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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为何开篇说三家分晋?清华教授专栏品读


来源:凤凰国学

上起公元前403年,下迄公元959年,一千三百多年间华夏大地究竟发生过怎样波澜壮阔的历史?300多万字的《资治通鉴》,只是执政者的治国宝典吗?普通人如何从这部著作进入历史深处,领略中华文化的深沉智慧?历史学家张国刚在凤凰国学开辟专栏《品读<资治通鉴>》,为您详细解读。

【引言】

毛泽东云:中国有两部大书,一部是司马迁的《史记》,另一部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都是有才气的人,在不得志的情况下撰写的。唯其有才,故能写出好书,值得阅读;唯其不得志,故能写出深刻的书,值得参悟。

司马迁纵横恣肆,直抒胸臆。《货殖列传》,阅尽人间百态;《刺客列传》,沉郁凄美,荡气回肠。《史记》不虚美,不掩恶,尽显真精神。

司马光厚德载物,忧国忧民。《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力求警钟长鸣、读史明智,“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赤子之心淋漓尽致。

如果说《史记》展现了道家的自由与洒脱,那么《通鉴》则体现了儒家的使命和责任。鉴于《资治通鉴》用294卷的篇幅,记载了战国之赵宋建立前1362年的历史(若加上倒叙则超过1400年),涵盖了“二十四史”中十九部正史的内容。其内容之深厚、史实之繁复,则是《史记》所不能比的。

我们的读史,选择了《资治通鉴》。

上起公元前403年,下迄公元959年,一千三百多年间华夏大地究竟发生过怎样波澜壮阔的历史?300多万字的《资治通鉴》,只是执政者“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治国宝典吗?普通人如何从这部煌煌大著中进入中国历史的深处,领略中华文化的深沉智慧?应凤凰网国学频道邀请,历史学家、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张国刚先生开辟《品读<资治通鉴>》专栏,为我们作详细解读。

王夫之《读通鉴论》认为,读史之旨趣,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这个“道”是什么呢?如何去达到这个“道”的境界呢?是司马迁的无拘无束,还是司马光的家国情怀,这则是可以任由读者诸君去选择的。

专栏作者:张国刚,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为联邦德国洪堡学者,主要致力于中国古代史、中西文化关系史的研究。

 

【张国刚读史专栏】

品读《资治通鉴》(1)三家分晋:智伯的覆亡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即公元前403年,周天子正式任命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这是《资治通鉴》记载的第一件事。司马光为此配发了一通长达千字的评论“臣光曰”。评论说,此事表明周天子自己坏了规矩,导致政事日非。如果周天子屈服于压力,自己抛弃了礼仪名分的规矩,那天下的倾颓就无可救药了。

周朝政治秩序的崩溃,意味着这个时代的结束,司马光于是把它作为自己叙述历史故事的起点。为了交代事情的原委,司马光把镜头拉到了七十多年前,即春秋末战国初年。其时,晋国的六卿是赵、魏、韩、智、范、中行六大家族。其后,范氏、中行氏两大家族被消灭,掌控晋国大权的是智氏、魏氏、韩氏、赵氏四大家族。其中尤以智氏家族权势最煊赫。到了公元前453年,即赵魏韩三家卿大夫晋升为诸侯之前五十年,却发生了三家联合消灭智氏家族的事情。

“初,智宣子将以瑶为后。”《资治通鉴》习惯用“初”这个字开头,交代一段历史背景。智氏家族说一不二的大家长智宣子,决定选嫡子智瑶为嗣卿。族人智果反对说,智瑶虽有“五贤”:美鬓高大,骑射兼通,才艺超群,善辩能文,强毅果决。却有一个最大的弱点“不仁”,即缺乏仁德之心。为人刻薄寡恩,损人利己,不懂笼络人心,谓之“不仁”。智果认为,如果不能施政以仁,自恃“五贤”强势治国,不可能获得心悦诚服的拥戴。智宣子根本听不进智果的劝告。

