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批陈寅恪“不愿指导研究生”？日记史料揭内幕

“北大亟思寅恪来任教”：一个未见实施的“挖人”计划

北大曾经打算向清华“挖来”陈寅恪，此事前所未闻，兹特予揭橥。为存原貌，本节换用逐条笺释的方式。

1940年8月25日《日记》：“得陈寅恪函，将就香港大学之聘，闻之怅然。”（第304页）

按：《也同欢乐也同愁》谓：“既然今年仍不能赴英，便打算开学又回西南联大。但滇越路断，回滇益难。后来幸得杭立武与香港大学商洽，并得许地山周旋，聘为客座教授Visiting Professor，每周约两节课。每月薪水港币三百元，曾欲月俸五百元，无法办到，全由中英庚款会支付。这样全家暂留香港。”（第158页）又，陈寅恪该年8月24日正式致函清华校长梅贻琦，“向学校请假”；同日，中英庚款董事会总干事杭立武也专为此事函商于梅贻琦。（黄延复《关于陈寅恪四十年代初滞港前后的一些史料》，此据张杰、杨燕丽选编《追忆陈寅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73-375页）郑天挺8月25日即已收到陈寅恪寄自香港的信件，据而推知陈寅恪提前函告了留港任教之事。

1941年3月11日《日记》：“作书致孟真，请其代约寅恪先生来北大任教，并商觉明延缓至史语所事。”（第392页；“孟真”，傅斯年；“觉明”，向达）

按：该年2月5日，傅斯年、邓广铭分别写信告知陈寅恪，3月份即将召开中研院第二届评议会第一次年会；2月26日，代理院长朱家骅、史语所所长傅斯年联名致电，请陈寅恪出席3月12日之评议会。陈寅恪遂由港飞渝与会。返港后，“本拟移家离港，写信给北大文科研究所，请求资助旅费”。（《也同欢乐也同愁》，第159-160页；陈寅恪与北大文科研究所之关联，详下节）

1941年4月15日《日记》：“欲作书致寅恪，未成，难下笔也。北大亟思寅恪来任教，处此合作局面，不便言，又不忍不言，且言之不当，寅恪且将不复来也。”（第409页）

按：陈寅恪此年2月28日致傅斯年一函，谓已决定从香港迁回内地，待赴重庆会议后，“如有暇则赴李庄一看情形，以为迁居之预备。大约昆明地太高，心脏不能堪。如不能去李庄，叙永不知如何？叙永情形，在渝可详问杨金甫兄一切也。”（《陈寅恪集·书信集》，第76页；“杨金甫”即杨振声，时为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后任西南联大叙永分校主任）。3月14日，梅贻琦致信陈寅恪，坚其返校之念：“本年授课港校，一切都顺利否？时时为念。最近此间消息谓尊眷或与光钦眷属移住川中，想因港中局势加紧，故作此避地之计，但嫂夫人及侄辈旅行计划何如？吾兄是否同来？抑待夏间课毕再返国内？此间同人皆极关心，而尤欢迎文驾之早日返昆也。联大自去冬以来，计划可称大定，除将一年级学生安置叙永上课外，原校各部分皆未移动。惟图书仪器大部送往近郊疏散，同人家属十九已移居乡下，故教师上课时间改排于星期一、二、三或四、五、六，使城乡来往者较得便利耳。舍间一小部分亦移居梨烟村（海源寺附近），弟每周偷闲去住二三日。”（《关于陈寅恪四十年代初滞港前后的一些史料》，见《追忆陈寅恪》，第375页；“光钦”，彭光钦，四川省长寿县人）

傅斯年

傅斯年平生最恨“拆台主义”，且此时与陈寅恪之关系已迥异于前，不大可能替郑天挺关说；郑天挺身为联大总务长，做事既要认真，更要周全。因此，这封难以下笔的招募信，估计最终没有完成。

北大“挖人”计划虽未付诸行动，但其史料价值仍值得注意，因为仅此一端已足以证明郑天挺当年“处处调停”、“维持全校”、“弥缝三校”（《日记》，第994页）之良苦用心。

陈寅恪“不愿任课”？“不肯指导人”、不肯“指导研究生”？

对陈寅恪的负面评价，最狠的一句话大概是胡适的“文章实在写的不高明”（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六册，第657页），紧随其后的可能要算傅斯年的那句“不肯指导人”、不肯“指导研究生”（详后）。胡适的评语与本文无关，掠过不论；傅斯年的狠话，涉及他与陈之间“伟大而曲折”的友谊。辨析傅陈关系史的最好文字，仍然要数张旭东的那篇长文——《陈寅恪与傅斯年的友谊》（2016年11月20日、11月27日连载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旭东的文字，历来亲切而有味，《日记》带来的若干新材料或许可以为他的长文增添新内容。

