教主或者上帝一般。

其二,不察墨学发生之背景与其演变进步之经过,于其勃兴骤衰之理,无所了解。则视墨家如光彩炫目之彗星,乍视而终不复见,俨同神迹矣——弊在割裂墨学源流与传承之间的关系,以为墨学经过秦火和汉武一教独尊之后,早已形神俱灭,于后世中国传统文化全无影响,乃“死掉的传统”、“死掉的文本”, “博物馆化”是其历史命运。

其三,墨家一宗,自有限界,他派若惠施宋钘公孙龙辈,不复稽其异同,均援之以入墨而张大焉。仿若“驱龙蛇而放之菹”——弊在学风疑古过甚,不采信史,好造新说。不但没有让先秦各家文献之学派归属问题得到澄清,反而更陷迷雾。彼时学界不乏以名家道家为墨子后学者的所谓“考据”,本来是要示墨学为深渊大泽,结果反显墨学为偏门左道,失却其本来的面目。

以上谬误多涉及义理与考据,方授楚在《墨学源流》中对之辨析甚详。除此之外,他还回应因“尊墨太过”而引起的“两种反响”:谓“恐墨家夺儒家正宗而丑诋之”;谓“震惊墨家学说之高远,若河汉而无极,则疑为战国时代之中国所万万不能产生者,于是漫然曰墨子非中国人”。[2]特别是他针对彼时学界关于墨子墨学自域外空降中土的奇谈怪论,所给予的出入中西古今、兼摄哲学宗教的“比较研究”的大视野,于今人看来仍显得富有十足的战斗性和时代感,堪称开创墨学文章中“护教体”的新局面。

《墨学源流》分上下卷。上卷《墨子生平及其学派》,追溯墨子学说之渊源,梳理墨子学说之体系,纵论墨学之政治、经济、宗教思想,实为“墨学十论”原典诠释的力作;继而考辨墨经之作者与学派归属、具列后墨哲学之知识论与实用科学、归正墨义在历史流变中的歧出,更兼百科全书式的视野。下卷《墨子之姓氏国籍学说辩》,落力回应近代学人对墨子学说的误解和泼污,以一种雄辩滔滔的护教式文体,系统驳斥墨翟非姓墨、墨子为婆罗门教徒、墨子为阿拉伯回教徒、墨子为邢徒奴役等谬说妄见。于“十论义理”诠释、后墨名辨逻辑学等传统治墨理路外,别开一番“比较哲学”/“比较宗教”的新生面。

二、《墨学源流》与墨学源流

墨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有救世情怀的学派,提倡“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葬”“节用”“天志”“明鬼”,并在逻辑学、光学、物理学、兵法等诸多方面对中国古代科技有卓越的贡献,李约瑟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中曾称赞“墨家的科学成就超过整个古希腊”。不仅如此,墨翟伟大的人格精神亦为历代所敬仰,甚至作为墨家论敌的儒家代表人物孟子和道家代表人物庄子,都不得不承认他“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非圣无法”的李贽亦借墨家思想批判宋明腐儒的”假道学”。“是以圣哲之治,栖栖遑遑,孔席不暖,墨突不黔”(汉·班固《答宾戏》)——纵墨子及其学说自汉代以后隐而不彰,历代仍不乏贤人褒扬其急公好义、剑及履及的伟大精神。

墨子时代,宗法社会趋于瓦解,周天子权威沦丧,诸侯列国征伐不已,平民百姓的生命财产遭到重大损失。墨子出身贱人,起而反动封建贵族政治,身体力行传扬墨家平民哲学和和平主义精神,对当世及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方授楚总结墨家十大核心思想(或曰“墨学十论”),认为墨家因战争于平民有损无益,故倡非攻;非攻又须以兼爱易之,是为方法论,故倡兼爱;彼时贵族把持社会阶层的流通管道,平民无由上达,故倡尚贤;列国分立,政令不一,非攻无由统一,故倡尚同;贵族所行礼乐奢侈淫靡,苛严而厉民,于提高社会最基本之生存条件毫无益处,故倡非乐非礼、节用节葬;统治阶级以“命”辖制庶人阶级的革命意志,鼓吹安分守己逆来顺受,故倡“非命”;又树赏善罚恶的天帝鬼神以加添智识别水平不甚高之庶民的意志,以增其勇,故倡“天志”、“明鬼”;又与儒家每事均对立,虽同尊尧舜禹汤文武周,然取舍相反不同,辩论尤烈,故又倡“非儒”,并作专书列于《墨子》中。由是观之,墨子实为彼时平民阶层之“代言人”,其行动和主张可目为对封建贵族政治以及“尊周背夏”儒家学派的一场思想抗争,对大国止战非攻、弱国强力从事、贵族俭廉节用、庶民兼爱利他,均起到先导性、表率性的作用。

今人追溯墨学之源流,一般认为墨家脱胎自儒家,或谓墨子曾学儒,因不满儒家繁文缛节而另立新说,后渐成一大学派,“墨家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其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身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子·要略训》)。墨家与儒家并称战国时期两大显学,“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即归墨”(《孟子·滕文公》),“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韩非子·显学》)。方授楚认为墨学乃由墨子一人所独创,“九流”多以其学术名家,唯独“墨家”乃标举其倡导者一人之姓名,足见墨子地位之重要及其学说之特殊。故“墨子以前无墨学”,墨子诚为墨学开山始祖。对于墨学源于尧舜、夏禹或史佚史角的看法,方授楚认为皆别家所述,非墨子自道,不足为据。