与此同时,赵氏家族也在考虑嗣卿人选。《资治通鉴》提到赵简子重点考察的两个儿子,长曰伯鲁,幼曰无恤。究竟立谁为后?父亲打算考考他们。赵简子把两支写着“训诫之辞”(教导青年修身自敕之类的警句)的竹简,分别交到两个儿子手上,叮嘱他们牢记在心并保管好竹简。三年之后,父亲问他们,还记得竹简的话吗?大儿子伯鲁忘得精光,竹简也找不到了。小儿子无恤却背得滚瓜烂熟,竹简也藏在随身的衣袖里。“于是简子以无恤为贤,立以为后。”显然,赵无恤的谨慎、谦卑、细心,让父亲决定立他为接班人。这就是赵襄子。

《史记》卷43《赵世家》记载了另外一个故事,说赵简子大病三日,不能言。扁鹊准确地诊断了他的病情。赵简子醒来后说他梦见了天帝,给他两个竹笥,让他传给后人。又说有高人给赵简子的儿子看相,只有翟女所生赵无恤最贤。赵简子从此注意考察这个孩子。有一次,他让孩子们到恒山上去寻找“宝符”,大家一无所获,只有赵无恤说,我找到了。从恒山往下看,代地可取也。于是赵简子决意把接班的重任交给他。赵简子的梦不管是真是假,至少在抬高庶出的赵无恤继位的合法性、权威性上是有“天意”支撑的。

几年之后,智宣子去世后,智瑶继位,世称智襄子或智伯。智伯主持国政,处事强霸。在一次南台的酒宴上,智伯轻侮韩康子及其辅臣段规。别人怀恨在心,他却不以为意。

不久,智伯又以筹措军费的名义,要韩氏家族献出一座城邑。韩康子当然不同意。辅臣段规却建议答应智伯的要求,把祸水外引。说倘若智伯得寸进尺,再把矛头指向他人,我们可以静观其变啊。韩康子觉得有道理,就给了智伯一座万户的城邑。

智伯果然胃口大开,再向魏桓子索地。开始魏桓子觉得智氏欺人太甚,要予以拒绝。可他的辅臣任章却建议采用“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予之”的骄兵之策,麻痹智氏,并暗中结交利害攸关的盟友,共同对付智伯。何必让我们自己单独成为智氏的打击目标呢?老谋深算的魏桓子明白了任章的意思,也痛痛快快地给智氏送了一座万户之邑。

当志得意满的智伯进而“又求蔡、皋狼之地于赵襄子”的时候,遭到了赵氏的坚决抵制:先祖留下的祖业,怎么能随便割让给他人?智伯于是带上韩魏军队一起攻打赵氏。

面对气势汹汹的智氏联军,赵襄子有三个战略要地可以避难:长子、邯郸、晋阳。长子城高池深,邯郸粮草丰足,赵襄子都不去,选择去晋阳!他说城高池深,说明老百姓的徭役繁重;粮草丰足,说明老百姓的赋税沉重,有什么可依恃的?先父在世时,命尹铎治理晋阳,轻徭薄赋,晋阳人心最可依赖!于是,赵襄子选择晋阳作为自己抗击联军的根据地。

果然,当赵襄子逃奔晋阳之后,智伯率领三家联军把晋阳城围得水泄不通,甚至决汾水以灌城。围城两年,晋阳军民同仇敌忾,毫不动摇,“沉灶产蛙,民无叛意”!

在这个时候,智伯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第一,刚愎自用,霸气逼人;第二,一意孤行,轻视对手。

智瑶乘车巡视攻城。他坐在最尊贵的左侧位置;魏桓子“御”,在中间驾车;韩康子“骖乘”,在右侧持兵护卫。三位卿大夫都是主君,关系却不平等!威风十足的智伯不无轻佻地说:“哎呀,我今日才知大水足以亡人国啊!”霸气的外露引起了两个盟友的忧虑,因为二子担心“汾水可以灌(魏都)安邑,绛水可以灌(韩都)平阳也!”

魏、韩二子的忧虑很快就被智伯身边聪明的谋士絺疵所察觉。他提醒主公,魏韩必反!智伯问,先生怎么知道呢?絺疵回答,从人情事理即可推知!晋阳城破在即,二子不仅没有喜色,却忧心仲仲,不就是担心唇亡齿寒,赵氏亡,下必及于韩魏吗?