1939年5月，北京大学决定恢复文科研究所，由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兼任主任，北大郑天挺担任副主任。傅主任工作太多，且经常去重庆，实际负责较多的是郑副主任。文科研究所聘请了陈寅恪、傅斯年、汤用彤、杨振声、向达、郑天挺等人担任导师，同年夏即开始招生（《陈寅恪与郑天挺》）。此时的陈寅恪，一身兼三职：西南联大（清华大学）教授、史语所研究员、北大文科研究所导师。

1939年8月、1940年8月，汪篯、王永兴先后被录取为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日记》，第176、300页），由陈寅恪担任“主任导师”，郑天挺“亦以导师名义协助指导”（《陈寅恪与郑天挺》）。仅从《日记》来看，陈寅恪由于各种原因，对名下两位研究生的指导确实出现过“缺位”现象，反倒不如郑天挺认真、周到。

事关导师尽职与否——无论基于主观原因还是客观条件——的原则性问题，所以，必须用事实说话：

1939年7月20日，北大文科研究所委员会开会，确定研究生报考初审及格者十人；8月5日，笔试；8月6日，口试；8日，研究所开会，议决录取名单。（《日记》，第168、169、175、176页）傅斯年与郑天挺主持、参与全过程，陈寅恪因为赴港探亲而缺席。1940年8月15日，研究生笔试；16日口试，“全体九委员出席”，晚餐后“开委员会导师阅卷委员联席会议”，审查研究生考试成绩，确定录取、备取名单（《日记》，第299-300页）。傅、郑全程参加，陈在港准备赴英讲学。

1939年10月20日至1940年6月16日，便是导师陈寅恪指导硕士生汪篯的全部时间；而对硕士生王永兴的指导，至少在时间、空间上都很难成为现实。当然，抗战胜利后清华复员，陈寅恪通过郑天挺要来汪、王（皆为北大教师）担任助手，两位学生再执弟子礼，亲炙于门下（详《也同欢乐也同愁》，第213页），则另当别论。

陈寅恪在西南联大时对汪篯的指导，目前还缺乏最直接的史料；郑天挺的履职情况，在《日记》中有如下记载（二人交往，另有数则，此略）——

1940年6月16日：“明日研究生考试，汪篯本由寅恪为主任导师，余辅之，寅老明日往香港，以试事嘱余。下午拟四题：……”（第280-281页）

1941年2月23日：“坐金华庵侧茶居，小坐读报，知昨日敌机四十架，分五批轰炸个旧及滇缅路西段，公路被毁甚长。十一时起行，十二时一刻抵龙泉镇宝台山。先至所内，与阴法鲁、杨志玖、阎文儒、王永兴、逯钦立谈，钦立患疟，差痊矣。更至观音殿，与王玉哲、周法高谈，王明、董庶、汪篯在城，李埏还里未返。诸生情形尚佳。”（第384页）

对王永兴，或许是因为已经知道陈寅恪一时难以返滇，郑天挺对他的指导似乎更加用心尽力——

1940年10月6日：“王永兴来，询作业。”（第322页）

1942年7月2日：“晚出王永兴年考试题。永兴导师为寅恪、觉明，寅恪不在，觉明将去，乃以嘱余。本年其所留意者为姚崇与张说交恶问题、都兵问题、募兵问题，乃就以问之。……”（第574-575页）

1942年9月23日：“出王永兴初试试题，其论文为《中晚唐募兵制度》，凡出三题另附。”（第611页）

1942年9月30日：“王永兴君初试试题……”（第613-614页）

1943年6月18日：“晚饭后王永兴、汪篯来谈。”（第709页）

1943年9月16日：“十至十一时授隋唐史，此课与汪篯、王永兴同授。”（第736页）

说完陈寅恪对指导两位研究生的“缺位”，再回到傅斯年的那些狠话上来。

1942年4月底，陈寅恪“忽得朱家骅营救之秘密电报”，5月5日携家逃离香港，历经磨难，6月18日才抵达桂林（《也同欢乐也同愁》，第164-168页）。随后，他接受了广西大学之聘（中英庚款会在该校设立之讲座），结果引起傅斯年的强烈不满。

8月14日，傅斯年致函陈寅恪，指责他返程一拖再拖，支专任研究员全薪却在桂开设讲座尤其违反史语所组织通则（详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中研院史语所2011年版，第三卷，第1302-1305页）。