墨家是儒家最早的反对派和论敌。《墨子.非儒》对“孔某”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几乎是“凡儒家支持的,墨家就反对;凡儒家反对的,墨家就支持”。亚圣孟子论到墨家以“禽兽”相称,曰:“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又曰:“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君无父,是禽兽也”(《孟子·滕文公》)。儒家学派另一代表人物荀子在《非十二子》中谈到:“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僈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墨翟宋钘也。”“儒墨斗法”是中国两千年历史上时间最早、影响最深远的学术论战,是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的前奏。墨家在与儒家的不断辩难中彰显声音,传播思想,收纳门徒,亦因此而遭受自孟子以下儒家所下“无君父”的铁判。所以后世一些同情墨家的人认为墨学沦为千年绝学,乃儒家刻意打压的结果,是思想界一言堂的显见牺牲品。当然,“墨离为三”引发的学派内部分裂、墨者西入秦国被秦制收编、墨家尚同主张中潜隐的独裁倾向、后墨哲学在神义论鬼神观上的逻辑不自恰等,都被认为可能是导致墨学中绝的原因。

墨学中绝的过程乃渐而非顿,于今已成学术界的共识。就外部因素而言,秦火和汉武“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后,墨学的传授始有衰微,但不能谓其全为政治环境所逼迫。淮南王刘安时仍有墨者,其后踪迹莫得其详。胡适之在《中国哲学史》中论到墨学的消亡原因有三:其一,儒家的反对;其二,墨家遭遇政客猜忌;其三,墨家后学诡辩太诡。梁启超在胡适的基础上又增一条,认为墨家之道违背人性,墨子虽能独任,天下人难行。

胡、梁之外,尚有“革命”“反革命”论。李季以墨家为代表秦末农工阶级的革命派,由于陈胜、吴广农民起义遭到镇压而失败,以及革命成果为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刘邦所窃取,以致不能幸存。郭沫若以墨家为反革命派,其自身的消亡正是“自证”了反革命敌不过历史进化的规律。[5]

胡适、梁启超的说法,涉及墨学中绝的内外因。虽不能谓一无所取,确有草率化约之嫌。方授楚认为孟子辟杨墨时“孟学”尚不彰显,“罢黜百家”时墨学久已衰微,所以言儒家对墨家的反对足致墨学中绝,实在过分夸大。至于“诡辩太诡”,乃胡适错把名家当作墨家遗传所造成的歧见,诡辩玄妙乃名家灭亡的原因,非墨家灭亡的原因。由战国末年至西汉初年,中间历时百年,政客偶一为之之事,本不足资证墨学因遭猜疑而致绝灭,不然“秦墨”的历史就不能说清。且儒墨并称先秦两大显学,天下之言不归杨即归墨,墨家昌盛之时门徒云集,声名无远弗届,若真如庄子所言的“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学自应“及身而绝”,何待后乎?

李季、郭沫若的说法,方授楚据史料驳之甚详。秦末农民起义,墨家未见热烈参与;倒是暴秦统治,反有拥护的嫌疑,因此不能说“革命的”;同时若曰墨家敌不过历史进化的规律,何以其不亡于庄孟荀韩百家争鸣之时,而亡于儒家取得“一教独尊”的地位之后。方授楚谓郭沫若斯论乃落井下石,墨家诚非因“反革命”而亡矣。须知历史留下的不尽都是精华,历史淘汰的不尽都是糟粕。

方授楚认为墨学之流传中断于四因:自身矛盾、理想过高、组织破坏、拥秦嫌疑。今人看来,墨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国若其国,超越一己血亲,突破五伦关系,走向互动现场式的“第六伦”(兼相爱,交相利)。兼爱非攻交利,是走出自己,迈向陌生他者的别异的行动,这正是孟子批评的“无父”,于亲亲尊尊的社会遗传和习惯法之下,本来难行,无法作为一普遍范式推而广之,适用性似乎不如儒家同心圆式的“推恩”。非攻而赞诛,杀盗非杀人,为了证成止战非攻而陷入目的论和方法论的循环论证,最终流于诡辩。墨子学说为彻底役夫之道,以贱人阶级的道德来教化平民百姓,尚有可为;若推自其它阶级,如贵族、君王,则非善法。其于经济建设上,节流有余,开源不足,对保持最低生活水平或有可为,于扩大再生产实乏善可陈——这正是墨家理论逻辑上不自恰、墨家理想陈义过高而难以实行的原因。

又《韩非·显学》篇云“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墨子、禽子死后,墨家学派后继无人,再无一具号召力凝聚力之领导,后墨时代墨家组织分裂崩解之征兆,几可见也。至于墨家西入秦国一事,学界历来存疑。仅依传世经典儒《吕氏春秋》或极其有限的出土秦简的记载,仍不足征,文献不足故也。著名学者何炳棣先生认为秦制的建立,是在政治上实现了墨家尚同的理想;秦国转弱为强非商鞅变法,实为墨者功劳;墨者入秦助秦,为国史一大事因缘,是大一统帝国的隐秘先声。何炳棣先生此论与方授楚暗合,方授楚于几十年前已有如之想象,可不谓学人之间“心有戚戚焉”?

[责任编辑:李志明 PN032]

责任编辑:李志明 PN032

标签:墨学 源流 复兴 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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