次日,智伯以此质问魏桓子和韩康子。二子矢口否认,说一定是有人充当赵氏的说客,想让您怀疑我们而放松了对赵氏的攻击。我们都盼望早日分享赵氏的田土呢,怎么会去做危险的傻事冒犯您呢?智伯相信了二子的辩解,毫不怀疑。

事后,絺疵质问智伯,主公怎么把我的话告诉二子了?智伯说,先生怎么知道呢?絺疵说,刚才他们出去的时候,迎面狠盯了我一眼,就匆匆离去。我猜一定是他们发现我读懂他们的心思了。智伯完全不理会絺疵的分析。

被围困在晋阳城的赵襄子决定反击。他秘密派人出城,游说韩魏两家,说以唇亡齿寒,赵亡,难必及于韩魏的道理。三家一拍即合,约定日期,采取联合行动,反攻智氏。

公元前453年的一天夜里,赵襄子突然对岸上军队发动袭击,并掘开水坝,倒灌智氏驻军营地。智伯的军队因为救水而大乱。韩魏两军趁机从侧翼进攻,赵军从正面猛攻,大败智氏军队。智伯被杀,智氏家族灭亡,三家尽分其田土。五十年后,就有了本文开头周天子正式封魏赵韩三家为诸侯的事。

智伯的覆亡,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

“臣光曰”结合智伯之死,对领导人的德和才的问题发了一通议论。司马光认为领导人的德比才重要,甚至认为宁可用无德无才的愚人,也不能用有才无德的小人。这里不无激愤之词。人究竟是性本善还是性本恶,孟子与荀子等儒家巨擘都争论不清。从今日角度言之,与领导者个人的道德修炼相比,制度对权力的约束则更为根本。但是,在制度的约束前提下,选择什么人当接班人,其人品高下还是很重要的。

司马光对于领导者的修炼有过很系统的看法。宋神宗治平四年(1067年),司马光上疏提到“人君修心治国之要”。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仁”。仁就是要讲政治,并且善于把政治理想濡化为社会的共识;同时,还得发展生产,重视民生,这样才能得到百姓的真心拥戴。智伯利令智昏,贪得不厌,不仁之名,当之无愧!但是,如果进一步追问,是否魏赵韩三家就不贪婪,比智氏更“仁德”?恐怕也不尽然。可是,赵襄子懂得,与城池、物资等条件相比,人心拥戴才是最可靠的保障,说明赵襄子比智瑶更懂政治。

智伯的问题,其实在他被选为接班人之时,就暴露出来了。智伯的“五贤”即五大优点,在古人看来并不是人君最重要的看家本事。《荀子•王霸篇》说:“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为能者也。”智伯的本事属于“自能”。唐人赵蕤的《反经》在引用荀卿这段话时,提升到人君“大体”的高度。智伯的五大优势,是“匹夫之能”。领导者关键的本事在于识大体(懂政治),善用人(“以官人为能”)。智伯狂妄霸道,误判形势,轻视对手;决策上不明是非,不听谋士正确的谏言,都是领导者的大忌。与智伯的粗疏相反,赵襄子在被父亲选中为接班人的时候,就表现出过人的精明和细致。此外,智瑶外交上也犯了错误。言语不谨慎,行为太张扬,引起盟友韩魏两家的疑忌,临时的“统一战线”霎时解体,己方三对一的优势,变成了与敌方一比三的劣势,焉能不败!

总之,智伯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领导者应有的素质和应有的领导能力是什么,应该如何谦虚谨慎处理国务政务。《资治通鉴》之所以从智伯开始,固然跟三家分晋的时代有关系,同时,也是想借此提醒领导者:智伯是一个反面典型,修炼品德,仁爱得众,比“匹夫之能”的“五贤”重要,领导者不能重蹈智伯的覆辙。

推荐书目:张国刚著《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中华书局出版。

*本文系凤凰网国学频道独家专栏,经作者授权发布,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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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柳理 PN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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