一并抄寄给陈的，还有傅氏同日答复广西大学张颐校长的信：

弟于寅恪之留广西，心中亦不赞成，然寅恪既决定如此，故前次致弟信，弟即转托杭立武兄矣。至于明年寅恪入川（亦要看他夫人身体如何），弟等固极愿其在李庄，然如贵校确有何等物质上之方便，于寅恪之身体有益者，亦当由寅恪兄自决之，只是两处天气、物质，恐无甚分别，而入川之途，乐山更远耳。且为贵校办研究所计，寅恪先生并非最适当者，因寅恪绝不肯麻烦，除教几点钟书以外，未可请其指导研究生（彼向不接受此事），而创办一研究部，寅恪绝不肯“主持”也。弟所见如此，此信及惠书均抄寄寅恪矣。（同上，第1306页）

8月31日，傅斯年致叶企孙一函仍带有怒气和嘲讽：

寅恪就广西大学之聘，弟不特未加以阻止，且他来信派弟写信给杭立武兄，弟即办了。弟一向之态度，是一切由寅恪之自决，（实则他人亦绝不能影响他，尤其不能影响他的太太。）彼决后，再尽力效劳耳。其实彼在任何处一样，即是自己念书，而不肯指导人，（本所几个老年助理，他还肯说说，因此辈常受他派查书，亦交换方便也。一笑。）但求为国家保存此一读书种子耳。弟知他一切情形极详，看法如此。（同上，第1313-1314页）

傅斯年放炮仗一般的言辞，郑天挺是否知晓，目前还不得其情。不过，从《日记》里的一条记载来推测，陈寅恪、向达等人“不愿任课”似早已为众友人所习知。郑天挺1940年12月20日的日记留存了汤用彤的一条建议：

午间与锡予谈，锡予主以祝适之先生五十寿为名，请在美诸友向国外捐款五万至十万美金，为北大文科研究所基金设专任导师，凡不愿任课之学者，如寅恪、宾四、觉明诸公，皆延主指导。此意甚善，日内当与孟邻师商之。（《日记》，第354页；“适之”，胡适；“宾四”，钱穆；“孟邻”，蒋梦麟）

“诸公”因各种因素作用而“不愿任课”，原本无可非议；但主事者为此有所苦恼，的确也有其情理在。缘于此，即便是《日记》的这则新材料貌似更多地倾向于傅斯年的批评，依然动摇不了我对张旭东观点的认同：

我相信，以傅先生之资历、人品，其言必有所据，虽与其他大量记载不符，但傅先生所言当有其事。不过究其实，似非陈寅恪先生自私高傲不指导人，而由于其他事由，也有不指导人的时候。傅先生如此说，当非无中生有，而是夸大其词（张旭东《也相倚靠也相难：陈寅恪与傅斯年（下）》，载2016年11月27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日记》之外的“日记”值得期待

《日记》之外，郑天挺应该另有“日记”——1938年1月1日之前、1946年7月14日之后。它们的整理、出版，同样值得期待。限于篇幅，以下试举两例，他者不难类推。

陈三立

例一：陈三立为郑天挺书写横幅。

郑天挺曾自称，抗战前，陈寅恪之父陈三立老先生曾为他书写“史宧”之横幅，他一直郑重地悬于屋中。此事自2000年由其子首次披露，至今难详内情，李开军《陈三立年谱长编》征引极为博赡，对此也难涉及，看来只能留待“日记”还原当年情景。

《日记》仅有一处与陈三立有关，事在1938年1月18日，时郑天挺任长沙临时大学教授：

午莘田、雪屏约逵羽在长沙酒家饮馔，余及矛尘、廉澄、建功陪坐。壁间悬有李梅盦（瑞清）联、陈散原（三立）诗扇。李联书于宣统元年，严整有逸趣，与晚年所作若丘引状者迥殊。陈扇作于光绪七年，其少年作也，极佳。散原老人于今秋（以阳历计则在二十六年）忧国绝食，以致不起，对之肃然。（第7页；“逵羽”，樊际昌；“矛尘”，章廷谦；“廉澄”，赵廼抟；“建功”，魏建功）

于此既可见郑天挺对陈三立之敬重，又可见郑氏对书法确有心得。

邓广铭

例二：1948年底陈寅恪飞离北平前夕，郑天挺、邓广铭与之夜话道别。

1948年12月15日，陈寅恪携家人与胡适同机飞离北平。此前数日之情景，陈寅恪的女儿们是这样回忆的：

1948年12月，战火逼近北平。

13日星期一上午，清华大学及附属成志小学各年级的师生正在上课，流求、美延分别在自己教室里听课。大约10点到11点钟时，隆隆炮声，由远而近，越来越清晰，老师宣布停课，叫小学生们回家去别乱跑。流求骑车回家，见母亲、美延正忙着收捡几件随身换洗内衣，以及父亲的文稿箱等。父母告知，听说傅作义军队将要在清华驻防，这里难免有炮火，父亲是盲人，不像正常人行动灵便，我们得赶快进城，到大伯母家暂避。母亲找来一辆汽车，匆忙吃点东西，汪篯原住在我们家中未离开，父亲在他搀扶下上了车，并托他暂时照看几天这个家，待时局稳定，我们就马上回来，汪先生目送我们的车子开走。虽然父亲不久前有去南方的想法，但在这一天如此仓促地离开清华园，纯属临时决定。前一天12日是星期天，流求、美延都在家，全家没有说起也未作任何离开的准备，这次也只是打算去城里大伯母家暂住几天，所以每人只有身上穿的一套冬衣，其他衣物都没有带。车快到旧校门，遇上陈庆华，他正骑着自行车往我家来，于是告诉他，我们现在进城避几天炮火。此次，汪篯、陈庆华两位先生看见我们离开。当日在大伯母家过夜。

第二天，胡适伯父请邓广铭先生寻找我们。邓先生通过俞大缜表姑才问到大伯母家地址，找到我们，告知国民政府由南京派飞机来接胡适等，交通部长俞大维带口信要陈寅恪一家随此机离开战火中的北平。父母与新午姑、大维姑父向来关系至为密切，相知笃深，听闻邓先生此话，稍作考虑后便随邓先生往胡适寓所，愿与胡先生同机飞离。据说飞机已降落南苑军用机场，遂驱车至宣武门，守军不让出城，于是仍折回胡宅。胡伯母招待我们吃晚饭并住下，胡伯父则忙得不可开交，不是电话便是有人来找或是安排事情。……这天夜里，父亲与郑天挺、邓广铭两位伯父彻夜长谈，几乎没有睡觉。（《也同欢乐也同愁》，第228-230页）

而在邓广铭的记忆中，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1948年12月初，解放军占领了北平近郊，清华大学已经宣告解放。12月13日，南京政府的教育部致电北大校长胡适，说第二天将派专机到南苑机场迎接，并请他邀陈寅恪先生一家同行。胡电清华问讯陈先生的情况，清华告以陈先生已经进城，但不知他住在哪里。14日午间，胡到我家，问我能找到陈先生否，我答以可能找得到。随即到俞大缜教授处问明陈先生的大嫂（陈师曾先生遗孀）的住处（现已忘记，仿佛是东四北礼士胡同某号），我估计陈先生一家必在那里。到那里果然看到了陈先生，我把事情原委说了之后，便问他是否肯与胡同走。他答说：“走。前许多天，陈雪屏曾专机来接我。他是国民党的官僚，坐的是国民党的飞机，我决不跟他走！现在跟胡先生一起走，我心安理得。”（按：到北平迎接胡的专机乃是由教育部派出的，而胡适又毕竟不是国民党官僚；于此也可看出，陈先生总是要尽可能与国民党保持距离）他本说，稍事午休即雇车前去东厂胡同胡宅，要我先回胡宅复命。我到胡家，胡即告以专机已到机场，深恐陈先生到迟了便赶不及了。不料说话间陈先生的全家便已到来。胡陈两家立即乘北大汽车出发。不料到宣武门时，城门紧闭，守门军队不肯放行。胡用电话与傅作义联系，亦未找到傅的所在。遂又原车返回东厂胡同。

这天晚上，陈先生全家都宿于东厂胡同，准备明早再走。我去与陈先生话别，他向我说：“其实，胡先生因政治上的关系，是非走不可的；我则原可不走。但是，听说在共产党统治区大家一律吃小米，要我也吃小米可受不了。而且，我身体多病，离开美国药也不行。所以我也得走。”

胡在晚间与傅作义通了电话，约定明早到中南海他的司令部换乘他们的汽车，又经傅下命令给宣武门的守卫部队，遂得抵达南苑机场而飞往南京。（邓广铭《在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的发言》，载《纪念陈寅恪教授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中山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7页；张求会按：“俞大缜”，原书误刊作“余大缜”）

两相比照，疑点浮现：1948年12月14日夜间，郑天挺是否与邓广铭同在胡适寓所？陈、邓、郑三人是否“彻夜长谈，几乎没有睡觉”？谜底，看来只能留待“日记”解开。

【相关阅读】

郑天挺日记还原：陈寅恪的三年“西南联大时期”